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汪高鑫:易学视域下的欧阳修史学思想

更新时间:2022-08-30 00:20:24
作者: 汪高鑫  
以至于发出了“不异五代之时”的感叹,其曰: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 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语曰: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言有资者其为易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他认为宋朝承平已久,应该有足够的条件将国家治理好,然而现实却是财、兵、制度都出现了问题,这种政治治理的“苟且”局面“不异五代之时”。故而他进一步发问道:

   今四海之内非有乱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时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广之天下,无一间隙之端,而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倔强之主,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何也? 生齿之数日益众,土地之产日益广,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国不尊,天下不实者,何也?

   这一连两问,道出了拥有“晏然至广之天下”的北宋,现实局面却是另一番景象,原因究竟何在? 欧阳修认为,主要是节财、用兵、立制、任人、尊名“五者之不备故也”。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想:

   今之务众矣,所当先者五也……所以节财、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备,兵已可使,财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励贤,此五者相为用,有天下者之常务,当今之世所先,而执事者所忽也。

   应该说,欧阳修所言节财、用兵、立制、任人、尊名“五者”,抓住了北宋政治的症结所在。五管齐下,寄希望对北宋政治有一个全面改革,从而彻底改变“不异五代”的政治局面。

   欧阳修变革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主张是去佛。他认为“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如何“去之”? 既不是“操戈而逐之”,也不是“有说以排之”,而是“修其本以胜之”,这个“本”就是儒家礼义思想。欧阳修说: “礼义者,胜佛之本也。”认为佛法之所以兴盛于中国,是因为儒家礼义之道中绝所致。千余年间,“佛之说,孰于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于礼义之事,则未尝见闻。”很显然,欧阳修的辟佛与其倡导复兴儒学主张是紧密相连的,与先贤韩愈的思想路数颇为一致,故而苏东坡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欧阳修从去佛思想出发,对唐五代历史作出评述。他肯定唐太宗“除隋之乱,比迹汤、武; 致治之美,庶几成、康”,然而却“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对唐太宗“复立浮图”之举提出了批评。而对周世宗“废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之举,却给予了赞扬。至于同样毁佛的唐武宗,欧阳修却并没有完全肯定,原因是唐武宗虽然“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但是却有“躬受道家之录,服药以求长年”,因此,他的去佛信道只是“特好恶有不同尔”,反而“以此见其非明智之不惑者”。

   综上所述,欧阳修的历史变易观是建立在其易学变通思想基础上的。他认为“《易》道占其变”,变通是“天地之自然”,肯定历史的变易性,坚持以“本末”的观点来看待历史; 认为物极必反是万物变通的规律,为“天道之常”,故而强调历史变易“有渐积”,历史盛衰之变非一蹴而就; 认为“物极而不变则弊”,在“物极”生弊时要及时进行变革,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时弊的主张。

   二、“止于人事”的历史盛衰观

   欧阳修历史盛衰观的突出特点是宣扬人事决定论,而这种人事决定历史盛衰的历史观,则是建立在其“止于人事”的易学思想基础上的。“止于人事”语出《易或问》,是欧阳修易学的中心思想之一。通观欧阳修易学,从“《易》之为说”,到治《易》方法论,无不体现了重人事的思想。

   在《易或问》中,欧阳修提出并且解答了 “《易》之为说”的问题。所谓“《易》之为说”,即是指《易》之发生说。《易或问》设问道: “《易》之为说一本于天乎? 其兼于人事乎?”欧阳修明确回答说: “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在诸《否》《泰》。”很显然,欧阳修是从天人关系层面来阐发“《易》之为说”问题的,而得出的结论则是“止于人事,天不与也”,认为《周易》中的《否》《泰》诸卦即是阐发这一思想的。欧阳修认为,当初文王演《易》,即是本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因人事而作的。他说: “文王遭纣之乱,有忧天下之心,有虑万世之志,而无所发,以谓卦爻起于奇偶之数,阴阳变易,交错而成文,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而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这就是说,文王演《易》的目的,是借助于卦爻奇偶之数和阴阳之变,来阐发人事治乱之理的。换言之,以《易》言人事,乃圣人当初作《易》的目的所在。

   当然,欧阳修并不否定天地鬼神的存在,只是认为它与人事“不异”,人们可以以人事来推知天道。懂得这个道理,才算是“知《易》”。欧阳修说: “然则天地鬼神之理,可以无乎? 曰: 有而不异也,在诸《谦》。知此,然后知《易》矣。”这里所谓“有而不异”,即是承认天地鬼神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天地鬼神之理”与“人理”是相一致的,《周易》中的《谦》卦即是阐述这个道理的。欧阳修在解释《谦·彖辞》“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时作如是说: “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说矣……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 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也矣。”认为圣人只是“急于人事”而罕言天人之际,只有《谦》卦彖辞“略具说”。他依据《谦》卦彖辞的天人之论,认为虽然人们无法知晓天地鬼神,但可以以人情来推知天地鬼神之迹,从而得出二者“无异”的结论; 而这种“无异”的实质即是“修人事”,这是实现人与天地鬼神“合”的条件或方法。《易或问》中也有一段话,对人与天地鬼神之“无异”作了仔细分辨与具体阐述,其曰:

   天地神人无以异也。使其不与于人乎,修吾人事而已; 使其有与于人乎,与人之情无以异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 参焉,则人事惑。使人事修则不废天地鬼神之道者,《谦》之《彖》详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尽矣。

   这段话有四层含义,其一,强调天地鬼神无论是“不与人”还是“有与人”,人们都必须要“修人事”;其二,认为天地鬼神是一种客观存在,“专人事”不能绝于天地鬼神,否则“则天地鬼神之道废”; 其三,主张不以天地鬼神参乎人事,否则必然会造成“人事惑”; 其四,肯定天人同情“无异”,重视“修人事”即是“不废天地鬼神之道”。

   欧阳修的重人事易学思想表现在治《易》方法上,则是反对尽心于象数,而重视阐发易理,由易理而推明人理、事理。欧阳修说:

   大衍,《易》之末也,何必尽心焉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书则六经也,其文则圣人之言也,其事则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之大端也。大衍,筮占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

   明确指出《易》之为事乃“天地万物、君臣父子夫妇人伦”,象数非圣人之事。在欧阳修看来,治《易》应该“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终始,而不失其正”。从易学发展史来看,欧阳修认为历史上只有周文王、孔子、王弼和他自己懂得《易》以明人事这个道理,并由此感叹道: “呜呼! 王无孔子,《易》其沦于卜筮乎! 《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 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予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

   从重人事的易学思想出发,欧阳修以此关照社会历史,提出了盛衰之理“岂非人事”的历史盛衰观。欧阳修说: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在欧阳修看来,盛衰之理虽然是天命所定,而根本上还是人事所为,人事才是历史盛衰的决定因素。

   与其易学思想相一致,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也是以“远天道”而“止于人事”为特征的。在欧阳修的历史编纂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书法原则,叫着“书人而不书天”。欧阳修说: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这里虽然说的是所撰《新五代史》中本纪的撰述原则,其实也是其历史撰述的基本原则。这种“不书天”撰述原则的突出表现,则是反对秦汉以来史籍宣扬的祥瑞灾异之说。欧阳修说:

   自秦、汉以来,学者多言祥瑞,虽有善辩之士,不能祛其惑也! 予读《蜀书》,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世所谓王者之嘉瑞,莫不毕出于其国,异哉! 然考王氏之所以兴亡成败者,可以知之矣。或以为一王氏不足以当之,则视时天下治乱,可以知之矣。

   为了去祥瑞灾异之说,所撰《新五代史》一改《汉书》以来相延不绝编纂《五行志》的做法,而代之以做《司天考》,这当然不只是名称的改变,而是记述内容的变化,前者讲五行灾异之变,后者只是专记天象而不讲天人感应。《新五代史》中也有关于“龟龙麟凤驺虞”之类的记述,不过这种记述旨在去惑,而非宣传,与历代史书书祥瑞灾异有着本质的不同。从反对祥瑞灾异说出发,欧阳修进而对历代史书宣扬的五德终始说也加以否定。五德终始说是一种王朝更替学说,认为历史王朝都是按照五行生、胜之序建立起来的,新王秉德建朝前,上天必然会降下与之德属相应的瑞物,这叫做“符应”。顾颉刚说“五德终绐说是一种命定论”,“是一种极具体的天命的律法。”欧阳修明确认为“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指出这一学说是孔子之后“周道益衰,先王之道不明”背景下产生的,乃为“怪奇放荡之说”,而“非圣人之说”,应该“置而勿论”。

   欧阳修史学之所以以“书人”为撰述原则,旨在通过对于人事的记述与探讨,进而揭示历史盛衰之理。具体来讲,欧阳修以人事论历史盛衰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在欧阳修看来,“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他以夏、商、周、汉的历史为例,认为这些王朝“及其兴也,有天下皆数百年而后已……然考其终始治乱,顾其功德有厚薄与其制度纪纲所以维持者如何,而其后世,或浸以降昌,或邃以怀乱,或渐以凌迟,或能振而复起,或遂至于不可支持,虽各因其势,然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岂非所谓天命者常不显其符,而俾有国者兢兢以自勉耶?”又说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欧阳修以地理论历史盛衰,认为自古有天下者都是“务广德”而不“务广地”,隋唐历史即可证之。他说: “考隋、唐地理之广狭、户口盈耗与其州县废置,其盛衰治乱兴亡可以见矣。盖自古为天下者,务广德而不务广地,德不足矣,地虽广莫能守也。”欧阳修并不否认有天命的存在,但是他认为只有有德者才能受天命,他说: “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这与欧阳修易学“修人事”而“不废天地鬼神之道”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第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德政表现在治民上,则是要使民安乐。欧阳修明确指出:

   盖王者之有天下也,顺天地以治人,而取材于万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皆生于乱政。

这段话采用对比的手法,论述了政有道与政失道的不同表现,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统治者取于民是有度还是过度。欧阳修明确指出,“政得其道”应该是“取不过度”,“取不过度”才能“民以安乐”,而“民以安乐”才为“至治”; 与之相反,“政失其道”则“用物伤夭,民被其害而愁苦”,物民受其伤害,皆由“乱政”所致。欧阳修以史为证,认为“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必立经常简易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233.html
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