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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民:钱理群与北大传统

更新时间:2022-08-27 09:34:46
作者: 梁小民 (进入专栏)  

  

   九十年代初,我们的改革目标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大推倒南墙迎合市场经济大潮。大约从北大热闹非凡的百年校庆起,就有不少人在质疑:北大传统还在吗?北大还是思想文化的净土、圣地吗?钱理群先生在《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中引用景风的《圣土之上的北大》的一段话(第3-5页)正代表了这种声音。这种声音直至今日仍然在民间流传。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北大的传统是什么?现在我们是否失去了这种传统?

   最近引起我思考这一问题,是因为读了“钱理群作品精选”中的四本书:《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世纪新路:现代作家篇》和《精神梦乡:北大与学者篇》(三联书店,2014年10月),尤其是《精神梦乡》。我与钱先生都是“文革”后第一届(1978年)研究生,同校而不同系。不过当年都住在同一楼层,有时一起上“公共课”。毕业后都留校任教,且我也颇喜文学,曾去钱先生斗室中侃过大山。以后我离开了北大,但仍爱读钱先生的书,除这四本外,还读过《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以及他在联经出版社出的《M时代和后M时代》(上册,没读下册),和报刊上的一些文章。

   我与钱先生有一面之交,套用民国的话语模式也可以说“我的朋友钱理群”。在我内心深处,对钱先生一向敬佩有加。他长我四岁,我们有大体相同的经历。在贵州的艰难时世里,他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读书,研究鲁迅,考上研究生回归学术之路时已人到中年了。我敬佩他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持之以恒地读书、思考、做学问,且学有所成,终成大师级学者。我更敬佩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始终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社会。读他的书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心灵的呼唤。钱先生是老北大,深受北大传统的熏陶。他的为人与治学都体现出了北大传统。我正是要从他的书中来寻找北大传统。

   北大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说百年北大正是由此算起。但我始终认为,北大的起点应该是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1917年,北大的真正百年校庆应该在2017年。京师大学堂其实算不上大学,只是清政府培训官员的“国家行政学院”。自从蔡先生来北大后,北大才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

   大学以做学问、传承文化、创造新思想为己任。这正是蔡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做学问,必须有自由的探寻,有思想的交锋。蔡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体现了大学精神的实质,这成为北大传统的基石。蔡先生把这种思想变为行动。在他任职期间,既请了有新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诸君,又请了保守而有学问的辜鸿铭、黄侃、刘师培诸先生。北大既是新思想的发源地,又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真正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正是北大在诸多百年老校中独树一帜的原因。钱先生由此引申出北大的精神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梦乡》,183页),这与蔡先生的思想完全一致。

   高度概括的传统与精神毕竟是抽象的,必须体现在行为上。在北大,这种传统首先体现在做学问上。钱先生认为大学的功能“一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的坚守;二是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精神梦乡》,“前言”)。作为一个大学,总要有一批学者以独立、自由的精神作学问,北大的传统就体现在北大传统的学问中。百年间,北大出了一大批影响甚大的学者,正说明北大传统绵延不绝。但百年中国并不平静,中国的先行者仍不屈不挠地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探寻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不能平静地在书斋中做学问,他们深切体会到,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学者人格、思想的独立,只有国家富强才有学术的繁荣。因此,北大传统还体现在对民族、国家的关心上。钱先生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来解释北大传统,而且我们从钱先生身上也看到了这种传统。

   钱先生是学者,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北大的学风,即北大的学术传统。

   钱先生1962年写下第一篇有关鲁迅的读书笔记,应该是他进入学术研究的起点。不过从这时到1978年,整个社会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连偏僻的贵州安顺也放不下张平静的书桌,钱先生的研究也没有成果问世。不过这一段的读书、思考,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钱先生称为“入世前的准备”。1978年钱先生又一次考入北大,师从王瑶先生,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正式开始。钱先生遵从王瑶先生的教诲,不急于出成果,先打下扎实的基础,直至1985年才有研究鲁迅的《心灵的探寻》问世。钱先生从研究鲁迅、周作人入手,然后扩大到整个现代文学,终成一代学术大师。

   我认为钱先生的研究体现了北大的传统,首先在于学术研究水平高。如何评价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不过我认为学术研究水平高,起码应该是突破了前人的传统观点,有新见解,且这种观点论据充分,使人耳目一新。我想就钱先生对二周和现代文学研究讲一点体会。

   也许是受时代影响吧,我也一直爱读鲁迅的作品。“文革”中发配到东北深山老林时,带了一套1963年出的《鲁迅全集》(十卷),每晚无聊时就在昏暗的灯光下一本一本读下去。当时对鲁迅许多深刻的观点、语言颇为赞赏,崇拜之至。到九十年代再读鲁迅的书时,颇感鲁迅此人太极端、偏激,崇拜之心消失了,甚至觉得他不如胡适,他的文章也不如林语堂、梁实秋。对鲁迅甚至有点反感。从崇拜到反感,这说明我没有读懂鲁迅。研究鲁迅的传记、回忆、评论我也陆续读过一些。但真正触动我,使我认识鲁迅的还是《心灵的探寻》。我认为,在许多鲁迅研究中,这是一本有独立见解、高水平的著作。

   这首先在于钱先生“平视鲁迅”。过去不少人研究鲁迅,把鲁迅放在崇高的地位,仰视鲁迅,这就难免溢美。以后又有人把鲁迅放在“怪人”的地位,俯视鲁迅,这就难免贬低。当八十年代初,钱先生研究鲁迅时,就以平等的眼光看鲁迅。

   尽管这种看法当时引起众多责难,但王瑶先生是赞同的,并为之辩护。以平等的眼光看鲁迅,这就使钱先生摆脱了溢美与贬低的偏见,公正、客观、冷静地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钱先生把《野草》这本书作为理解鲁迅精神的钥匙,我感到抓住了关键。钱先生认为鲁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旧社会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五四”正体现了这种精神。不过“五四”之后,后来的启蒙者走上了不同的路,只有鲁迅等少数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用马克思主义寻找新世界。尽管鲁迅并没有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观点,对马克思依靠无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完全接受,并作为自己与旧社会斗争的武器。

   钱先生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解释鲁迅的思想,对我这个读过鲁迅著作但并不懂鲁迅的人就颇有启发。这就是优秀学术著作对一个普通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再谈鲁迅先生的著作就有了新的体会、新的收获。钱先生研究鲁迅不是写传记,也不是做考证(当然,也需要有人从事这些工作),而是从思想层次上分析鲁迅的“思维”、“心境”、“情感”和“艺术”观。读过这些深入的分析我的确有“醍醐灌顶”的感觉。高深的学术研究,我这样的普通人都能读懂,且有所获,这就是学术水平高。

   钱先生从对鲁迅的研究又进入周作人的研究,“二周”是他研究的中心。我对周作人了解不多,仅读过《周作人散文》(四集)、回忆录《苦茶》、陈子善先生编的《知堂集外文》和雷启立先生写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周先生的文章风格朴实而清新,正是我喜欢的文章风格。但对他当汉奸,以及在1959-1961年困难时期向境外友人“乞食”(他当时的苦难比一般人小很多)颇为不屑,总觉得如此软骨头,充其量一个无聊文人而已。读了钱先生的《周作人论》才知道自己不求甚解地读了一些周作人的书,其实根本不了解周作人。钱先生不像有些人那样为赞周而为其当汉奸辩解。他并不认为周当汉奸可以原谅,但也不因为周当汉奸而否定他的一切,这就是钱先生研究周作人的基本立场,也是钱先生在周作人研究中深入而有许多精辟见解的原因。周作人原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巨人,对新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使在以后,他在许多方面的研究,对今天仍然有意义。他是一个失足文人,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失足”而否定他的成就,也不能因为他的贡献而否认他“失足”。钱先生的独到分析使我才能真正进入周作人世界。学术成果不是要束之高阁供奉起来的,而是要启示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

   钱先生从二周的研究进入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他和黄子平先生、陈平原先生提出了“二十世纪文学”的概念,并深入进行研究。《世纪心路》就是这种研究的成果。在这本书中,我认为最独特的是对曹禺的研究(《曹禺的生命历程》)。在解放后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过去那些追求革命或献身革命的知识分子都被作为“改造”对象。割掉他们思想、精神的自由,改造成当政者需要的人。旧社会来的文人改造过程不同,结果也不同。老舍、冯友兰是改造甚为自觉,也较为容易、彻底的人。陈寅恪先生是拒绝改造的人。曹禺也自觉改造,且相当彻底(直至八十年代他还痛批《苦恋》,且痛斥“自由化”),但这个过程相当痛苦。钱先生对曹禺先生的这个痛苦、挣扎过程的分析相当真实而客观。如此真实、冷静、客观分析一个作家的痛苦“自宫”的文章我读得很少。我觉得钱先生对曹禺的分析有样本的价值,当然并不是“顶峰”,但能启示他人。钱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是写解放后文学史的开端,其中分析曹禺先生的文章应该是这种研究的继续。

   北大的学术传统不仅表现在学术成果上,而且体现在学术态度上。应该说学术态度比学术成果更根本,只有那种学术态度,才能产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所以,钱先生继承了北大学术的传统,更为基本的,还在于他的学术态度上。这也是他学术成果数量与质量都颇丰的原因。

   钱先生作为老北大深受北大先辈学者治学方法与态度的熏陶。他师从王瑶先生,王先生踏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了他。解放前北大的王牌系是地质系和中文系,解放后许多文理大师转到北大,北大的王牌系是物理系和中文系。能在北大这样的大学称为王牌,就是有许多大师级学者,有优良的学术传统。北大中文系的许多大师级学者如吴组缃、林庚、杨晦等对钱先生都有重大影响。在《我的精神自传》和《精神梦乡》中,钱先生都说明了这一点。

   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厚积薄发,这其中的含义一是先要打好基础,不要急于出成果。只有学术成果扎实,才有以后的成果。二是知识面要广博。尽管每个人的学术专长都在某一专业,甚至某一专业的某个问题上,但应该有广泛的各专业知识。钱先生在发表《心灵的探寻》之前有二十多年的积累,而且从其著作中看,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哲学等均有广博的知识,这才有深入独到的分析。大师级学者都是跨学科的。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二是要有创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不拘于巨人之结论。钱先生的著作达一千三四百万字,但许多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绝非平庸之作。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三是以学术为业,不以学术为工具去追求名利。钱先生极为有名,但并非自己追逐而来,而是学术研究之果。而且钱先生淡泊名利,不以名人自居,也不为利而去写畅销书。

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区别之一在于大学有传承文化的作用,也就是要教书育人。一个好的研究人员不一定要会讲课,但一个大学的学者必须讲课好,能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钱先生的讲课在北大,甚至全国都是极有名的。听过钱先生课的学生告诉我,钱先生讲课充满激情,自己动情也感动了学生。钱先生有点秃顶,讲课时头上冒汗,他用一大手帕擦去。吸引学生的不仅是激情,还有钱先生讲课的内容,不时有新观点跳出,且广征博引。学生听钱先生的课是极大的享受,我也曾想去听钱先生的课,但找到教室时已无立锥之地,只好作罢。我想钱先生讲得好,首先在于他的学术功底,给学生一杯水,自己不止有一桶。其次在于他的教学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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