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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笔谈(一)

更新时间:2022-08-27 09:28:45
作者: 王延中  
把中国人等同于汉人,与将“汉人”集中居住区域称为“中国”观点相类。中华大地上除了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外,还存在着大量“非汉人”群体,也就是今天的“少数民族”。仅仅把“汉人”称为“中国人”,把汉人聚居之处称为“中国”,就是把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从“中国人”中分离出去,把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中国征服王朝史”、“北亚非中国”等种种论调,其目的是压缩“中国”的地理范围,制造汉族政权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立。

   为了正确理解历史上“中国”一词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讨论中华大地上多个王朝尤其是并立政权与“中国”版图的非对称性问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版图”与“现实版图”进行界定。20世纪50年代起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打通了“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以清中期的版图作为“历史中国”的疆域范围,以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国际条约认可的版图作为“今日中国”的疆域范围。由于现实疆域版图是清晰的,“新清史”等论者就试图解构以清中期版图作为“历史中国”版图的定论,以所谓“汉人中国”解构“多民族中国”的共识,认为除了“汉族地区”,其余地区均不属于“历史中国”范畴。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连续性、统一性进行解构,为其政治主张、反华遏华目的服务,更有甚者,是赤裸裸地为分裂中国制造借口。

   (二)解构“中华民族”多元共生的一体性

   民族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概念有其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华民族”亦然。中国自秦汉以来即逐渐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出现于百余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形成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史上中国境内各民族群体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多元一体发展,今天的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二者是一体和多元的关系。

   一些舶来史观对上述事实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有意曲解。这些理论利用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传统“王朝国家”观点,把“中国人”等于“汉人”的观点沿用于近代民族国家,“中国”即“汉族”的国家,汉族人当皇帝的王朝和政权才是“中国”的王朝和政权。这些观点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更是逻辑谬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充分论证了中华民族源于多元、实为一体的历史事实。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批驳了把中国境内的一部分民族与“中华民族”区分开来、把少数民族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把历史上的游牧地区与中华大地(所谓中国即“中原王朝”)区别对待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观与所谓的“族群”理论有本质不同。中文的“民族”有多重含义,既包括比较泛化的“族群”内涵,也包括通过民族识别认定的56个民族层次的“民族”(ethno 或people)内涵,还包括“民族国家”之义的“中华民族”。如果用“族群”替代56个民族层面的“民族”,容易导致“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降低的联想,造成新的混乱。一旦出现“族群”与“民族国家”层次上的含义混用,则容易把国家内部的“族群”或民族群体当成“民族国家”。用族群代替民族,以多族群国家解释多民族国家,不仅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与中国现实脱节。

   (三)冲击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主体性

   错误舶来史观在解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同时,利用“多元文化主义”冲击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和主体性。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引领了方向,成为中华文明体系的主流,它和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一样,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正如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样,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之间也是“主干与枝叶”的关系。

   然而,在一个时期内盛行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其要义是反对文化中心主义,这一理论的根本缺陷是强调差异性却忽略了普遍性和同一性。一些人把“多元文化主义”解读为不同类型文化的“绝对平等”,混淆作为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或“主干文化”,与“民族文化”或“枝叶文化”之间的差异,把“民族平等”原则简单地套用于各民族语言文化方面的“一律平等”,冲击历史上形成的主流文化,影响国家主流价值观。事实上,兴起于西方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文化政策实践方面并不成功。这说明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身的主流文化作为团结凝聚的核心,必然导致“国家文化”成为“文化拼盘”,很难将国民团结为一个整体。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通过强调不同文化群体的“身份”差异性、寻求超越公民特殊权利和待遇的“身份政治”理论,也没有带来期望的文化平等与社会平等。过分强调身份差别并提出各种政治化的诉求,弱化了“公民身份的凝聚力和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多元文化主义用原则上的“多元文化平等”,将国家主流文化“民族化”,提出国家内部各民族(族群)的“文化主权”,实际上冲击甚至解构了国家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比如,混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关系,否认中华文化集各民族文化大成的特点和国家主流文化属性,错误地把中华文化等于“汉人”或“汉族”文化,把本是部分的民族文化等同于整体的中华文化,或者把少数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都是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主体性的冲击与挑战。

   (四)冲击中原政权作为“中国”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在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问鼎中原”是一个政权获得代表“中国”资格的依据,也是历史上“大一统”思想的重要体现。在中原建立王朝或政权,是中国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核心,也是该政权获得正统地位的关键。中华文化强调“名”与“实”的统一,一个政权的“名正言顺”,就是指其不仅具备了统治所辖疆域的实力和地位,而且获得了“道统”或“法统”承认,成为政权合法性与统治权威性的依据。这一点不仅在中国“大一统”时期(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时期)毋庸置疑,即使在多个政权并立、“中国”版图分属不同政权管辖时期也是如此。中华文化的正统性代表治理“中国”的合法性,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迅速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采取科举选士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思想文化的大一统体系,成为凝聚中华大地上各地区、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主脉”或“主干”,是维系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文脉不绝、国祚连绵的精神力量。

   错误舶来史观挑战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整体性和正统性,进而冲击中国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区治理的合法性。以“新清史”学者为例,他们把宋元朝代更迭作为“中国”灭亡的依据,认为元朝是“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人为割断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他们将元朝直接管辖西藏及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加强对西域的治理,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殖民统治混为一谈,把西藏、新疆谬称为中原王朝的“殖民地”,把挑动地区分裂行为称为“殖民地解放运动”。所谓“王朝史观”、“内亚史观”,则是进一步用所谓“新理论”、“新观点”,论证这些地区历史上就不属于“中国”。一些学者利用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和“族群史观”,论证游牧区与农耕区的文明与文化体系是平等并列的,不存在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与主导性,中华大地历史上的各政权,除在统一时期属于中国外,政权并立时期就是不同的国家,与近代以来国际体系下的各国政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是平等、没有隶属关系的。至于元朝、清朝更不是中国政权,而是“蒙古帝国”、“满洲人帝国”而已。这就把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中原政权代表全国性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抹杀了。

   (五)冲击中华文明的传承性与独特性

   一些“新清史”学者表面上反对“西方中心论”,实则反对中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尽管他们不断标榜“价值中立”,强调用联系、中立的价值标准研究世界历史,以所谓“文明更替论”代替“民族国家中心论”,然而,所有的史学著作都是由具有一定立场和价值观的学者撰写的,一旦“具体到历史的具体叙述中仍需要借助文明或历史上一大事件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事实上仍然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的“学理桎梏”。片面强调“全球视野”,忽视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对连绵几千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发展观带来冲击,实际上具有迷惑性和虚幻性。

   表面上看,错误舶来史观似乎很有“创意”,很是“创新”,但实际上是解构中原王朝代表中国的正统性与合法性、解构中国历史、解构中华民族、解构中国,不过是打着学术的幌子歪曲中国历史。

   三、深入研究和阐发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已经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共同体是以主客观方面的各种共同特征为纽带联结而成的人类群体,“共性”在共同体的生成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也是促使社会成员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关键。要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一)坚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

   今日中国由历史中国发展而来。尽管古今“中国”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有所不同,但其主体部分未曾发生改变,特别是中华大地作为自古及今各民族的共同生存空间,是各民族先民共同开拓的。尽管在这个疆域范围内,不同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王朝或政权,但都是“中国”的王朝与政权,不能把其中的一部分当作与“中国”王朝对立的外国政权。在中国大一统王朝鼎盛时期,即清中叶有效管辖的疆域范围内,其领土都属于“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部分。坚持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的统一性与时代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共同建设中华大地的历史。

   (二)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凝结成“中华民族”

   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经过多元起源、自在阶段和自觉阶段的发展,已经凝聚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内部各民族拥有各不相同的名称,但自近代以来都拥有了与国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名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不但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的根本,更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今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下,我们应不断加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把握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关系,在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同时增加共同性,引导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实现现代化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三)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主导性和开放包容性

   正确处理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对于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使中国各民族在培育本民族“心理素质”和本民族认同的同时,逐步培养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即中华文化和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引领中国前进和维系国家统一的精神力量。基于此,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在中华文化体系内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和“多元共荣”。当然,在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各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道德标准,融入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正确处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大关系”,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使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共同体建设更加顺利平稳,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牢不可破。

   (四)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

   中华民族共同体史观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科学总结和时代凝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四个“共同”,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历史观为指导,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在历史演进的动态过程中认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中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经验、提炼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客观结论。四个“共同”既是把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从历史中国到现实中国一以贯之的中国史观,也是系统全面看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发展史观,更是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整体史观。

  

   (作者王延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族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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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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