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杨凤城:大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2-08-25 23:43:11
作者: 杨凤城  

  

   大历史观是近些年尤其是2021年以来学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直接原因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当然,就纯学术领域讲、就学术史而言,提起大历史观,人们会想到著名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视野或曰“大历史观”。黄仁宇在研究明代财政税收史的过程中,在联系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在对比中西历史异同的过程中,深感“放宽历史的视界”的重要性,因而极力提倡“大历史”,并得出能否“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古代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区别。当然,提起大历史观人们还会想到法国年鉴学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事实上,黄仁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或启发。年鉴学派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强调历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由此出发,关注中长时段内以经济生活为重心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包括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心态与精神世界等,但是,他们漠视甚至鄙视政治史。习近平提出的、学界与理论界积极响应的大历史观,虽然在一些思想因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历史学界的“大历史”视野、“总体历史”观念有某种关联和相似处,但是,两者无论在源起、指向,还是在原则、立场等方面,均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所言的大历史观,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认识,大历史观当然会涉及方方面面,但其核心议题是党和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党和国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范畴,首要的指向恰恰是政治史。更重要的是,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立场和原则构成大历史观的灵魂和根本遵循,运用大历史观能够更好地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廓清历史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经验。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及大历史观,特别是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从习近平的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程或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去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阶段的历史进程,要抓住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重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11月18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都是运用大历史观的典范。

   无论从习近平有关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看,还是从大历史观的典型文本看,大历史观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新中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指导和启发意义。下面,本文围绕这一问题谈些看法。

   在中华文明长程中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

   从大历史观看新中国的历史,首先需要将之置于近代 180 余年来的历史长时段中,看其对中华民族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要将之置于5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长程中,看其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接续、延续,看到其在给中华民族带来翻天覆地的全方位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光大中华文明,是继续发展,而非断裂和告别。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其转折意义显而易见,也是人们长期以来最为关注且研究较为深入的内容,本文想强调的是,从大历史观出发,还需要加强新中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的接续、延续研究。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工业化的起步、现代政府架构的初创、现代教育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意识的培育、自由民主及个性解放等现代理念的生长等均构成新中国继续前行的基础,对此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无视。举例而言,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曾经分析民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导致的不同结果。现代民族主义源于西方,是在当时各民族反对天主教教廷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因而对于整个欧洲而言是一个“分”的过程。而中国王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观念,本来就包含很多族群,中国革命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由此带来的是,“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相反。“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概念萌生并迅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由此来看新中国创造的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来看新中国单一制国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构和行稳致远,就更有历史纵深性,因而更有说服力。

   从大历史观出发,看新中国 70 余年的奋斗与整个中国历史的接续,更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习近平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 5000 年文明沃土,这给我们提供了用大历史观看问题的广阔空间。实际上,他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提供了指导,例如,他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毋庸讳言,由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际落后于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此,人们在回顾历史之际,在肯定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同时,往往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历史中的保守、惰性因素的分析上,强调“法先王”“祖宗成法”“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统。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往往警惕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度、皇权专制、小农经济、儒家正统思想等对于人民解放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况,人们往往更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制度的开天辟地意义,以及学习苏联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放眼世界、痛感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因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强调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时候,人们看重的是反思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感兴趣的是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超稳定”结构,一些人甚至提出告别“黄土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的极端化主张。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推进,学界政界、国际国内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看法逐步发生变化,越来越公正地看待中国中古与近古时期一直处于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成就及其对人类的贡献,校正所谓“长期停滞不前”的笼统认识,越来越理性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人文价值,校正简单化地诸如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二分的认识和评价,等等。新中国经历了 70 余年发展,历史走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正在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新时代,习近平告诉人们:“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国历史及其传统是多维的、立体的,我们还有改革和开放的一脉、改革和开放的传统;也正是在这样的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历史自信”的重大命题。强化新时代站位,善用大历史观,深化新中国史研究,其意义就在这里。

   从大历史观出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百年奋斗,其主体部分是执政新中国的 70 余年,那么,怎样把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结合起来,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便成为重大课题。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新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否也可以等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或者由此出发,得出一种既能体现新时代站位又能彰显新中国史特点的新界定?如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新中国的历史主题,那么,其历史主线如何理解和界定呢?在以往相关讨论中,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是多数学者认同的历史主线,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界定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巩固和发展、创新社会主义,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构成新中国历史主线。

   不管怎样界定新中国历史的主题主线,从民族复兴的主题和视角出发,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构建历史新叙事,无疑构成新时代的新任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为实现民族复兴做出的特定贡献进行了阐述,其中和新中国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还经常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概括党带领人民在民族复兴之路上取得的递进式成就等。

   可见,民族复兴叙事的总体框架已经树立,新中国史研究需要及时跟进,深入研究民族复兴“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内在构成及其形成过程,需要对民族复兴“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的探索、结构及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做出深度解析,对“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做出实证说明,需要对民族复兴“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做出历史的和国际的纵横比较,等等。总之,建构民族复兴的新叙事,提炼民族复兴叙事的标识性概念,厘清民族复兴的阶段演进,并进行方法论创新,成为摆在新中国史研究者面前的时代任务,构成新中国史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历史长时段中深化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研究

   放宽历史视野,拉长历史时段,运用大历史观,结合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深化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新中国史研究者应有的新时代站位和学术敏感性。

例如,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出发,便不必拘泥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问题,不能机械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而纠结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早产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168.html
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