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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江:朱熹“祝告先圣”及其诠释学意蕴

更新时间:2022-08-25 00:24:26
作者: 张清江  

  

   摘要: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为理解儒者的精神生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要诠释这一“文本”的深层意涵,应呈现其结构要素,聚焦于揭示礼仪实践中的意义经验。“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朱熹“先圣祝文”中充满敬畏、谦卑和懊悔的语词,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外化表达。因而,对朱熹来说,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其生活的基本方式。从思想与生活交织互动的角度对这一“文本”的分析,可以为如何更深入探究儒家传统的精神特质及其落实,提供视角上的有益启发。

   关键词:朱熹;祝告先圣;文本; 礼仪;经验;

  

   引言

   儒家传统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和争议较多的话题,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聚讼不已。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包含着多种面向,在历史和经典意涵的解释上都存在差异极大的表现;二是“宗教”概念及宗教学学科本身的边界仍不太清晰,这两者都可能导致学者在讨论时陷入自说自话。事实上,从纯学术的角度来说,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去判定儒家传统是否属于意义并不明确的“宗教”,而在于利用宗教学的学科视角和方法能给理解儒家传统带来什么,或者说,它能否丰富和拓展现有对于儒家传统的理解,进而推进儒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将“儒家宗教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论域,而非将“儒家是否是宗教”作为论题,可能更有助于讨论的深入。因而,选择以宗教学视角切入儒学研究,并非意味着要首先承认儒家是一种宗教,也不是要去证明儒家是否是宗教,而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中包含着与神圣相关联的向度,其独特性只有通过宗教学的特殊视角才能更好地揭示,并由此拓展和深化对儒家传统的整体性认知。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宗教学研究的起点,是认为宗教是人类历史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借由对这一现象的独特呈现,可以丰富和加深对人类文化的整体理解。而宗教现象的独特性,源于信仰者“遭遇”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时所产生的经验,它体现在活生生的人类行为、经验和情感中。因而,宗教学研究首先关注的并非不同宗教的教义差别,而是宗教信徒在面对神圣时所获得的经验【1】。对朱熹“祝告先圣”的关注,正是在这一视角的启发下,试图将儒者的礼仪实践纳入讨论范围,分析儒者在具体礼仪行为的展演中所获得的意识经验,从而将礼仪、信仰与生活的交织互动,在具体时空下展现出来。因而,本文对朱熹“祝告先圣”的分析,尝试采用宗教学和诠释学的视角,说明这一行为实践可以为今天理解传统儒家的精神世界带来何种启示。

   一、仪式行为及经验

   “祝”是祭祀礼仪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特定言辞(“祝文”)通达神明,“祝告先圣”即是在祭祀孔子的仪式上宣读祝文,表达祭祀者的愿望和诉求,从广义上说属于“祈祷”。因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本质上是一种仪式行为。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仪式向来是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主题,尤其是对原始族群仪式的研究,已经产生非常多的重要成果,也形成了解读和分析的不同“范式”。比如,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强调仪式的社会功能属性,关心的是仪式如何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运转,经由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的阐发和精彩运用,这一研究范式业已成为学界看待和分析中国社会礼仪传统的基本视角。相比之下,格尔茨等人倡导的文化人类学更关心“体现于象征模式中的意义符号”,强调要通过文化象征体系中意义系统的“深描”,揭示文化象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2】。这些视角虽有差别,但在强调仪式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方面则是一致的。研究仪式的著名学者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认为,这些视角的最大缺点,是从结构主义的静态立场将仪式视为一个整体和系统,过度强调仪式及其象征系统对行为者的单向度影响,把仪式活动看作对文化法则的接受和展演,结果忽略了仪式实践者的实践过程及其能动性。按贝尔及其称赞的“实践—表演”学派对仪式研究的看法,理解仪式的关键,是把握其“仪式化”(ritualization)的过程,关注特定时空里的身体运动和个人意识,如何界定和感受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价值,如何与各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相结合,仪式的核心是变化,它不单是价值观、等级和权威的体现,同时也是对这些观念的构建和修订【3】。

   这里当然无意对人类学的仪式研究进行系统评述,但上述理论视角为讨论人类社会的仪式实践提供了基本框架,也构成了本文必须面对的学术史脉络,因而需要稍加说明。首先,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象征符号和意义系统,是仪式分析的基本对象,因为,“每一类仪式都可以看作象征符号的布局,一种‘乐谱’,而象征符号则是它的音符”【4】,这些象征符号承载着文化所特有的“思想、态度、判断、渴望或信仰”【5】,在一种可感知形式中表达着信仰的理解。因而,研究和理解仪式行为,不能脱离特定文化的象征符号及其意义表征,因为这构成了仪式空间意义建构的基本前提,也构成了理解和诠释仪式经验的“客观性”依据。其次,贝尔等人的批评告诉我们,对于仪式空间中象征意义的理解,行动者并非单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实施积极的建构和阐释。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征符号的意义阐释,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传统赋予符号的一般性意涵,更要关注行动者对这些符号意义的特别理解,因为正是行动者对符号的这种信念,与仪式中的器物、动作、氛围一起,构建起具有神圣意义的价值空间。就此而言,一方面仪式要借由行动者对象征符号的特定信念,建立起一种具有开放性和转化性的意义世界,另一方面,这一仪式实践又会使行动者在其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经验,使其可以更好地重新进入世俗生活,这正是许多仪式具有“过渡性”的根本原因,面对神圣对象的宗教仪式尤其如此【6】。行动者与仪式这个看似具有循环之嫌的双向互动,构成了仪式实践最具根本性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仪式的最关键之处。换言之,仪式研究的核心,是要诠释一个意义世界,既包括仪式如何借由特定时空和行动者的信念建构起这样一个意义世界,也包括行动者在其中所能获得的意义经验以及这种经验对行动者生活的影响。

   对仪式的这一理解视角,是本文讨论朱熹“祝告先圣”的基本出发点。作为一种仪式,祭孔礼仪与人类社会的其他仪式一样,包含了由一系列象征符号组成的行为过程:祭祀中器物的象征意涵,行为举止的价值意义,对祭祀对象的信仰方式以及对祭祀本身的理解,等等。对于朱熹来说,这一行动的进行,以其对仪式的整体理解和精神信念为前提,并由此在行动的展开过程中获得特定的经验和影响,因而,围绕着祭孔礼仪所展开的,是朱熹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的交织,行为、信念和意义均构成了理解这双重世界的基本维度,经验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范畴。就此而言,对这一礼仪实践的分析,需要放在思想与行动的交织互动中加以呈现,揭示出礼仪空间的意义建构和实践者在其中所获得的意义经验,以呈现“文本”所具有的诠释学意义和精神价值。

   相较之下,传统礼学研究对儒家礼仪的关注,更多偏重礼经、礼制、礼义等向度,将讨论限定于思想文化层面,着重讨论儒者的礼学思想、制度安排及其塑造社会秩序的功能作用【7】,对于儒者具体生活中的礼仪实践及其意义,并无太多关注。尤其从功能主义视角对礼仪社会作用的分析,虽然对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运作逻辑非常重要,但也可能会化约行为实践中蕴含的本真意义,因为它属于在研究对象“后”(对其产生结果)的研究,而儒者在礼仪实践中获得的意识经验,才真正与个体生活的深层精神密切相关。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认既有礼学和社会学等研究视角的意义,本文也并非要在这些框架中展开讨论,而是希望在既往讨论的基础上,从另一视角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对传统社会礼仪的认知,尤其试图深入发掘儒家礼仪落实于儒者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意义体验,从人与“神圣”关联的结构性分析中展现这类经验的精神性意涵,以此加深对人类深层精神经验的理解和体认。在这个意义上,朱熹“祝告先圣”的礼仪实践,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范例,透过对这一“文本”的理解和诠释,可以很好地揭示儒者的生命深度与神圣经验。因而重要的是,如何进入对这一“文本”的诠释。

   二、面对“文本”

   “文本”是解释学的对象,它通常指作者留下的文字材料,供读者从文字和句法表达中解读其意义。将朱熹“祝告先圣”这一行为实践当作文本,是就其扩展意义而言。不过,这种扩展并非无据可依,解释学大师保罗·利科即阐发了“有意义行为”作为诠释“文本”的正当性与可能性【8】。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说,今天的我们(诠释者)将朱熹“祝告先圣”看作“文本”,即意味着承认朱熹在这一礼仪实践中的态度及做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经典”,并仍能够为我们理解人类生命本身提供重要启发。因而,将行为或事件视为一个需要理解和诠释的“文本”,目的是通过揭示其结构要素,凸显其诠释学意义。

   “文本”的主体内容,是一种类型化的行为,即朱熹生活中对先圣孔子的祭祀实践。作为这一实践的重要组成,“祝告”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仪式中与祭祀对象直接交流的环节。保留下来的“先圣祝文”为理解朱熹这一行为提供了基本依据【9】,这些祝文告诉我们,朱熹对孔子的祭祀,并非单纯出于传统礼俗的要求,而是首先出于真实信仰,因为在一些礼俗并无要求的情境下,如开除学生和刊刻经书等场合,朱熹也要从信仰的角度主动进行祭告,诚如陈荣捷所说,“朱子与孔子之关系,不止在道统之传,而亦在情感之厚。其祭礼禀告先圣,非徒公事例行或树立传统,而实自少对孔子早已向往,发生感情上之关系。故一生功业大事,必告先圣”【10】。陈先生从信仰和情感认同的角度看待朱熹的祭孔行为,确实独具慧眼,只是对于这种情感内核及其经验结构,需要通过更细致的“文本”诠释加以呈现。要理解这个出于信仰而外显于行动的礼仪实践及其意义,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研究所处的“双重诠释”的境地:朱熹对于先圣及祝告先圣的理解和诠释是第一重,我们对这种诠释的再诠释是第二重。因而,在这种境况中必须首先保持自觉,不仅需要历史地呈现儒家传统对于祭祀等文化意涵的累积观点,更重要的是朱熹本人对这些要素的理解和认知。我们面对的是朱熹眼中的先圣和仪式,而非近现代学者阐发出来的孔子和儒家形象。具体到“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至少需要厘清朱熹的三个基础性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

首先是祭祀。祭祀的基本对象,是传统意义上的鬼神,但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神演变,鬼神是否真实存在,成为儒家存而不论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儒者对祭祀之礼的重要性,多从人道和政教的角度来解释,将之作为“报本反始”之情的外在表达,并作为培养君子尊君、孝亲等品格的基本教化途径【11】。换言之,“神道设教”是这种理解的基本表达,祭祀是圣人“教令”和“制作”的结果【12】。《论语》“祭如在”等说法,为这一理解提供了来自经典的重要支撑。不过,朱熹明确反对这种理解,尤其对“设教”之说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不诚”的表现【13】。朱熹当然不会否认祭祀礼仪中包含的人道情感和教化意义,但他一定要强调,祭祀之“诚”,来自对“鬼神之实理”的真切认知,是对“幽明一致”的深刻洞见。祭祀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目的虚设的礼仪规范,更非“心知其不然而姑为是言以设教”【14】。在理气论架构下,鬼神的实在性与祭祀时鬼神的“临在”,获得了来自超越天理的本体保证。朱熹对此有着细密解释,在此无法详细展开【15】。这里只需指出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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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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