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清江:朱熹“祝告先圣”及其诠释学意蕴

更新时间:2022-08-25 00:24:26
作者: 张清江  
朱熹真诚地相信,祭祀时可以引得鬼神之气“流动充满”,实现与祭祀对象的“共在”和“感通”。

   与此相关联的,是祭祀中的祈祷。在一般意义上,祷的意涵是“告事求福”(《说文解字》),是信仰者对神明庇佑的祈求。在相信鬼神存在且有超自然能力的前提下,这种行为的正当性自不待言;但如果鬼神存在与否尚不可知,向鬼神的祈祷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更不用说儒家会激烈反对谄媚鬼神以求“一己之福”。在这种背景下,祭祀时要不要祈祷就成了问题【16】。因此《论语·述而》所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路的做法受到汉唐儒者的一致批评。朱熹从理气论角度确立了鬼神的实在性,对祈祷合法性的疑问自然不复存在,“祷是正礼”成为他的基本主张【17】,但对于祈祷的目的和方式,他仍遵循儒家传统的一贯态度,将之与个人的世俗福祉相分离。在朱熹看来,子路的做法不应受到批评,因为这一行为是子路表达自身“不能自已之情”的“至诚”之举,安顿这种“慊然不足”的情感正是祈祷的根本意义【18】。在这里,朱熹强调的是祈祷对个体信仰者面对生命不同状态时的精神价值,延续宋儒“悔过迁善”的界定,祈祷成为生命转化的真实行动,与个体的切己情境密切关联。这一信念对于理解朱熹面对孔子时的“祝告”行为至关重要,因为祝告正是仪式中的祈祷环节,是真实面对祭祀对象并借以回顾和反思自身生命状态的当下时刻。

   作为祭祀和祈祷的对象,“先圣”也是理解朱熹这一行为实践的基础信念,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信念,正是它使这一行为区别于其他祭祀行为。在朱熹确立的“圣圣相承”的道统谱系中,孔子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在上古圣人中,尧舜“德位兼备”,是儒家内圣外王的典范,相比之下,孔子却“有德无位”,虽然《孟子》有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的评判,但在汉唐时人的观念中,这不过是基于假设性推论的溢美之词【19】,并非历史真实。然而对朱熹来说,《孟子》这一断语是确切无疑的历史判断,原因在于,孔子“收拾累代圣人之典章、礼乐、制度、义理”20,“推其道以垂教万世”【21】,功业远非尧舜所及。更重要的是,对于孔子以后的儒者来说,上古圣人“内圣外王合二为一”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延续“道”的传承,就要接续孔子开创的“道学”事业,用力于道德生命的提升和转化。就此而言,孔子不仅是“往圣”典章制度的继承者,更是“来学”的开创者【22】,是后世儒者必须效法的神圣“原型”【23】。在朱熹的诠释下,孔子的出现作为一个事件,已不仅仅具有历史性,更具备了“原初性”的意义:规范和引导后世儒者行为的,不是“继天立极”的“上古圣神”,而是“继往圣、开来学”的先圣孔子。这一意义上的“先圣”,始终处于追求成圣的理学生活的核心,因为成圣之路就是要通过效法先圣,不断去体认“圣人之心”和“圣人之道”。“道—圣—经”是“三而一”的,并无序列上的高低,这与心学对圣人和经典的理解有很大不同。在这种信念下,与先圣的“对话”成为具有神圣意涵的精神性事件。朱熹的“祝告先圣”,必须放在这一基本前提下去理解。

   祭祀礼仪的空间,既不是与祭祀者无关的纯粹外在环境,也不是单纯由祭祀者主观想象出来的虚幻世界,而是一个通过祭祀者身体、信念与空间整体氛围的互动和交织,共同建构起来的“神圣空间”。因而,对于祭祀、祈祷和先圣的这些基本信念,共同支撑和建构着“文本”开显出来的意义空间,也是理解朱熹从中所获礼仪经验的基本前提。在这些信念的支配下,“祝告先圣”成为朱熹重要的生命经验,因为它是与朱熹最“敬畏”的圣人孔子直接“遭遇”的时刻。在祭祀的神圣时空中,祭祀者的身体经验向整个情境开放,通过斋戒所达致的洁净身体“体气”与“诚敬之心”,去感知与自身有关联的鬼神之气,就能像朱熹所相信的那样“致得鬼神来格”【24】,实现与鬼神之灵的“感通”,祭祀空间由此成为祭祀者与祭祀对象融摄交感的真实场域。那么,对朱熹来说,这一场域的“感通”会带来怎样的意义经验?

   三、礼仪、神圣与生活

   如前所述,对“先圣”的理解构成了朱熹“祝告先圣”礼仪经验最重要的基础信念,因为先圣具有不同于其他祭祀对象的独特地位。简单来说,先圣不仅仅是历史人物,更是儒家神圣价值“道”的象征,它规范和引导着后世儒者的“在世生存模式”,与这样一个神圣对象的遭遇和感通,在意向结构和经验感受上与祭祀祖先或其他历史先贤并不完全相同。我们先来简要说明朱熹“祝告先圣”的意义经验及其对生活的影响。

   在祭祀礼仪的展演过程中,“祝告”是核心环节,在这之前是请神、降神、迎神的一系列步骤,“祝告”则是神灵临在后的交流与祈求,基本内容即宣读事先写好的“祝文”。因而,这种意义经验的获得,首先是从书写“祝文”开始的。写作祝文并非随意的事情,虽然这种应用文体在长久历史演变中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内容和格式。对朱熹来说,祭祀先圣具有特定处境,祝文写作要依据当下境况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祈求,绝非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这在朱熹留下的“先圣祝文”中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与同时代很多儒者的同类祝文相比较而言。书写的过程,本质上需要在对于先圣之神圣品格的信仰和“直面先圣”的“在场感”中,把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序列化、书面化。在这一“书写”过程中,朱熹需要重新思索如何将自己呈现在先圣面前,如何将自身处境和状态呈现给自己所敬畏并追求达致的“神圣原型”。这个反思、排序与组合的书写过程,实际上是从身处其中的平面生活状态抽身出来,从更高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从生命目标的向度审视自己的生活。这一过程首先包含着对自家生命的反省、观照和审视,而由于“圣人可学而至”的信念,这一审视也同时包含着追求成圣的目标定向和意义确证。因此,对真正的祝文写作来说,书写是具有深刻精神性意涵的行为。也正因如此,相比同时代其他儒者所写的类似文字,朱熹“先圣祝文”的最大特质,是充满着对自身生命状态和道德境况的剖析和“告白”,以及充满强烈负疚和焦虑意识的言辞【25】。这表明朱熹在先圣面前真诚敞开了自己的生命,这是面对一个高于自己生命的理想典范对象的自然反应,这种敞开会自然走向对自身生命不足的反思与超越。

   仪式中的“祝告”环节,是这一生命提升转化活动的直接时机与实践场域。如前所述,“祝告”发生在神灵降临之后,是与祭祀对象的直接遭遇与交流,向之“告白”或表达自身的诉求。这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祝文”的写作者虽然是朱熹,但仪式中的宣读者“祝官”并非主祭者本人。在这一环节的仪式安排中,作为祝文作者和主祭者的朱熹,是站在先圣神位前“聆听”祝官读出自己所写的祝文。这一聆听与日常语言交流中的聆听不同,因为这种情境下的说者不过是朱熹自己想法的代言人,因此朱熹的“聆听”并不带有对说者主观意义进行诠释的要求,他事先已经清楚并正确知道要读出的话语及其意义。在朱熹对于祭祀感格的信念中,“先圣”作为“道之象征”的“他者”,在仪式中以“神之灵气”的形式降临,与祭祀者实现“一气”的共在与感通。因而,主祭者“听”而不是“读”这一安排的意义在于,保证主祭者能够全身心进入到与“先圣之灵”的感通之中。在祭祀的神圣氛围中,在先圣之灵的“在场感”中,借由声音和对声音的感受,朱熹内心对自我不足的认知与负疚感,会获得一种真实体认,并在气类相感的遭遇中获得改变自身的真实力量。表达在祝文中对“先圣”之神圣性与完美性的向往、敬畏,对自身道德境况的谦卑与对生命不足的懊悔,都彰显出朱熹在面对神圣对象时的切身感受和精神经验。

   这种感通经验是一种“对话的生命”,在结构上包含两个向度:一是信仰上的生存关联所带来的对先圣之神圣品格的确认,由此回溯自我所产生的负疚和焦虑感受,以及对于自我走向“创造性转换”所持的开放态度【26】;二是在真实的“相遇”和对话中获得对自身生命的新认识,并在神圣的“在场”中产生真实的转化经验【27】。因而,在朱熹那里,“祝告”仪式中的遭遇先圣,是一个精神反省和超越的真实过程,这个行为具有宗教性意涵,是因为“先圣”代表着儒家神圣价值的超越向度,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生存意义上的“创造性转换”。这些价值规定着儒者整个生活的“基本模式”,而非只是影响某一部分。对朱熹来说,与先圣“感通”带有神圣临在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外向性使其能够超越本己的“自我中心性”,在遭遇和面对的体验中感受生命的不同向度。不同于独自透过反省而获得的自我认识,这种外向性的经验,首先是与“他者”感通所带来的包含实质内容的期望,它指向对自身整体生命品格的提升,并借由对先圣的敬畏情感而带来真实的精神转化经验。因而,对朱熹来说,这里包含着朝向一个“超越”向度的精神运动,先圣作为“道”的象征,成为“神圣”介入其生活的基本方式。

   这种仪式空间中的“感通”虽然短暂,但其通过人心唤起的超越性的情感经验,必定会落实于生活实践中,对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对朱熹来说,生活的基本样式在于,要追随先圣的道路,通过修身工夫实践不断纯化道德,尽心知性知天,最终“参赞天地之化育”。这种修身信念来自天道的超越性召唤,它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生存论上的必然行为。在这一“道学”事业的实践中,朱熹有过迷茫和困惑,也有对于相关信念和经典不同于其他同道的见解,在克服这些认同危机以实现价值定向方面,与先圣相遇的真切经验,无疑会产生根本影响。例如,绍熙元年(1190)朱熹刻印“四经”,专门为文以告先圣,留下了《刊四经成告先圣文》。文中将自己对“四经”文本的独特编次和相对于汉唐经学传统的独特理解,专门向先圣做了解释,比如要将《尚书》“序文”删去,恢复古经原貌,原因是他认为汉儒“穿凿”和“伪托”带来了对经典的混乱理解【28】。这种修订要改变的绝非篇目上的混乱,而是汉儒对“六经”的整个解释方式。对朱熹来说,这种做法当然是维护经典神圣性的行动表达,但这一信念的落实却必须获得来自神圣的超越性肯定,才能在终极意义上安顿内心。这是他在刻印这一版本的“四经”时一定要祭告先圣的重要原因,以求得到先圣的指引和肯认。这并非仅仅出于“郑重”的考虑,也正可说明与先圣相遇的经验对朱熹生活的真实影响。类似的影响方式,我们在朱熹对于道统、工夫等关乎道学事业根本问题的处理上也可以找到诸多证据。

   由此可见,礼仪经验的获得,与朱熹对于先圣及儒学的价值信念密切相关,这种经验又会强化信念的真实性,进而对生活产生根本影响。在朱熹这里,与先圣的遭遇,是与儒家神圣价值的真正遭遇,其中蕴含着关于意义和真理的观念,也塑造着儒者在世的生命态度与价值意向。仪式中的遭遇先圣,不仅出于纪念和尊重,也不只为了功能性的“神道设教”,而是有着转化生命的精神性意涵,礼仪与信念的相互交织和促进,构成了这一遭遇经验中的真切内容,“神圣”在其中以特别的方式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因而,信仰、礼仪与生活的复杂关联,在朱熹祭祀孔子的礼仪实践中得到了很好呈现,对这一生活经验与其中所含神圣因素的阐释和反思,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儒者生活的精神性意涵及其展开方式。相反,如果忽略这种与神圣相关的价值面向,将其单纯化约为伦理道德感受,则会窄化儒者生命的深度和丰富面向,无益于对儒学传统深层精神价值的发掘。

   结语:“文本”价值

对朱熹来说,祭祀孔子是具有生存论意义的重要事件,与生命具有内在关联性,他也在仪式中倾注了更多对自家生命状态的关注。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真实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在此时刻,面对先圣这样的完美人格,朱熹会深刻体认到自身生命的缺失与不足,这从他祝文中对自己生命境况的认识即可看出,而在面对神圣引发的向往感、谦卑感、懊悔感中,朱熹也会真实地开启自身生命的转化和超越之途。朱熹“先圣祝文”中充满敬畏、谦卑和懊悔的语词,正是这种精神活动的外化表达,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6148.html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