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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从长时空看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发动

更新时间:2022-08-22 22:06:29
作者: 张太原  

  

   摘 要: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出发,可以发现,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有深刻的思想历史根源,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延安整风前,党所遭遇的挫折和失败都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造成的。这也难怪,不经过革命的具体实践,这两个问题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完全处理好的。那个时候,新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况且,思想问题与路线方针、人事关系问题纠缠在一起,1937年王明回国后的所作所为使中国共产党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在毛泽东看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一种明证。这一现实动因,促使毛泽东最终下决心改变党的思想作风问题。

   关键词:毛泽东;王明;延安整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提到了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关于延安整风的缘由,学界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做法,是从毛泽东个人的角度去考察这个问题。实际上,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与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剥离开整个党的情况来分析毛泽东的作用,无疑是难于合乎历史实际的。对于延安整风的发动,如果从中共当时面临的问题来分析,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一、旧习未改——教条主义的遗风

   教条主义由何而来?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究竟是教条化,还是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二是对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经验,究竟是照搬照办,还是独立自主、自我抉择。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和失败,历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和更换,都与这两个问题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中共一大时,照搬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提出在中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建立社会主义。但是,不久就发现,在中国并没有多少资产阶级可以“革”,倒是列强和军阀的危害令人感受强烈,早期的三大工人运动均严重受挫。中共二大时,党的认识提高了一步,提出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目标是实现最低纲领——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应该说,中共二大正确地认识到建党初期中国的特殊国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此后,经过中共三大与国民党合作,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但是,在大革命推进的过程中,陈独秀等指导者和领导者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陷进去了,在中国实际的斗争中陷进去了,并没能够形成清醒的理论认识,反而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提出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主要是给国民党帮忙,为国民党当好“苦力”,以使国民党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等将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夺取政权。由此,也就没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从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出发,中共中央又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主要表现为照搬共产革命的教条,坚持城市中心论,实行工人暴动,打击中间派。当然,这期间还有另一种情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开始探索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最终成功走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但是,毛泽东等人取得的成果最终毁在“左”倾错误者的手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应该说,从1921年到1935年,中共中央的政策无论正确与否,都受到共产国际很深的影响,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他的领导,被认为是很自然的。当然,这并不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想独立自主。以陈独秀为例,早在1921年9月,他就表现出了独立的倾向。据包惠僧回忆,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共产国际领导时,“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但在不久之后,陈独秀便改变了原先的态度,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当时中共几乎没有条件开展工作。早期共产党人多是职业革命家,生活和革命活动经费几乎完全依靠共产国际的支持,武器、物资等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加上苏联是革命先进国,凡事听命于共产国际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1927年7月,汪精卫“分共”前夕,陈独秀为了对他进行最后的争取,直接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来信交给他看,可以说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加上争取汪精卫又没有成功,陈独秀自然不能再为共产国际所容忍。其实,即使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也表现出过“独立自主”,只是从更“左”的方面。他明确地向人讲,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他还独自提出,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苏联出兵援助中国革命,试图让苏联直接卷入中国革命战争。这自然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所不能容忍的,很快李立三被解除了领导职务。

   此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倾向于选择“忠实于国际路线的同志”任中共领导人,王明应运而出。王明,本名陈绍禹,曾是一位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20岁时就写过这样一首诗: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兵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身〕革命变全球。

   1929年,王明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归国后,先后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中宣部秘书、《红旗》报和《劳动》三日刊编辑、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等职,职位非常普通,这显然使“献身革命变全球”的他感到怀才不遇。到1931年,王明的机运终于来了。该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奉命来华调整中共领导班子。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王明做过他的翻译。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程几乎由米夫操控。参加会议者共37人,包括王明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参会者共15人并非中央委员,却占到与会代表总数的40.5%。为了保证会前起草的决议通过,米夫将会议压缩为一天,与会人员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时间;有的中央委员因为路途遥远赶到会场时,会议已经结束了。更为严重的是,米夫竟然违反组织原则,让王明等15位列席代表也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会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成员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卢福坦三人是上届的中央委员,新增加的都是留苏归来的学生党员。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明从一名普通党员一跃成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由于向忠发以工人身份担任党的总书记,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权落在王明手中。为了让大家信服,米夫极力称赞王明“在莫斯科中大斗争中证明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有他是不行的。”他还对那些不支持王明的人说,王明“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这样,反对王明的声浪渐渐平静下来。然而,不久,中共中央差点遭到灭顶之灾。1931年4月的一天,在国民党军统机要科卧底的地下党钱壮飞值班时,忽然收到一份电报,看后极为惊恐,电报的大致意思是顾顺章已归附,并交代了中共中央成员及其所在地,提请尽快依名单一网打尽。顾顺章当时地位特殊,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且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他的叛变给党中央造成的巨大危险可想而知。形势危急,钱壮飞火速化装成商人,设法告知了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不过,向忠发还是被顾顺章带人抓到了,稍后也叛变。这样,中共中央面临的形势更加危险,经商议,决定进行疏散,王明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留守上海,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六人组成。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组成常委会,由博古负总责。当时,博古只有24岁,党龄只有六年,工作时间才两年,此前也不是中央委员,实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

   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频遭事故,但是,“左”倾政策却积极地贯彻着,主要表现是派遣中央代表到各地,全权处理一切。其中,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被派往湘鄂西区,而派往中央苏区的是一个中央代表团,包括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等,毛泽东等原中央苏区领导人受到排挤和压制。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党权和军权。宁都会议的召开主要由三方面的因素促成:一是临时中央催促中央苏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彻底贯彻中央路线;二是后方中央局对前方毛泽东经常自作主张不满;三是会前随军行动的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给后方中央局写信,抱怨前方事权不能集中。当时,周恩来作为中央的全权代表,对前方行动方针拥有最后决定权。参加宁都会议的后方中央局成员是:项英、任弼时、邓发、顾作霖,而前方中央局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方中央局成员轮番对毛泽东表达不满,进行批判。当有与会者提出要毛泽东离开军队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时,会议主席周恩来认为有些过火。他提出两点调和意见:一是由他负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一是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也提出,大敌当前,临阵不能换将。会议最后表决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点意见。不过,毛泽东并不接受,在他看来,既然不能做主,还不如不干,不久便到后方养病去了,临行前留下一句话:“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此后,近两年时间里,实际上并没有人过问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他住在一个破庙里,连鬼都不上门,度过了一生中最失意、最煎熬、最落寞的日子。无论如何,毕竟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毛泽东丢了职权,此后周恩来还兼任了毛泽东曾经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宁都会议成为两人终生难以释怀的历史情结,但是并没有影响其合作共事。毛泽东离开前线后,周恩来只好勉励部属“自己干”,在一段时间内干得还不错,1933年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就在这一年,临时中央由于无法在上海立足,也迁入中央苏区,从而使“左”倾路线在苏区得以更全面彻底地贯彻,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军事上反对“诱敌深入”,同时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实际上,博古并不懂军事,处处依赖来自共产国际的德籍军事顾问李德,当时指导蒋介石进攻红军的也是一个德国顾问,因此,有人说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左”倾错误危害极大,在政治上表现为不懂得搞统一战线,将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拒之门外,断送了共同合作反蒋的良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造成农村的打击面过大,不利于红军开展工作;在党内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地方上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人。

   据说,博古初见毛泽东时,故意要把几本马列书送给毛泽东,不料毛泽东说都读过了。后来,毛泽东气愤地说:“我们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毛泽东所说的“碰破脑壳”实际上就是指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后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于1934年10月进行长征,渡过湘江后又伤亡过半,红军面临着覆亡的危险。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军事指挥“三人团”,在军事上作为周恩来的协助者,周恩来被明确为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张闻天则代替博古负总责。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以后,行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是在一起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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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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