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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从长时空看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发动

更新时间:2022-08-22 22:06:29
作者: 张太原  
“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共中央实际的领导核心。这也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情况下,遵义会议主要解决了军事上的路线错误问题。长征胜利后,瓦窑堡会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了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的错误。但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一直没来得及清理,也就是说,党内仍然存在着教条主义的风气。不料,遗风未去,新的教条之风又起。1937年11月29日,教条主义代表人物王明忽然从天而降。

   二、新的是非又起——王明回国及其“右倾”

   从大局和组织原则出发,毛泽东对王明的回国是热烈欢迎的。当时王明身兼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等要职。王明等人乘坐的飞机抵达后,毛泽东做了题为《饮水思源》的致辞:“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尽管毛泽东此前深受王明教条主义之苦,这却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王明此次回国主要是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派的派遣。日本侵华之后,斯大林一直担心日本会借机进攻苏联,在他看来,如果中国能够在战场上拖住日本军队,苏联就可以避免两线作战,这自然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但是,他又认为,在中国能够有效抗击日本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他曾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而“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在这种论断下,苏联一方面在物质上主要援助国民党,另一方面要求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在国民党的统一领导下抗日。事实上,国共也从民族利益出发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但是,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中表现出的独立自主倾向以及与国民党之间发生的一些摩擦,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到担忧,担心中共的行为会破坏统一战线。为此,共产国际认为,“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回国之前,斯大林还专门找他谈话,大致意思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全力以赴与国民党合作,长期抗战。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也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王明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使命和斯大林的战略意图回国的。

   由于及时捕捉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王明早就想对中共的方针、路线进行调整。大约1933年以后,他在发给博古的电报中,就已开始批评一些过“左”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王明便起草并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该宣言被看作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端。不过,王明纠“左”的努力,又纠过头了,纠到右的方面去了,主要表现为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对国民党一味迁就,不敢放手发展自己。王明的“左”和右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其思想根源实则一致,明显都在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犯有典型的教条主义错误。然而,因为王明有理论家的帽子和共产国际的旗号,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影响了大多数党员干部,再度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并且一度占了上风。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王明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史称“十二月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尽管从长远来看,王明认为中共还是要走自己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他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并说,“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他甚至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认为过于强调独立性是有问题的。由于王明共产国际的背景和来头,他的发言和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一同回国的康生率先赞成,进一步提出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周恩来也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了!在这种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今后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并承认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狭隘和不够策略的地方。但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中是否要保持独立自主持保留意见。后来,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成立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王明担任书记。这似乎给人一种毛泽东和王明共同领导的印象。从党内职务名称来看,似乎王明还更突出、更重要一些。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长江局,设在武汉,负责与国民党的合作工作。王明任书记,成员包括周恩来、博古、凯丰等,项英负责的东南局也在长江局的领导之下。国共合作抗日是当时中共的中心工作,而主要执行者就是长江局。长江局负责和承担着党的统战工作,本应执行好党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但王明试图凌驾于中央之上,甚至直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外言论,并一度不承认延安中央的合法性,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何以如此呢?主要是有时在武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比延安要多,加上此时张国焘已经叛逃,任弼时和王稼祥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山西,朱德、彭德怀和项英则经常到武汉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军事会议,驻留延安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和康生四人。因此,王明自我感觉甚好,一度要求把中央书记处设在武汉,并明确提出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再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与此同时,他经常直接对延安中央、华北八路军下达命令;更甚者,竟不让《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一文。对这些情况,国民党方面有所觉察。那时武汉流行一种说法:周恩来、董必武只能代表延安,王明却兼能代表莫斯科。若干年后,毛泽东回忆起这些情况时说:“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是两个中央,武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确是如此,当时,苏联情报人员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也认为,“王明集团在汉口实际上建立了第二中央,无视延安的那些领导人。毛泽东的指示没有被执行,他的许多文章也没能被发表”。有一次,李维汉专程去探望毛泽东,谈到一些情况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然而,王明在与国民党合作方面并无多大成绩,相反使党的活动处处受到牵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发展。更令王明所料不及的是,蒋介石竟然胃口越来越大,派人问王明是否可以取消共产党。后来,毛泽东讽刺王明就像一个女人“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记耳光打出大门。这种情况,使中央领导层内部逐渐出现变化,不少人开始认识到王明的做法并不符合党的利益。1938年3月,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会上,王明仍盛气凌人地论述了进一步加强与国民党合作的观点,主张中共应配合国民党,不要喧宾夺主得罪了蒋介石。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共有八人,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对王明的讲话提了部分保留意见,不过,仍居于少数之列。毛泽东提议,王明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宜再到武汉去工作。但是,过半数的同志并没有同意,王明很快又回武汉去了。这种情况不能不令毛泽东深思:为什么王明“左”,有人跟着他“左”,王明右,大家又跟着他右呢?在毛泽东看来,其实这都是出于同一原因,就是主观主义作祟,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根源在于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只迷信苏联经验,迷信共产国际。由此,一个解决思想作风问题的创举开始在毛泽东心中酝酿,而历史也终于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三、如梦方醒——皖南事变的刺激

   教条主义的发生,除了思想方法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待共产国际态度的问题。应该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到达陕北重新取得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对共产国际基本上仍然是言听计从的。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再到与国民党再度携手合作,都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毛泽东能够赢得共产国际信任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真正促使毛泽东改变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的,是皖南事变。

   1940年下半年,国共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对国民党来说,全民族抗战以来丢城失地,损兵折将,共产党却深入敌后,迅速壮大,难以容忍。从1939年开始,蒋介石就制定了限共、防共、溶共、反共的办法,共产党则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国共两党的摩擦时有发生。到该年10月,双方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黄桥之战。冲突是国民党方面先挑起的,中共却占了上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三个旅一万多人。蒋介石日记记载:“共匪在苏北对我李守维部围攻,李被阵亡,其部下师旅团长亦多阵亡。”这令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十分恼怒,地方将领则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国民党中央很快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之下,这就存在一个是否执行命令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电令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表示皖南新四军按照国民党要求准备北移,在政治上抢占先机,延缓国民党进攻新四军;另一方面准备了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即出动15万精兵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甘肃等地去。

   但是,对于这个计划,毛泽东有点拿不定主意,担心“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故向共产国际征询意见。共产国际认为,当前还看不出国民党全面“剿共”的决心,中共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毛泽东最终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进而推测国民党军队不可能大规模剿共,“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新四军北移“偏要再拖一两个月”。然而,蒋介石这时在地方将领的影响下,已决心巩固华中地区,12月9日再次下令,限新四军务必于12月31日前移至长江以北,一个月后移至黄河以北。12月25日,蒋介石特地会见周恩来,“告以朱部渡河不得再缓。”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顿即把会见情况告知了延安,毛泽东收到信息后立即电令项英北移。然而,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在绕道北移的时候,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九千多人,损失七八千人。国民党恶人先告状,很快宣称新四军为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后,毛泽东如梦方醒。在他看来,正因为听信莫斯科的错误判断,才造成了如此重大的损失。他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1941年5月,毛泽东再次致电周恩来,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这应该是中共与俄国人打交道20年来悟出的一个道理。但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是否都懂得这个道理呢?显然,相当多的人还蒙在鼓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专门讲到:“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

   苏联相关各方,只字未提,其“风”又是如何“整”的呢?毛泽东在整风的第一个文献中讽刺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在那时的延安,讲马列的人怎会“言必称希腊”呢?毋庸置疑,“希腊”指代的即是苏联。在总结皖南事变教训的时候,毛泽东告诫大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后的蒋介石的变化。他还说,新四军的失败,首先在于项英缺乏“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项英主持的东南局在长江局的领导之下,而项英和王明的关系十分密切。经过皖南事变,毛泽东对党内教条主义和迷信共产国际的情况已经有些难以容忍了。

   从1938年开始,毛泽东集中思考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文章,同时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这些论著,就是毛泽东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后来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毛泽东的著作可谓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的历史和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和运用。新的理论产生了,但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乃至全党是否接受还是一个问题,整风运动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全党思想统一的问题,即用新产生的理论武装全党,以推动革命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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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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