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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涛: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与理论逻辑

更新时间:2022-08-22 00:08:06
作者: 王世涛  

  

摘要:  宪法常被置于法律效力层次的顶端,从而导致宪法效力自我确证的逻辑困境。虽然宪法效力自我宣称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但世界范围内的成文宪法却并未普遍规定自身的效力。在理论上,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的效力虽然直接产生于该规范自身,但该规范的效力渊源却被认为超出宪法规范之外,或发端于主权者的绝对意志,或归因于“元契约”的初始同意。然而,前者随着主权者的绝对意志被消解而诉诸人权的价值;后者则因初始同意被证伪而转向现实的功利。凯尔森的“基本规范”、哈特的“承认规则”以及康德的“自然法则”是关于宪法效力自证问题可资利用的重要的分析工具。根据阿列克西可默示的法律正确性宣称的理论,宪法效力规范若采用默示形式,非但不会否定宪法效力,而且还纾解了宪法效力自我确证的逻辑难题。

   关键词:  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形式;正确性宣称;

  

  

   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早已为近现代宪法自身所确认。[1]在法律的效力链条中,宪法常常被置于效力的终端。但宪法本身的效力依据,却是一个值得追问的终极性问题。[2]在实定法的范围内,普通法律的效力需要由宪法确证,而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不可能由比其更高的法律确证,由此形成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然而,学者们对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及其效力却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正如法律效力并非法律所包含的要素,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也并不是宪法所固有的属性。法律效力的基础在于国家权力,宪法自我宣称实质上是自我授权,其背后是国家权力的支撑。对宪法而言,就是制宪权性质与地位的外化与法律化。[3]正是由于宪法效力并非宪法规范所固有,宪法效力具有外在于宪法规范的权力属性,因此,宪法效力才需要借助宪法规范加以确立。也就是说,由于宪法规范自身并不蕴涵效力,因而才有必要在宪法中设立规范进行效力宣称。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是必要的。然而,根据凯尔森的观点,规范的存在与效力实际是同一个问题,效力是规范的“特殊存在”。或者说,法律规则,如果有效力的话,便是规范。[4]由此可见,宪法效力内含于宪法规范之中,宪法效力与宪法规范是一体的,质疑宪法效力就是质疑宪法规范本身。当然,法律效力与法律实效不同,即宪法规范即使在缺乏实效的情况下,也是有效力的。由于宪法效力已然内含于宪法规范之中,是由宪法规范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因此,没有必要由宪法规范进行效力的自我宣称。

  

   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导致其自我确证的逻辑难题。在政治宪法学的学者看来,宪法效力其实是由掌握政治决断权力的人所确认的。宪法效力实际上并不是自我宣称的,宪法效力自我宣称只不过是政治决断权的型式化。但在规范宪法学的学者看来,政治权力不应当超越宪法规范,其本身应当是宪法所规范的对象,承认政治权力对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确认无疑认可了政治权力凌驾于宪法之上的地位。因此,尽管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自我宣称不免承受着逻辑自洽性的诘难,但至少可以赢得宪法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然而,在宪法教义学的学者看来,宪法教义学对宪法规范的根本尊重就是以对宪法效力的尊重为根本。宪法学研究的基本作业是对规范的解释,以实定的宪法规范为前提。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一旦在宪法文本中明确规定,便成为解释的对象。至于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的理论逻辑则无关宏旨。其实,法教义学在根本上是一种运作上封闭但认知上开放的系统。这种功能取向的法教义学能在保证其独立运行的同时,实现与社会的相适性,在封闭性的基础上实现其开放,发挥“稳定化规范预期”的功能。[5]宪法教义学作为一种宪法解释的方法论,它与概念、逻辑与体系这些要素密切相关。[6]质言之,宪法效力自我宣称在理论逻辑上若不能被证成,其规范效力就不能仅凭规范的自我宣称而被确认。如果说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具有作为“世俗宗教”的价值认同、[7]作为政治统合的法秩序基础、[8]作为宪法监督的规范预设等功能,那么宪法自我宣称的规范效力缺损则会导致上述功能难以发挥。

  

   一 辨析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自我宣称只能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不成文宪法国家不可能进行宪法最高效力的自我宣称。但在世界范围内,成文宪法却未必都规定自己的法律效力。从可以查阅到的193个国家的宪法文本来看,[9]直接规定宪法效力的有96个国家的宪法,占49.74%。如果加上间接规定宪法效力的36个国家的宪法,总计达到68.39%。当然,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可能隐含于制宪会议和执政党的政治文件所体现的宪制理念和法治原则中,以默示的规范形式存在。在司法实践中,宪法效力的默示规范往往体现在法官对宪制理念和法治原则的解释中。因此,宪法效力不完全依赖于其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当然可以明确或强化宪法效力,但自我宣称规范形式的阙如却不能否定宪法效力的存在。

  

   (一)我国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规范:从无到有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在“君上大权”中确立的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当时晚清政府只是想借助宪法来确保皇权“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不可能规定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宪法,在总纲中确立了国民主权,但并没有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原因在于,在革命胜利后的“制宪时刻”,开国者面临的最首要的问题是国体的确立和权力的组织。宪法只是确立国体、组织权力的工具。因此,制宪者并不会关注由宪法去宣称自己的最高法律效力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作为临时宪法,但毕竟不是宪法,不可能确认其具有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因此,不存在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的问题。1954年宪法也未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这是由当时制宪的背景所决定的。根据现有的史料,宪法效力条款并没有纳入当时制宪的议事日程。[11] 1954年宪法是以苏联1936年宪法为蓝本制定的,而苏联1936年宪法就没有规定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从根本上说,1954年宪法仍属于革命时期的宪法而不属于法治时期的宪法,通常革命时期制宪的目的在于确立和巩固经过革命取得的权力,而法治时期制宪的目的则在于确立法律秩序。只有在法治时期,宪法效力才会成为宪法规定的关注点。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54年宪法之后,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也没有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首次出现于1982年宪法。在制定1982年宪法时,为了汲取1954年宪法制定后的历史教训、树立宪法权威,在宪法中明文规定其最高法律效力是非常必要的[12]。1982年宪法在序言中规定了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通过效力自证成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美国宪法序言是通过“契约”向美国宪法提供了终极性的效力依据。相比之下,中国宪法序言是通过“历史”向宪法提供了终极性的效力依据或正当性依据。[13]然而,宪法序言是否具有规范效力是存疑的,如果宪法序言本身不具有规范效力,就没有能力承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蔡定剑教授认为,基于宪法作为规范政府行为的原理,序言超出了宪法规范的内容,无法发挥规范作用,不具有可操作性。由于宪法序言不具有规范性和法律效力,因此,宪法序言中规定的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也就不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不应当完全否定宪法序言的规范性,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被置于宪法序言中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某项规定是否具有规范效力,取决于该项规定自身。如果某项规定具有法律规范性,不能因为出现在宪法序言中就否定其规范效力。1982年宪法序言中有关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条款特别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这已经非常明确地赋予了宪法最高法律效力条款法律规范性。当然,相对于宪法序言原则性规范,《宪法》第5条则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具体规范。两者共同构成我国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内容。

  

   (二)主要西方国家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规范:隐而不显

   在西方古典宪法时期,宪法的主要功能是政府组织形式的建构。宪法本无最高法或高级法的属性。此时宪法与其他法律只是调整的范围不同,并无效力位阶的差异,因此,不存在所谓宪法效力自证的问题。

  

   但随着近代立宪主义的发展,宪法从政体性质的规范演变成为宪制意义的规范,宪法的目的就是要限制国家公权力,尤其是限制立法权。如果不确立宪法高于法律的效力,就没有办法限制立法权。然而,英国作为宪制的母国,不存在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典,即没有所谓高于法律之上的宪法,所谓宪法最高效力的自我宣称既无必要又不可能。

  

   与英国不同,欧陆国家则欲求宪法效力自我宣称规范的基本价值秩序的政治统合功能。法国首部宪法即1791年宪法虽未明确规定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但在“其他规定(相当于附则)”中规定“任何由宪法所设立的权力无权更改宪法”。这隐含着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规范,但这一条款确立的是制宪权而非宪法规范效力的至上性。法国现行1958年宪法序言确立了“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宪法第一章是“主权”,首先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国体,但并没有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明确规定。能否从宪法“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推导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规范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法国1791年宪法到1958年宪法始终保留古典宪法的含义,专指国家的政制构造[14],宪法所规范的仍然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体形式。因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问题并不是制宪者们所关注的,因为其并非国家政体组织形式所包含的内容。

  

   德国历史上属于君主专制体制且处于分裂状态,宪法实为王权的造物和政治工具。在德意志帝国,宪法只不过是国家统一的标志。二战后,基于对纳粹暴政的反思,德国将“人格尊严”而不是国家主权作为《基本法》的首要条款,确立了“人格尊严”而非《基本法》本身的至上效力。或者说,正是因为确立了“人格尊严”的绝对价值才使得宪法的优先性得以体现[15]。这要求包括立法权在内的所有国家权力都必须要站在人格尊严的基础上,受这一首要条款所形成的客观价值秩序的约束。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典,也开启了宪法效力自我宣称的规范模式。其依据是美国宪法第六条规定:“宪法和依宪法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权力已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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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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