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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泰:贯通古今 交光映衬——司马迁如何出色地实现“通古今之变”

更新时间:2022-08-20 21:58:18
作者: 陈其泰  
再者,司马迁为各篇表撰写的序精彩纷呈,对于我们把握中华文明演进不同阶段的特点,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概括春秋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齐、晋、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分散在东、北、西、南四徼,地处偏僻,且原先力量微小,但能奋发有为,因而更番为霸:“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又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前序更以“形势”二字为纲,论述汉初分封同姓王,再经过景帝和武帝相继实行“削藩”“推恩”政策,强干弱枝,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大势。其云汉初同姓王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局面是:“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而经过“削藩”“推恩”之后,形势得以根本改变,割据势力被铲除,强干弱枝得以实现:“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诚如白寿彝所高度赞誉的,《史记》十表“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

   《史记》十表展现历史演进大势的成就为《汉书》所继承。但因撰著史表难度很大,后来正史中有多部付之阙如,只有较少几部撰有此作,如《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进入近现代之后,有见识的史家仍然感到史表对于表达历史演进大势有重要作用而精心编撰,使史著大为生色。如魏源《海国图志》中撰有《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提供了解世界急需的知识。又黄遵宪撰《日本国志》附表甚多,有邮政局表、矿山表、国税表、岁出入总表、国债种类数目表等,他所寄托的愿望是帮助国人了解日本“改从西法”的实际情形,以为国内实行维新变法的参考。至民国时期,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尤重视史表的纂修,奋力完成《清代大事表》《清帝爱新觉罗氏世系表》《清代宰辅表》《清代军机大臣表》《清代督抚表》《清代学者生卒及其著述表》《清代外交约章表》,合称“清代通史七表”,彰显了这部大型著作的中国气派。从《汉书》到《清代通史》的实践,证明了司马迁创立史表成功地反映历史大势所具有的久远生命力。

   三、多层面配合,交光映衬

   从历史认识论角度分析,司马迁创立的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合的著史体系,是以多维度视野来观察和再现客观历史进程。包括:时间和事件视角,主要体现在十二本纪、十表;人物视角,主要体现在列传(此外本纪、世家中的多数篇章也有记载人物事迹的成分);典章制度和社会情状视角,主要体现在八书。客观历史本来是多层面因素紧密联系的复合体,而分别从不同角度作考察,乃是为了对历史进程的要素剖析得更深入,叙述得更生动真切。既然是一个多层面紧密联系的复合体,那么从不同角度做考察,其得到的认识又自然是脉络相连,互有交光、映衬、补充,将多层面的印象叠加起来,研治历史的收获就更加生动真实。我们要认定多维历史视野比单向视角更加进步,同时要认定历史以时间为标志展开的大趋势不但要从本纪、表中去找,还要从书志和列传中获得相关认识来作补充,这样我们的认识才全面、深刻、丰满。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主线是靠本纪展开的,而其他的篇章与此脉络相联、互相补充。这是《史记》所创体裁之所以标志着传统史学达到成熟的关键,也是它具有久远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这里举出八书中的名篇《平准书》作为例证。

   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是一个充满奋斗精神、激励人们勇于创造的时代,这种精神力量的源头来自于经济生活和国力出现的巨大变化。西汉立国初年,经济生产领域处于最低谷,社会残破、生产凋敝,经过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积聚发展,到了武帝初年,国家财富充溢,国力空前增强,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穷则变,变则通”的伟大历史性变化。《史记》本纪中对此只能作粗线条记述,但对于西汉初年以来的政治作为、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变迁是必须予以一一详载的,这是史家不可推辞的责任,于是有八书中《平准书》的创立,对本纪中大纲式的记载大力补充、映衬。司马迁站在求“通”求“变”的历史高度,提炼出最有典型性的史料,首先描绘了因秦朝对民众实行残酷剥削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造成的灾难之后,社会经济一片衰败的景象:“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而到了武帝初年,国家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这是历史上少有的民众殷实、国库充足的情景。这如同从地下唤出的巨大财富是从何而来的呢?司马迁用确凿的史实说明,是因汉初“承敝易变”,接受亡秦教训,从高祖立国之始即采取恢复生产、爱惜民力的“宽省”政治,特别是文帝、景帝相继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取得的巨大成效!汉初和武帝初年是西汉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司马迁的论述从大处落笔,记载的史实既典型,又生动、鲜明,凸现了时代的特征,并且揭示出演进的趋势,因而千百年来成为研史者认识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珍贵的依据。司马迁精辟地用“承敝易变”的认识来总结由汉初社会经济匮乏破败到武帝初年财富充足的变化,又用“见盛观衰”来总结由武帝时期鼎盛局面而走向社会动荡不安,表明了其“通古今之变”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司马迁深入探究历史的“通”和“变”,并由此获得规律性认识,使他在经济思想领域实现了对传统思想的重大突破。儒学创始人孔子曾提出“富民”和“足食”思想,见于《论语》所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论语》中又讲:“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樊迟请学稼,孔子斥之为“小人”。由此说明孔子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不甚重视,关注不多。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孟子则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西汉时期,与司马迁时代略同的大儒董仲舒也明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司马迁则在《平准书》中深刻记载和分析经济生活领域的变迁对于社会状况、民生福祉、治国策略、国家盛衰的巨大影响。他又撰有专门记载战国秦汉著名工商业者成功致富的类传《货殖列传》,篇中在记述人物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闪光的论点。他批评老子小国寡民的倒退历史观,指出人们要求满足衣、食、住、行等项需要的欲望是天然合理的,进而精辟地论述经济生活具有自己的法则,从中寻找历史发展的线索。“他认识到各地区不同的物产和人们生活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的分工和交换的形成:‘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得其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提高到客观存在、并已得到验证的‘道’来论述,强调它不是什么行政力量所能强制,也不是人的愿望所能改变,以此推动社会的发展。”司马迁还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认为追求财富是天然合理的,反对政府与民争利。司马迁将这篇传置于70列传的后殿,是寓含深意的。《平准书》与《货殖列传》同为经济生产活动的专篇,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山。“通古今之变”的卓识使他对社会生活的变迁获得了具有规律性的认识,甚至触及了朴素唯物史观的边缘;同时开拓了新研究领域,以后由班固、杜佑、马端临等学者进一步发展而蔚为大观。我们将这两个专篇与《史记》的纲领十二本纪对应联系起来考察,就能够获得诸多深刻启示。

   再举出列传名篇以考察其与本纪主线的紧密联系。

   历史是人创造的。《史记》的构史体系是以人物为中心,七十列传所载人物事迹上起伯夷,下至工商业者,尽情写出历代文武大臣、卓荦之士以至下层人物代表,他们如何不失时机地参与创造历史的行动,展现一幕幕生动感人的历史画面。历史主线贯通,又有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生动场面,这是司马迁运用列传与本纪互相配合,贯彻“通古今之变”宗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譬如,欲详知春秋列国盛衰,即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等作补充;欲详知战国纵横捭阖之势,即有《商君列传》《吴起列传》《苏秦列传》《张仪列传》《魏公子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作补充,历史的主线演进于是更加彰显。又如,有《白起王翦列传》《范雎蔡泽列传》《吕不韦列传》《蒙恬列传》等作补充,秦如何各个击破、统一六国的脉络才更加分明。这就是司马迁运用诸体配合、交光映衬所取得的明效大验。

   最值得关注的是《李斯列传》。此篇记载的内容,前半篇写他入秦前后的经历,主要有:先别其师荀卿;获得机会向秦始皇进谏对六国各个击破之策,被任为客卿;谏《逐客令》,于是秦王“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而后半篇的内容则超出了李斯本人的传记,是写李斯、赵高、秦二世三人在秦帝国晚期的阴谋策划、倒行逆施,最终覆灭的下场。既写李斯应负的历史罪责,又刻画了阴谋家赵高、暴君秦二世的面目。李斯后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其原先性格、行事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而赵高和秦二世二人是最终葬送秦皇朝的主要人物,由于无法单独写此两人,也无法放在《秦始皇本纪》中去写,其行事与李斯紧密联系,因此采取多线条结合的手法,集中记载于此。司马迁这种剪裁和组织手法不但巧妙,而且使历史画卷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寓含极其深刻的教训。这样,《李斯列传》后半篇便与《秦始皇本纪》相辅相成,构成秦皇朝由统一到走向灭亡的全景图。明代学者茅坤有见于此,评论云:“(《李斯列传》)传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变法诸事仅十之一二,传高所以乱天下而亡秦特十之七八。太史公恁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酿高之乱者并由斯为之,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所言“极得大体处”,即是指此篇对补充《秦始皇本纪》作用极大,同时司马迁用《李斯列传》与本纪互相配合、照应的做法极为成功。总之,《李斯列传》与本纪脉络紧密相连,对于揭示秦皇朝盛衰兴亡之理作用极为重要,在刻画历史人物手法上也是不可多得的成功篇章。

   结语

   《史记》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活跃的生命力。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罕有其比的。司马迁突破了先秦史学用编年体裁单线条记述历史的局限,以雄伟的气魄创立了五体结构的著史体系,同时将华夏民族祖先发达的历史思维推向了空前的高度,提出“通古今之变”的光辉思想,作为著史的宗旨。当前我们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精华,要推进对《史记》史学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关键一环是要做到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司马迁在《史记》多层面、立体式著史体系中,是如何成功地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的?通过深入探讨,可以作出明确的回答:一是司马迁高瞻远瞩,凭藉本纪的纲领性记载,做到包举大端、贯通古今,不仅总揽全局,总结了几千年盛衰兴亡之故,而且勇于打破常例、解决难题,成功地再现客观历史的真相,善于运用对比手法,总结历史风云人物的功过。二是十篇史表的设置匠心独运,与本纪共同起到全书纲领的作用,提挈历史的大事件、大关节点,用列表的方法直观地显示历史大势,并且用各篇的序精彩地概括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三是多层面配合,以记载典章制度和反映社会情状的八书,以及生动记载人物事迹的众多列传,为本纪凸显的历史主线作重要补充,交光映衬,使全书各部分脉络紧密相联,因此取得了光彩夺目的成就,既展现了恢宏壮阔的历史大势,又做到历史叙事丰富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感人。

   这里还须强调,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祝贺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强调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以此鼓励新时代史学工作者既能继承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能体现当今时代前进要求,撰成能够激励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优秀之作。由此更加证明,司马迁的历史思想蕴涵着超越时空的真理性价值。我们要大力发扬司马迁开创的优良传统,在史著中既突显历史的大趋势,又要写出历史活动的丰富多样和生动性,有效地克服历史研究的主观随意性和“碎片化”倾向,有效地改进历史叙事单调乏味的现象,并且要认真发掘《史记》的思想精华,为新时代史学理论体系建设增添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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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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