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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巍巍:成圣之机:孟子升格因素的多重考察

更新时间:2022-08-19 00:37:28
作者: 曹巍巍  

  

   孟子被尊为“亚圣”,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在继承、阐发、创新儒家思想方面,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的“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对中华民族气节的塑造、精神禀赋的滋养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子一生的成长、成才,乃至成圣,都离不开孟母的启蒙教育,也离不开其思想本身蕴含的哲理智慧。孟子早年丧父,幼年读书立志、学礼从文都深受其母影响,成年后家庭关系的和谐、仕途方向的抉择,也颇受孟母教诲助力。可以说,孟母是孟子成圣路上的重要启蒙者、奠基者和影响者。孟子“亚圣”地位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汉代以前,提倡的是“周孔之道”或者“孔颜之道”,“孔孟之道”的说法是宋以后的事情;《孟子》由子入经以及孟子配享孔庙,也是宋朝的事情;孟子被册封为亚圣公发生在元朝。所以从整体上看,孟子的历史地位是在2000多年的不断更迭中,才得以逐渐确立的。孟子的成长环境对其有何影响?其思想价值为何在漫长历史岁月中逐渐得以彰显?了解清楚其背后的内容,对于认识孟子、了解孟子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早年母教助力成长成才

   孟子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孟母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孟母教子的故事,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和刘向的《列女传》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荀子的文章中也有关于“孟子恶败而出妻”的记载。通过这些故事,不难发现家庭教化、熏陶对孟子的影响。

   通过“三迁择邻”,孟母为孟子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孟子从“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最终“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通过“断织喻学”,孟母让孟子明白不认真学习的危害,一句“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让孟子醍醐灌顶,一句“堕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虏役矣”让孟子认识到玩物丧志的危害;通过“买肉实言”,不自欺欺人、不欺骗他人,孟母为孟子树立了诚信的榜样。这是孟子幼年时的故事。孟子成年后的故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阻子休妻”,一个是“释子以忧”。“阻子休妻”的故事中,孟母指出了孟子自身的礼数不当,化解了孟子的休妻问题;“释子以忧”的故事中,孟母让孟子放下了担心母亲颠簸受累的包袱,而能去施展自己的抱负。可以说,从孟子幼年的外部学习氛围营造,到内在的道德品质培养,从警醒明学立志,到卸下负担包袱,孟母为孟子成才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二、继往开来于儒学式微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期,与礼崩乐坏、战乱征伐的时代背景相伴的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儒、墨是早期思想史上的显学。孔子死后,儒家一分为八。《韩非子·显学》篇记载: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孟氏之儒”说的正是孟子。孟子之时,儒学已然式微,正如《孟子·滕文公下》里面提到的“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学习儒学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当时诸侯面对战乱纷争的形势,也不愿意接受儒家的王道、仁政思想,而是醉心于战乱征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变法强国的法家和合纵连横的纵横家受到当时诸侯的推崇。故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弘扬儒学、复兴儒学,是存在重重困难的。但孟子以他的实际行动,游说诸侯、宣传儒道、辩论诸家,提升扩大儒学影响,让儒学再次迸发活力。这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游说诸侯,宣传儒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孟子的思想没有被诸侯接受,齐宣王认为不能用,梁惠王认为不接地气。但诸侯不采用不代表没有价值,孟子恰恰是在这一次次的游说中扩大了儒学的影响力,让差不多同一时代的庄子发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的感叹。孟子曾游历齐、宋、薛、邹、鲁、滕、梁等国家,其见梁惠王时阐发的义利之辨、仁者无敌、仁政于民的思想肯定触动了梁惠王的心扉,才能够让他应答“寡人愿安承教”;见齐宣王时宣传的与民同乐、以民为本、选贤与能的思想肯定让齐宣王认为很有道理,才会有“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的挽留,才能有“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的请求,甚至在齐国稷下学宫,齐国把著名的学者都封了上大夫,而对孟子则封了更高一级的卿位。所以孟子在游历的过程中阐发宣传了自己的思想,进一步将儒家思想传播开来,提升了儒家思想的政治感召力和认同感。

   辩论诸家,提升影响。孟子的雄辩滔滔让儒家思想在诸子百家中得以凸显。孟子与农家陈相辩论“君臣并耕”,彰显“劳心劳力”的治国经略;与墨者夷之辩论爱有无差等,彰显儒家孝悌之道;与纵横家景春辩论大丈夫,彰显儒家以民为重、矢志不移、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与“兼治儒墨之道”的告子辩人性之善恶,彰显“性善论”的合理性;与博学多才、滑稽多论的稷下先生淳于髡辩论“嫂嫂溺水”,彰显了通权达变的灵活处事态度。在与当时所谓的“诸子百家”的辩论中,孟子让儒家思想的影响力熠熠生辉。

   承续文脉,创新儒学。孟子一生非常崇拜孔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者,可以跟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并列,所以他一生以“乃所愿,则学孔子”作为理想,以传播弘扬儒家思想作为目标。一方面,孟子学习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学,经世致用,以身行道、弘道。另一方面,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孟子重点丰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在人性修养方面,由仁到义,居仁由义,从性相近到性本善或者向善。孟子通过“性善论”,更加圆融地解释了人性。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本来的善良如同水向下流那么自然,人没有不善的,就如同水都往下流那样。这实际上为当时生活在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混乱年代的世人,植入了向上、向善的理论力量。而且孟子进一步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四端之心是每个人都有的,需要每个人通过“求放心”来涵养德性,从而铸就大丈夫的伟岸人格,滋养浩然之气。再一方面,孟子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国方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实行仁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君王要能实行仁政,注重民本,爱民、养民、教民、富民,就能实现国家的富强。以此为基础,孟子进而提出了社会治理的范式。孟子的创新使得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求,扩大了儒学的影响,也彰显了儒家思想的与时俱进性。孟子的思想最后虽然没有得到君主的采用,但是他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于承担精神和重视百姓、爱护百姓的民本、仁政思想,如同乱世中的一股清流,让利益纷争的诸侯看到了儒家家国天下、仁者无敌的治国良方,同时也为后来儒家知识分子的希圣、希贤提供了新的进取方向。

   三、沧海横流,历久弥新

   孟子去世后,他的思想逐渐得到认可、推崇,这实际上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将这段时间大体划分为蛰伏期、上升期和形成期。

   (一)孟子思想蛰伏期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孟子思想的蛰伏期,其思想地位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基本处于不著不察的地位。

   秦朝时,孟子只是诸子当中的一家。东汉赵岐在给《孟子》作注时说:“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孟子死后,儒家大道不显。到了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残害儒生,毁灭诸子典籍,孟子的徒弟和拥护者几乎没有了,《孟子》因为篇籍属于诸子才得以留存。此时,不仅是孟子,整个儒家学派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西汉设置《孟子》传记博士。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

   宋代孙奭在给赵岐的《孟子注》作疏时指出:

   汉兴,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虽除挟书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为意。及孝文皇帝广游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稍出,由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当时乃有刘歆九种《孟子》,凡十一篇。

   按照赵岐的记载,西汉孝文帝时,是设置过《孟子》传记博士的,只是后来又取消了。按照孙奭疏文的记载,当时有九种注解,十一篇文本。此时孟子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官方关注,但影响甚微。早期设立传记博士可能也只是因为“《周礼》未出时,汉儒言封建者,皆宗孟子。文帝时作《王制》亦采《孟子》为说”(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亦即把《孟子》作为汉代礼治的参考。西汉末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扬雄,高度赞许孟子,在《法言》中说道,“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而且经常“窃自比于孟子”,认为孟子超出诸子之上,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传承者。

   东汉开始出现有关《孟子》注解的书籍。东汉古文经学盛行,“我注六经”是当时的重要学术思潮。此时,开始出现较多注解《孟子》的书籍,有程曾、郑玄、高诱、刘熙、赵岐五家《孟子》注。其中以赵岐注流传最广,而且赵岐对孟子推崇备至,认为孟子的思想“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赵岐:《孟子题辞》),认为孟子是亚圣的大才,这也是孟子首次被称为亚圣。但此时《孟子》依然只是停留在“子”部。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论语》《孝经》归入《六艺略》,附于“六经”后,而将《孟子》置于《诸子略》“儒家类”。可见此时《孟子》虽然受到了一定关注,但是地位影响一般。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动乱时期,玄学思想、佛学思想逐渐兴起,儒家思想受到冲击而衰微。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孟子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很大起色,但存有一些“孔孟并称”的记录。北魏《元昭墓志》载:“识总指途,并驱孔孟。”东晋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与太常冯怀,以孔孟并称,上《请兴国学疏》说:“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轲皇皇,诲诱无倦。”

   (二)孟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期

   从唐朝开始,孟子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历经宋元,逐渐确立了其亚圣地位。

   从唐朝建立到平定安史之乱,孟子的地位没有得到关注和认可。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争论国子学当祭“周孔”还是“孔颜”,没有提及孟子。唐太宗增加左丘明等22位儒者从祀孔庙,也没有提及孟子。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公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时,也只字未提孟子。当时《孟子》与《老》《庄》并列,未列入科举的明经范畴。中唐时期,韩愈成为孟子升格运动的重要倡导者。韩愈提出了儒家“道统”说: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集》卷一一《原道》)

他认为儒家学问之道,有一个传承的脉络,孔子传给了孟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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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走进孔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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