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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山林:如何认识经济思想的“谱系”

更新时间:2022-08-18 09:20:07
作者: 伍山林  

   内容提要:在英国历史上,16世纪至18世纪是重商主义的经典时代。对此,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但是,在经典时代之前,一些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得到了应用;在经典时代之后,不少重商主义政策依然通行了一段时间,尽管遭到了各种各样的质疑。从重商主义乃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之复合体这个角度,有必要以经典时代为基础,将英国重商主义向前延展一个半世纪作为前经典时代,向后延展半个世纪作为后经典时代。由此,我们既可以看清英国重商主义在这5个世纪中的生命周期;又可以知道经济自由主义是如何从重商主义的母体中孕育出来并且成为其对立面的;从长周期角度还可以体会到,体系性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总是离不开时代的趋势性需要。

   关 键 词:英国重商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历史分期  British Mercantilism  Economic Liberalism  Periodization

  

  

   针对重商主义,亚当·斯密(Adam Smith)主要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行分类,并且将它作为批判的对象。他在《国富论》之“第四篇”也即“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将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进口限制、贸易差额管制、退税、奖励、通商条约、殖民地等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放在他概括的经济自由主义框架下一一加以审视(斯密,1974:1—228)。针对重商主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主要从经济思想史角度进行批判。在他那里,重商主义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理论体系。他在《资本论》中指出:重商主义是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马克思,1975a:376);而重商主义者是资本的最初阐释者,他们认为在流通领域可以实现价值增值(马克思,1975b:177)。针对重商主义,Viner(1991:262—263)更加综合地将它视为思想、政策与战略的综合体,认为重商主义关注国家利益、盯住国家贵金属库存、重视贸易顺差的作用以及相关政策、追求财富与权力。①

  

   在这篇短论中,我把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的综合体来看待,以此为基础讨论英国重商主义分期及其他问题,并主要说明以下三个观点。一是对于英国重商主义,我要在经典时代也即16—18世纪的基础上,向前延展一个半世纪,向后延展半个世纪。之所以要向前延展一个半世纪,主要是由于那时虽然未见有系统性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已存在体系初成的重商主义政策。我将它称为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之所以要向后延展半个世纪,主要是由于在那时尽管重商主义思想已经停止了发展,经济自由主义经过孕育和发展已趋于成熟,但是一些重商主义政策在英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那些政策早已受到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质疑。我将它称为重商主义的后经典时代。二是一旦将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看待,并且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英国重商主义进行分期,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在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生命周期里英国重商主义究竟是如何演进的,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如何从重商主义的母体中孕育和生长出来并且成为它的对立面的。三是任何体系性的经济思想的形成总是离不开时代的趋势性需要,但是很多时候,各种经济思想又是混杂在一起的,尽管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别。

  

   二、前经典时代

  

   针对英国重商主义分期问题,最难把握的是把它的起点确定在什么时候。有人认为:西欧重商主义产生于十五世纪,全盛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瓦解于十七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瓦解的时期,正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时期(陈岱孙,1981:1)。这里,断言“西欧重商主义产生于十五世纪”究竟依据的是什么呢?不能确知。就英国而言,如果将都铎王朝的兴起作为起点,那还不如直接讲英国重商主义开始于1485年。重要的是,在西欧,彼时地理大发现虽然已经有了若干前兆,但标志性事件尚未出现。不过,上述提法已经突破重商主义的经典时代也即16—18世纪的最早界限了。我在这里要给出明确的证据,把英国重商主义的起点进一步往前推一推。

  

   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既确认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又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法律基础。对于自由人,《大宪章》认为,他们既然早已享有了自由,各种自主权也就必须得到确认和保证。例如,《大宪章》的第1条明示:“对我国所有自由人,朕也代表王室与朕之千秋子嗣,允许他们享有下文所载之所有自主权,这些自主权由他们及其继承人从朕及朕之继承人处获得并享有。”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英国尽管依然处于中世纪,但关于工商业的认知和管控,无论从思想还是政策抑或战略上来看,都陆续呈现出一些新面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重商主义思想已开始萌芽。在那个时代,商品经济已有了一定发展,贵金属作为币材使用。无论自由人之富裕,还是贵族之地位,抑或王室之尊荣,无不与货币多少有关。追逐货币成为这些人群的行动基础,尽管商人追求货币时是赤裸裸的,贵族追求货币时是扭扭捏捏的,王室追求货币时是高高在上的。这里我要强调两点。

  

   一是国王已基于一定的经济观念,制定与岁入有关的经济政策。例如,在金雀花王朝末期,国王理查二世曾向伦敦造币所征询意见,询问应该采取何种措施使英国逃离财政困境。他得到的回答是:在英国,没有金银矿山可供开采,只有从外国输入贵金属这一种办法。具体地,是要使英国从外国购买的商品,在价格上小于外国从英国购买的商品,使金属货币从外国源源不断地(净)流入英国。这一点在重商主义的经典时代是特为看重的。再如,国王如遇大笔货币支出的需求,已经开始从巨富之人那里借款,以至巨富之人的多寡及其财富的规模,成为国王借款数量的重要基础;并且,人头税作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手段,也与经济中是否存在数量众多的合格纳税人有关。这些都意味着,发展经济(特别是商业)与国王财政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二是有人对国家命运、前途和道路作出前瞻性思考,开始构思新战略。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15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一位佚名作者撰写的韵文“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英国政策小册子》)。“百年战争”失败前,英国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怀有强烈的“大陆情结”;但是,“百年战争”的失败使英国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英国未来究竟要选择怎样的战略方向。这篇韵文作于“百年战争”发生转折也即英国全面溃败之际。首先,它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对当时英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非常不满。这篇韵文的作者认为:大帆船从英国带走了有用的商品,比如羊毛、羊皮、呢绒和锡等;但是运来的主要是香料、红酒等商品和猿、短尾猴等没用的小玩意,它们既不耐用又非常昂贵。作者还认为必须在贸易上对世界进行控制,英格兰必须掌控多佛海峡,发展与欧洲大陆国家的贸易和远程贸易,使其他国家屈服于英国的经济力量,向英国寻求友谊和表达善意。其次,它把国际贸易作为英国立国之本。作者认为,既然不能通过占领欧洲大陆实现国家崛起,那就应该转移目光,看向更加遥远的海洋及其周边国家,通过保有强大的舰队而成为海洋的主人,通过发展国际贸易来振兴国家。首要是守好英伦三岛及其周边海域,再逐渐外推,将自己具有优势的商品销往各国。最后,它将海洋的战略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者认为要将狭窄的海峡视为英国的天然屏障,平时要控制,战时要封锁,自此延伸而与世界各国通商。它还将军事与贸易联系起来,讥讽英国当时的海军状况堪忧。③因此,Warner(1926:Ⅶ)指出,在15世纪的英语诗中,这篇韵文表达了获得海洋控制权在谋取政治与商业的优势地位上的意义,这种早期尝试使其引人入胜。但是,不管怎样,在重商主义的前经典时代,还未见有系统阐述重商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只存在一些零星的思想。

  

   第二方面,重商主义政策早已得到运用。尽管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还不具有经典时代那样的系统性,但是在如下四点已模样初成。

  

   一是已经采用贸易保护政策。1258年,英国颁布了《牛津条例》,使产权得到了进一步确认,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可以看到,1275年,英国已经开始对羊毛出口征收关税;后来,在关税之外,还对羊毛出口征收补助金。这种补助金一度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并且国内外商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大致说来,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的羊毛补助金为每袋40—50先令;1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国内商人为每袋40先令,外国商人有时高达每袋5英镑,1471年固定为每袋76先令8便士;15世纪后期,国内外商人羊毛关税和补助金的税率分别约占其羊毛出售价格的25%和48%(施诚,2010:185—186)。在征收出口关税前,一方面,由于英国羊毛的品质优良,早已大量出口至欧洲大陆;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生产呢绒的技术粗陋,高级呢绒又几乎全部从欧洲大陆进口。但是,在针对生产呢绒的原材料也即羊毛征收出口关税后,情况慢慢发生了改变。其中,14世纪中叶是一个转折点——作为原材料的羊毛的出口趋势性减少了,作为深加工产品的呢绒的出口开始从无到有并且趋势性增加了(陈曦文,1995:32)。这是一个采用重商主义保护关税政策使英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迁的重要例子。总结起来,即早在1275年到1350年间,英国就在国家的指导下形成了国家的关税体制,这一体制的确立对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权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李新宽,2013:18)。当然,在这种变迁的背后,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在起支撑性作用。

  

   二是已经采用吸引能工巧匠的政策。那时,即使在欧洲大陆,也主要采用手工方式生产呢绒,只不过它的技艺颇为精湛而已。英国为了发展自己的呢绒产业,必须设法从欧洲大陆吸引先进技术和工艺。133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例如,他颁给尼德兰大呢绒生产商特许状,邀请他及其雇工前往英国开辟事业。1337年,他又颁布法令,宣布政府对所有前往英国的呢绒生产工匠都提供充分保护、最慷慨的优惠和最公平合理的待遇。这样一来,欧洲大陆呢绒产业链各种工序上的能工巧匠,如织工、染工、漂洗工等,陆续向英国城乡迁移和集结。于是,欧洲大陆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的植入(作为一种外源),使英国呢绒生产技术实现了内源发展;到最后,呢绒生产竟然变成了英国的“民族工业”。不仅如此,呢绒产业的发展还在缓慢地引致一系列技术变迁,如采用水力作为动力,代替呢绒漂洗环节所需要的巨大体力。由此可见,彼时,羊毛高出口关税(及补助金)和引才政策等结合起来,导致英国和欧洲大陆高品质呢绒的生产和进出口发生了明显的空间演变:英国实现了呢绒产业大发展,与之恰成对照,欧洲大陆呢绒产业则逐渐走向衰败。

  

三是授予商业特许权。以前,那些将英国生产的呢绒运到欧洲大陆售卖的人被称为“商人冒险家”。他们带去的商品尽管用料(英国羊毛)上乘,但做工粗糙。重要的是,英国限制羊毛出口后,这些商人的处境好了很多。为了避免内部竞争,1407年一些商人在尼德兰组织了起来,并且从英王那里获得了特许状;1496年,亨利七世授权伦敦商人冒险家组建全国性公司。这类公司与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海外贸易中,它们为了防备海盗劫掠,往往请英国政府护航,而公司提供相关费用。这样一来,在商业发展与海军建设上也就形成了相互促进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许公司可被视为英国推行“重商政策”的急先锋(何顺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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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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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 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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