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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声波 宋健:论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

更新时间:2022-08-17 12:39:39
作者: 郭声波   宋健  

  

   内容提要:从学科理论和学术观点角度,综述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认为史先生推动了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转变,奠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任务,并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开拓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疆域与政区沿革研究方法超出乾嘉传统,在历史人口地理领域提出人口稠密地区概念,在历史经济地理领域提出农牧分界线概念,首次对古运河进行系统研究,开辟农业地理研究方向,在历史城市地理领域重视经济都会和都城研究,创建中国古都学,在历史军事地理领域对长城的研究形成特色,在历史文化地理领域倡导古都文化和人物地理研究,推动地名学研究,在历史文献、历史地图和方志学领域也多有建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丰富的学术遗产。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与贡献,之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介绍与评价,但多侧重于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方面。今拟从学科理论和学术观点角度,再分学科进行综论,以纪念先生诞辰110周年。

   一、历史地理学科理论

   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派已经引入近代西方地理学思想和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但时局纷乱,来不及形成独立学科。新中国成立不久,史先生编纂我国首部历史地理学讲稿《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时,就已经把历史地理学科轮廓通过《历史人口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三部分基本勾勒出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一些讲授这门课程的同行,也都在历史人文地理方面只讲这三个部分。后来史先生应教育部要求正式编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时,经过深思熟虑,突破旧有框架,提出历史人文地理下面,应分为历史民族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7个部分。1991年《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撰成出版时,他加进了十分厚重的《历史自然地理》作为首章,这便与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提出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二元性结构不谋而合。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说,历史地理学“是另外一门地理学,其本身是完整的,具备其所有各分支”,谭其骧也认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地理学的两大分支,人文地理现象包括经济、政治、人口、城市、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至于《历史聚落和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其实已经发表有不少论文,他计划在再版时增加这二章。这个历史地理学科框架,基本上为后来诸多历史地理学论著所遵循。正如辛德勇评价,这个框架的建立,是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形成的标志之一。

   史先生在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讲稿时,已经在理论上实现了由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转变,标志着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已经进入自觉的整体思考和研究阶段。他在唯物辩证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定义、学科属性和研究目的:历史地理学是探讨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和历史学的辅助学科。20世纪70年代,日本地理学家菊地利夫提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的科学,广义的地理学可划分为研究现存地理的现代地理学和研究以往地理的历史地理学两大类。与史先生的观点可互为表里。

   关于研究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地理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认为是研究自然、生物的,有认为是研究人地关系的,有认为是研究人类生态(环境)的,有认为是研究地物景观的,有认为是研究各种现象分布的。史先生则认为是研究地球表面各种与人的生活以至于生存有关的形态,大致是上述各种观点的综合却不流于片面。

   关于研究范围,史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下与现代地理学相衔接。在此期间,各种形态时时在变化着,说明这些不断变化的形态,就可以有用于世;若是依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指出其应兴革的道理,则其有利于世的作用也就更为巨大。这样的任务是沿革地理学不可能完成的。

   关于研究内容,史先生认为须注意研究有关地理现象的演变过程,有关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具体经过,地理现象的演变和人们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具体经过,以及这些演变和影响的规律。国外学者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不仅是其它学科之规律的“消费者”,也可衍生一些规律,为促进历史地理学发展,必须找出学科自身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自生性规律。

   正如萧正洪指出:“在20世纪的几代历史学者中,史念海先生是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在学术风格上也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地关系辩证论,二是历史发展和环境变迁的过程论,三是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统一论。”关于学术风格(治学理念)和方法论,众多学者已经有多篇论文专门讨论,我们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

   史先生晚年与时俱进,十分关心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认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者,不仅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设计方案,还应揭露前人的竭泽而渔、留给后代人的恶果”,为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

   二、历史自然地理

   史先生关注历史自然地理演变早在治沿革地理时期就开始了,他在重庆编绘《西汉地理图》时,便不能不考虑黄河下游河道变迁问题。自清儒胡渭认定周定王五年(前602)河徙于河南浚县西南宿胥口,即黄河第一次改道,其后皆用其说。到20世纪70年代,史先生考证,卫都濮阳没有洪水泛滥的记载,春秋战国黄河下游河道一直未变,亦未在宿胥口改道,宿胥口以北的故渎为淇水故道,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渤海”才是黄河有记载的第一次河道迁徙。谭其骧赞成史先生对胡说的批判,认为“证据坚强,可成定论”,但对淇水故道之说仍持怀疑态度。后来史先生经过反复多次的实地考察,通过比较沙粒与蚌壳,证明这条遗迹确是淇水故道,与黄河故道无关。有人总结说:“史先生的认识也可以得到考古发掘的佐证。近年发掘的内黄三杨庄、岸上村商代墓葬皆位于宿胥口下游,距宿胥口只有20多公里,但均未发现汉代之前黄河改道和大洪水的迹象,汉代及其以后则多有发现。这就充分说明,汉代以前黄河并未在宿胥口决口。”

   这段公案的解决只是牛刀小试。20世纪70年代史先生受兰州军区委托考察黄土高原,才是他在这方面大展身手的开始。

   史先生发现,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经历了大原变小原,小原变梁峁的过程。现况不仅与隋唐时期不同,更与秦汉时期迥异,除了为数不多的几条大沟可能比较古老外,其余纵横罗列的沟壑,乃是近五六百年间形成的,遂撰《黄河在山陕之间》《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下切》《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侵蚀与堆积》《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沟壑的演变》等文,通过黄土高原的侵蚀、黄河中游的侧蚀、河床的下切和下游黄土的堆积等大量案例来证明。

   关于黄土高原的侵蚀,史先生从地图分析、考察所见及文献考索入手,选取典型案例论证了古今原(如彭原、周原、咸阳原、商原)的差异、沟壑的形成和发育、原的切割破坏、原梁峁的变迁。除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易发洪水,以及黄土垂直疏松节理易致水土流失外,史先生发现,在黄土高原上,由秦岭向北,沟壑年平均向上伸延度愈北愈大,其间最为显著的原因,是愈往北就愈接近沙漠,黄土中的含沙量就愈为繁多,黄土既已疏松,含沙量愈多,凝固力就愈小,也就愈易受到侵蚀。曾有人质疑史先生关于黄土高原侵蚀原因的解释没有考虑到自然力,这是有失偏颇的。

   关于黄河中游的侧蚀,史先生举证山西河曲县城西岸、保德县城南岸、柳林县孟门、永济县蒲州城、陕西绥德县枣林坪、韩城县梁山、合阳县夏阳村、河南灵宝县阌乡城、陕县旧陕城等地皆因黄河摆动而受侧蚀,并以山西万荣县宝鼎镇城、庙前村秋风楼址变迁及河南灵宝县北唐沙丘城、浢津关的消失为例,给出了唐宋以来黄河侧蚀进展具体数据。交通道路的变迁也可说明侧蚀情况。如汉魏时期的潼关城,原筑在南原上,唐初由于黄河北岸崖壁的侵蚀,河水侧北而流,南岸河滨有了道路,潼关城也相应移到原下,濒水筑城,以便控制交通要道。

   关于黄河中游的下切,史先生通过宁夏青铜峡黄河古引渠口向下游的改易、内蒙黄河岸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今河床的高差、陕西府谷县城水门与控远门位置的变化、壶口位置向上的推移、潼关古城向低处的迁徙等情况,考察河床下切幅度。更绝的例子是:《后汉书·董卓传》载,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欲从陕县北渡河避乱,时黄河“岸高十余丈”,《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则载,当时有宫人带了10匹绢,用它“连续为辇”,系住献帝由高处缒下,才得上船。史先生分析:汉时10匹绢共长40丈,结成两股为“辇”,每股就是20丈,除过结头,折今30多米,除去坡度,应当就是10余丈左右。现在这里仍是高岸,约计有50米,按此计算,近2000年来此处黄河河床应加深了10多米。这些记载从无人关注,而史先生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用来解决重要问题,自非常人所能及。

   关于黄河下游黄土的堆积,史先生举出许多实例来证明黄河河床的增高、湖泊的淤平、城池的湮没、丘陵的沉沦以及平原的高起等流水侵蚀作用下诸多现象的存在,进而说明了黄河下游黄土堆积的情况。如山东滨县的秦台,《水经注》说高八丈,折18.56米,现在高1.3-2.3米,近1500年间,这里堆积厚度大约达到15米左右。宋初山东临清县的贝丘高5丈,折14.75米,现在这个丘却只有1.2米高了,以此计算,当地堆积已有13.55米。宋代开封附近有一条白渠,淤出地面,有人在故道中凿井,深到3丈方见旧底,说明白渠河床高出当时平地9.47米。华北平原大量“丘”字地名已无丘陵,“丘陵都消失了,湖泊当然更不易保存……不仅丘陵湖泊如此,就是一些县城也同样遭受淹没”,如河北的巨鹿,河南的濮阳、开封等城。

   史先生由此进一步推论,严重的沟壑侵蚀、切割,不仅破坏了黄土高原的原面,而且泥沙随水由沟壑流至溪涧,最后都汇入黄河。“这么多的泥沙,除一部分随流入海外,相当多的部分则是随着黄河流到下游,水流迂缓,逐渐沉淀到河床上,形成河身的抬高。河床高于平地,成为悬河。河水稍涨,就易于溃决泛滥。历来河患之多,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

   史先生深入探讨造成这些变化的人为因素,认为:“黄土高原在作为畜牧地区时,侵蚀就不甚显著,在作为农业地区时,侵蚀就较为严重”。开垦土地、伐木烧炭导致森林的破坏,是从秦汉以来历代都曾经有过的事情,可是明代中叶以后,在边地屯驻重兵,参与垦殖之风日重。开垦既广,人力有限,只好广种薄收。到了清代,虽不必重兵驻守,可是广种薄收已成多年旧俗,积习难改。山陬沟隈,无不有田禾生长,因此侵蚀随之加剧,青山大都变成童山,以至有人慨叹“无地不垦”。显然“黄土高原的残破和广种薄收的旧俗有关”。

   山上无森林,地上无草原,如之何不到处侵蚀,以至于原面切割,沟壑增多?土壤既经侵蚀,水土流失必然加剧,加以森林破坏导致河流流量减少,泥沙比例增多,其速度大致和黄河水中含泥沙量的增加成正比。发源于黄土高原的主要河流,如黄河支流的渭水、汾水和沁水,海河支流的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水,本来都是能够行船的,后来这些河流的流量都有所减低,难于继续行船,也是沿流森林破坏有以致之。在关中地区,泾、渭二水清浊变迁、西安地区诸河流量的变迁,更与当地植被的存毁与水土流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鉴于此,史先生提出了改善西安水环境的具体措施:应恢复秦岭山上的森林,增加河流流量。此项工程相当浩大,可先培育水源林,待有余力,再行推广。1992年,他将这个设想和建议向陕西省政府提出,引起重视,立即见诸实施。至于黄河治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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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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