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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伟:毛泽东早年上海足迹探寻(1919—1926)

更新时间:2022-08-17 12:38:10
作者: 张大伟  
中央局、团中央等机关则长期设在上海。1923年6月12日,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组织中央局。其中,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后决定,中央局五名成员除谭平山留驻广州之外,毛泽东等其他四人全部从广州来上海办公。

   (三)为革命往返奔波

   整个1923年,毛泽东在长沙、上海和广州之间往返奔波。4月,他离开长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他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党的三大预备会议。7月下旬,他离开广州到上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毛泽东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正式住进了三曾里。但仅几天之后的9月16日,毛泽东又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离开上海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12月底,他又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转道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翌年1月中旬成行。长期的往返奔波,使得大多数时间里只是杨开慧带着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三曾里。他们母子三人拍摄了一张合影。照片中杨开慧表情凝重,显得落寞而惆怅。后来杨开慧于1930年11月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年仅29岁。毛泽东由于党内保密纪律,竟未能与杨开慧母子合照一张全家福,留下了终生遗憾。

   四、甲秀里与毛泽东的家国情怀

   位于茂名北路120弄7号的甲秀里,是1924年2月毛泽东第9次来上海工作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住所,这段岁月也是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作时间最长的日子。这栋住房建成于1915年,坐南朝北,是典型的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住宅。毛泽东和杨开慧卧室兼书房在楼下的前厢房,木床木橱,还有一只三斗书桌,杨母和两个孩子卧室在后厢房,屋里摆着一只摇篮,因为岸青出生才几个月。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楼上的厢房,楼下有两家人共同会客的大厅。在院子里,有毛泽东一家人在竹林下小憩的塑像,还有青砖铺就的弹格路。在这个故居里,目前保存了毛泽东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的文件和信函的复制品,其中许多原来是保存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的。

   (一)身兼“两党”重任

   在1924年1月20日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31岁的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在会上多次发言。会后,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于2月中旬来到上海。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州之外最大的执行部,管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在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一面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兼组织部长,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委员、组织部秘书、文科部主任等职,从事着被称为“撒播红色火种”的工作。在沪期间,毛泽东积极争取国民党进步势力的支持,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当时,国民党右派活动非常猖獗,连老同盟会会员邵力子等也曾被右派分子打伤,原先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的叶楚伧就是一名反共悍将。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恽代英、邓中夏等几次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严惩叶楚伧,后者后来主动辞职离沪。这样,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组织部秘书的名义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成为上海执行部实际上的中心人物。在同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年轻的毛泽东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迅速成长起来。

   (二)稳定而繁忙的工作节奏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今天位于南昌路180号,当年为环龙路44号,距毛泽东居住的甲秀里仅1公里路程。而距此不远的南昌路100弄2号曾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组建之地,陈独秀就长期居住在这里。短短的南昌路,最东头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党的一大会址。毛泽东每天短短的上班之路,就要经过如此众多的历史地标,堪称传奇。毛泽东当时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包括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员重新登记、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以及黄埔军校招生工作等。由于国民党组织非常涣散,从事这些工作并不容易。比如国民党改组后老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许多国民党老党员就很不买账,著名右派元老谢持就曾为此大拍桌子以示抗议。但在毛泽东的劝说下,谢持最后还是填了表,从这以后其他国民党员才纷纷配合登记工作。毛泽东还经常到上海周边江苏各县检查建党工作,当年5月,他就曾应国民党上海第4区党部负责人侯绍裘的邀请,来到革命形势高涨的松江指导当地国民党组织工作。当时,黄埔军校已经在广州成立,长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投考该校学生在上海进行复考。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挑选并介绍蒋先云、伍文生、徐向前、张际春等一批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我党军事骨干。

   (三)享受天伦之乐的温馨时光

   1924年6月初,杨开慧携带两岁的岸英和刚出生不久的岸青从长沙来到上海,随她一同前来的还有自己的母亲向振熙。1924年的下半年近六个月时间,是杨开慧和孩子陪伴毛泽东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毛泽东自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幸福时光。在甲秀里,杨开慧除了料理家务、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文稿之外,还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教授工人文化知识。有时,毛泽东也抱着大儿子毛岸英在课堂里听夫人上课,两人感情非常默契。在邻居眼里,毛泽东是个早出晚归的年轻人,他工作非常辛劳,但家庭生活却十分快乐。据现存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薪资手册,毛泽东当时的月薪为120银元,不能算低。但随着上海执行部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斗争逐步公开化,所列薪金并没有按时发放。同年11月,毛泽东等14人曾联名致书孙中山反映欠薪问题,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当年年底,毛泽东因神经衰弱等身体原因辞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带着妻儿回到湖南养病,就此结束了在上海的这段难忘岁月。

   毛泽东和上海关系极为密切。早年在上海的活动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他筚路蓝缕的早期革命经历以及一生中的若干重大史事。通过寻访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足迹,我们看到了一个苦苦追寻真理和信仰的毛泽东,看到了一个在建党之初有乡土气息和士大夫情怀的毛泽东,看到了一个为国共合作多方奔走忘我工作的毛泽东,也看到了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毛泽东。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活动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基本国情。1926年11月上旬,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到上海。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农委拟定的《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不久,他离开上海经南昌到武汉,筹备全国农民协会,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并最终促成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探寻毛泽东在早年在上海的革命足迹,有以下启示。

   第一,毛泽东经多方比较、慎重考虑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来上海之前,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湖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驱张(敬尧)运动。1920年到上海之前和上海期间,毛泽东受到陈独秀高度赞扬。在沪期间,毛泽东深入革命实践,尝试并逐步否定了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不同社会思潮。毛泽东到上海拜会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并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件事看似偶然但其实有其必然性。正所谓“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毛泽东在接触陈独秀之前,就已经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积极撰稿者,对陈独秀思想和主张已经有了深入了解。也因此,毛泽东才得到陈独秀的高度评价和充分信任,两人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后者也因此成为前者的思想领路人。令人感动的是,毛泽东一旦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就终其一生矢志不移、毫不动摇。

   第二,毛泽东的好学深思、勇于实践使他一步步成长为党的领袖。“乡村青年,有名士气”,是毛泽东在1921年党的一大上给人留下的突出印象。因为是“乡村青年”,他显得比那些名牌大学或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代表们更质朴,更接地气。中国当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首先要使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毛泽东出身农民,深切了解农民之苦,深切了解农民最需要什么,也更愿意深入农村去发动革命,这是他最终成为伟大领袖的重要原因和条件。因为“有名士气”,毛泽东志存高远、目标远大,不会被物质名利方面的浮云所惑。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毅然放弃在上海中央高层工作的机会,愿意去农村“和山大王交朋友”,这和他骨子里的“名士气”分不开。从部分一大代表们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在当时并没有给别人留下更多的印象,但在今后的革命历程中,毛泽东逐渐脱颖而出,才华和能力为全党所认识和承认,成为领袖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第三,毛泽东的出色才干为国共合作和国民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虽然因故未能参加党的二大,但他在党的三大上被选入政治局,成为陈独秀秘书,实际上成为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这说明,在党的一大召开后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负责的湖南党组织建设卓有成效。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毛泽东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掠夺有了深入了解,对于北洋军阀对人民大众的反动统治也有了深刻认识。他深切感受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暂时放弃他们最激进的主张,和国民党的革命派合作。由于毛泽东积极活动,上海的一般青年、工人甚至市民对改组后的国民党产生了新的认识,理解并拥护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第四,毛泽东的忘我工作精神和家国情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越来越多的党史专家认为,在1924年这10个月里,毛泽东为此后革命工作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在这里,他初露锋芒,被委以重任。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因此对国民党特别是其中的右派有了深刻了解。他是我们党较早意识到国民党右派的严重危险性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意识到目前及最近的一个时期,中国依然是军阀的天下,从而政治更加黑暗,财政更加紊乱,人民更加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正由于此,将激发更加激烈的社会革命,对此毛泽东是充满信心的。为了投身革命,毛泽东一生颠沛流离、转战南北,与家人聚少离多,甚至与一些亲人未曾见最后一面,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毛泽东舍小家为革命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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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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