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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无法摆脱的撕裂: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

更新时间:2022-08-15 13:43:25
作者: 庞金友 (进入专栏)  
“特朗普主义”坚持直接而强硬的现实主义路线:政治上立足民粹主义,奉行国家主义;经济上推行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战略,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文化上倡导白人优先原则,拒绝多元文化主义;外交上坚持强硬立场,在必要时不惜诉诸军事手段。特朗普不在意哪些理论是民主党的或共和党的,哪些策略是温和派的或激进派的,他只在意是否能重振美国,是否能确保美国利益至上。正因为如此,“特朗普主义”不仅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也与传统保守主义、里根式保守主义、布什时代的新保守主义、建制派保守主义等其他派别泾渭分明,甚至格格不入。

  

   从意识形态的光谱角度看,特朗普的政治面目略显模糊。名义上,他属于共和党,应归属于右翼阵营,但若全面观察他的经济理念、政策主张和价值立场,不难发现,“他在贸易和对外政策方面比希拉里更左,但在移民议题上则比传统共和党更右”。特朗普坚决反对自由派主张和进步主义立场,也不愿意与主流保守派“同流合污”。他用四年的现实政策撼动了主流保守派在右翼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建立起鲜明的特朗普式保守主义。从这个意义来说,可以将“特朗普主义”视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

  

   “特朗普主义”的盛行,源自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生态。进入21世纪,美国的不平等浪潮愈演愈烈,怀疑、焦虑和不信任的情绪弥漫,冲突、分歧和极化不断加剧。随着经济形势不断下行,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生活方式复杂多样,价值追求歧异纷呈,人与人之间缺乏达成共识的社会基础,甚至都认为没有沟通交流的必要,“不宽容群体”不断涌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不断丧失,分歧、分化与分裂正在无情地撕裂美国社会。与此同时,公民的政治参与意愿越来越淡漠,人们不关注时政,对民主原则有所怀疑,对传统价值丧失信心,不满与愤怒盛行,民粹情绪与种族观念抬头,身份政治的泥潭日益显现。

  

   对于这些困境的解决,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多元主义、宽容原则和“政治正确”不仅于事无补,其本身就是这些困境的始作俑者。特朗普则不避分歧,直面矛盾,他所追求的目标极具保守主义色彩:呼唤美国传统,重塑美国精神,一切为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的强硬举措。首先,坚持对等贸易。特朗普将修订贸易协定、扭转贸易逆差、建立公平和对等的贸易环境作为第一要务。“对我来说,对等是贸易中最重要的一个词,因为我们被全世界许多国家不平等地对待。现在,我们正在改变这种情况”。他首先成功地与加拿大、墨西哥达成《美墨加协定》(USMCA),然后与欧盟谈判,试图消除跨大西洋贸易和关税壁垒。与此同时,他成立美英贸易和投资工作委员会,为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的美英两国新型贸易关系的建立未雨绸缪。为了保护关系国家命脉的核心产业,仅在2017年,特朗普就发起了82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调查。他毫不避讳其政策目标:首先,不惜一切代价把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建立旨在保护美国产业和工人的贸易协议。其次,回归美国精神。特朗普不断重申信仰和家庭对于美国生活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号召人们重拾信仰,回归家庭。他还努力捍卫生命权和宗教自由。他先后颁布行政命令,促进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同时依据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纠正奥巴马医改法案中对避孕的强制措施。“我们捍卫我们的宪法,并且我们相信国父的智慧。我们的宪法是伟大的。我们赞美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英雄,而且我相信年轻的美国人应当被教导去爱自己的国家并且尊重它的传统”。再次,诉诸强势外交。坚决维护国家利益、重塑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领导地位,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为此,特朗普软硬兼施,动用一切手段团结盟友并制裁俄罗斯。他力排众议,兑现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迁往的承诺。不久,又高调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他同样动作频频,一方面主动介入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印度-太平洋地区合作框架。最后,重建美国军队。在特朗普看来,强大的军队是捍卫美国利益的唯一保障。“对我们友善的人,我们待他们以友善。对我们不友好的人,我们报复的力度是他们无法想象的。这是我们的处世之道”。2018年和2019年,特朗普政府相继投入近14160亿美元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议,想方设法提升美国军队的威慑能力和反应能力。同时,特朗普先后签署多个法案,四处筹措资金,为退伍军人、现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

  

   尽管拜登的执政风格与处事方式将与特朗普存在较大差异,但其坚决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原则底线不会改变。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不断发表针对中国的极端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部分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虽然,民主党领袖一贯走温和路线,但有极尽激进之能事的特朗普这一前任相参照,再加上当前不断恶化的政治生态和持续加剧的政治极化态势,拜登再走温和路线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保守主义的理念正努力争取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主义”代表着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政治倾向和主张,会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走向。

  

   三、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与右翼民粹的利益冲突

  

   民粹主义最早发源于19世纪中后叶,代表着底层民众对平等权的渴望、对地方政府的不满与对抗。它坚持平民立场,反体制,反权威,仇视精英,推崇暴力话语,倡导激进立场,非理性特征明显。它既是一种政治思潮,也是一种社会运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拓展、市场经济的深化、社会变革的加速,民粹主义强势崛起,俨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从意识形态光谱的角度,民粹主义有左右翼之分。一般来说,如果民粹主义的根基以底层民众为主,则表现为左翼民粹主义;如果以中产阶级为主,则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

  

   美国的底层民众是左翼民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过去的30年中,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实际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美国经济呈上扬趋势时尚能得到福利和救助,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的生存条件和基本福利都受到了影响,因此,他们对富人群体、经济态势、现行体制充满愤怒和不满。但如上文所述,过去30年中不平等的受害者绝不仅仅只是穷人,近90%的美国人都未能从社会发展中分得红利。曾经被视为最可靠、最稳定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正在慢慢解体,缓缓滑向社会的底层。这个倍感压力、无比焦虑的中产阶级正是当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力量。右翼民粹主义将矛头直指全球化、外来移民和异质文化,认为这是美国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主张单边主义和美国利益至上,将民众的愤怒和怨恨引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他们不喜欢富人,认为富人抢走了他们的财富。同时,他们也不喜欢穷人,认为穷人得到太多的社会福利,这些福利出自对他们的税收。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救助政策对穷人有利,尤其是对那些无法偿还贷款、看不起病的穷人有利,这引起了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担心民主党会征收越来越多的税并借助医疗保险补贴穷人,他们的口号是“你没资格花我的钱”。出于同样的忧虑,他们也坚持反对外来移民,认为移民群体所获得的福利和救助,同样源自对他们的税收。

  

   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沦为底层民众,他们与底层民众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共同主张左翼民粹主义。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产阶级受到的冲击有限,他们尤其担心“劫富济贫”,自此与左翼民粹主义分裂,转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从这个角度看,作为特朗普重要的选民基础,美国中产阶阶的利益诉求必然是特朗普政策考量的重要砝码,右翼民粹主义自然而然成为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其反移民、全球化、反左翼政治的特征显而易见。

  

   特朗普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但他绝对是20世纪以来第一个靠民粹主义力量当选的总统。民粹主义可以助他当选,能否助他连任呢?显然,这主要取决于持右翼民粹主义立场的人群面临的危机是否解除,特朗普任期内的实际作为是否赢得右翼民粹主义阵营的认可?无论答案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其一,当前美国的民粹情绪依然强烈,“人民”依然愤怒,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当选,其势力均不可小觑;其二,在美国总统竞选的角逐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会继续迎合民粹主义的主张和诉求;其三,在民粹主义“只有一部分人才算真正的人民”的信条下,曾经的全球化时代和曾经的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都难以回到从前。

  

   四、如何确立身份认同:公民政治与身份政治的观念分歧

  

   人生而自由,但又无往不在身份之中。传统社会的身份想象简单而稳定,大多落实在民族、国家、公民、宗教等同质群体、主流群体和大规模群体之上。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身份想象不断松动和瓦解,新的身份认同开始酝酿并形成。身份认同的重心向异质群体、边缘群体和小规模群体逐渐偏移。

  

   这一结果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首先是全球化的深度冲击。全球化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可能,不断攀升的全球移民人口带来了两大直接影响:一是传统身份框架被打破,人们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国家认同、民族属性、公民观念和宗教信仰等会发生不同程度的调适和改变,身份符号不再一成不变,多重性和变换性逐渐成为常态;二是改变了移民迁入国的人口比例、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无意中形成了与本地人相区别的“外来者”的刻板印象与身份意识,埋下了未来冲突与矛盾的隐患。其次是信息技术的重大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革命性地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媒体格局和话语结构,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力量对比发生扭转,政治的多极化、碎片化、部落化趋势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既定的身份属性被瓦解、被分化,崭新的身份意识被激发与建构。“自媒体时代,受五花八门、形态各异却拥有惊人的同质化力量的社交平台的蚕食、抢夺和挤压,传统的公共话语、大众空间与社会根基岌岌可危,个性话语、小众空间与私人领地却喧嚣尘上”。再次是个人主义的过度深化。推崇个人的尊严与选择,承认个人相对于集体的优先性,是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价值特性。但随着个人主义的深度拓展,个体逐渐强大和自信起来,传统秩序、共同体权威不断流失,宗教信仰、社会共识不断消解,个人至上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开始野蛮生长。当这种极端个人主义遭遇弱势群体、边缘群体和非主流群体的利益诉求时,其正当性开始显得毋庸置疑。在近30年的美国选举政治中,有关移民、种族、性别、宗教等身份议题的比重不断增加,俨然已成为开展政治动员、激发政治热情的新型动力源。最后是身份认同的反向刺激。对于边缘和弱势群体来说,呼吁身份政治是追求平等、反抗歧视的无奈之举,但对曾经拥有稳定收入、宽裕生活的“铁锈地带”群体和失落的“低收入群体”来说,倡导身份政治表达的则是对不断涌入移民群体无休止的利益诉求的不满、对自身生存的焦虑和对现行政策的愤怒。这些人当中不乏一些移民群体的同情者、倡导弱势群体救助的支持者,但现在他们既失落、委屈又心下不平,于是,他们也开始提出自己的身份认同,主张维护所在阶层的收入、地位与荣誉。近些年风头强劲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思潮皆与这种被动的“回应性身份政治”有很大的关联。

  

20世纪60年代,针对由白人、精英、男性占据核心地位的主流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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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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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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