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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艳贤 徐结平:文化心理学视阈下的中华剑符号及其海外传播

更新时间:2022-08-11 10:17:37
作者: 贾艳贤   徐结平  
总之,以符号学视角观之,代表武士之魂的日剑与骑士精神的西剑的符号意义从未从实用价值中分离出来,实用主义精神一直流淌在他们的血液中,而对忠诚、勇气、荣耀等品格的追求铸就了他们自尊、进取、好斗的民族性格。

  

   (二)中华剑的文化内涵《管子》云:“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从实用角度记录剑的诞生,历时视角观之,远古的铜剑与战国的铁剑,主要用于卫身与战场拼杀,此间,符号意义渐渐萌芽,贵重的剑有了身份标识的符号意义。《礼记》有“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弗贾”的记载;庄子《说剑篇》中剑的实用与符号意义并存:他以“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实用描述开端,一步步上升到“天子之剑”“诸侯之剑”的抽象概念。但此时文字记载中出现的多是实体的剑,以实用意义为主,如《楚辞》中的剑意象:“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它是战场厮杀的利器;“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它是护卫万民的武器;“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它成为华丽唯美的君子装束;“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描述的是肃穆庄严的祭祀场景,剑成为一种礼器。“兵”“刃”“剑”常常传递的是一个意象,代指一切兵器。陈平原总结“在中国,唐代以前的文人谈论剑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挥剑杀人”〔3〕。汉后,剑不再为战场使用,与西方或日本相比,实用意义与符号意义最早分离,符号化最先完成,具体展现了实用之外的如下符号意义。

  

   1.才华象征

  

   唐代形制定型至清后期,剑虽在战斗中被其他兵器取代,在民间却广受欢迎,成为舞蹈表演、修仙迷信的道具或镇宅符号,同时,也在传奇、诗、词中反复出现,并成为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兵器。诗歌中,常见磨剑、拔剑、看剑等意象,与两汉前不同的是,少了些血腥厮杀,成为才华与抱负的象征。以剑比才原因有二:其一,才华分为武略与文韬,剑术是衡量武功的重要指标;其二,千秋文人侠客梦,实为建功立业的入世之梦,鞘中剑与腹中才形成类比,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朝得中恰似利剑出鞘锋芒毕露。文人儒士急切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磨炼的非实体的剑,而是济世为民的雄心壮志,兴利除弊的政治抱负跃然纸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的是君子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再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同样的是感遇时艰,表达建功立业的迫切愿望。

  

   2.人格自喻

  

   剑是君子自喻对象,君子对剑的偏爱,与剑的外形有关,利刃藏于鞘中,符合中国人内敛的民族性格,个性张扬外显被君子视为咄咄逼人,非圣人之道,《论语》云:“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道教法剑流行后,剑又叠加了修行层次与神界等级喻指的内涵,剑成为了修身养心的符号;其次,寒光闪闪、直刃的剑成为君子品格的像似符号,隐射光明、刚直、磊落的人格追求,故古人常把剑称为“直士”。白居易称赞“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明代毕坤云赞叹到“夫剑乃儒雅之利器,有正直之风”。

  

   3.侠义情怀

  

   在中国文化中,剑与侠长期以来相互指涉,“中国人(尤其是男生)心中多有游侠情结”〔22〕,实为被游侠身上豪爽、重义轻生、独立、正义、诚信、勇敢、重名轻财的品格折服。历代学者皆有对侠客多有赞誉:司马迁言“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曹植曰“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不得中顾私”;李白将其忠义与潇洒的气质描绘的跃然纸上,“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近代章太炎称他们“当乱世则辅民,当平世则辅法”;刘若愚曾言:“与中世纪的欧洲骑士相比,中国游侠要更加独立,而很少被某种行为准则受捆绑”〔23〕。因此,剑的意象也表征了一种豪放、浪漫、洒脱的性格与超脱现实规范的情怀,同时身上时刻肩负着惩恶扬善与除暴安良的社会责任感。

  

   三、中华剑背后的民族心理与跨文化传播剑属于典型文化制品,符号化程度越高,所蕴含的文化越厚重,越能体现背后符号主体的集体心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个体心理,同时也要关心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24〕,物符号可视为人心理的直观外化,而这种受文化影响的集体心理决定了它的外部表征形式。

  

   (一)中华民族心理体现不同符号圈中剑的形态、意象及相关的符号行为的研究表征相应的集体心理倾向,具体说来,与西剑与日剑相比,中华剑至少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暴力观、个性偏好与心理诉求。

  

   1.止戈为武的和平思想

  

   武士刀与西洋剑追求的是杀伐能力,具有极强的攻击性,虽然冷兵器时代的中国战场取人性命的武器品类繁多,中国人对剑情有独钟,原因之一为剑的实用价值可能仅限防身,而非攻击。东汉的《释名·释兵》言:“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25〕,《孔子家语》记载“古之君子以剑自互” 〔26〕,《汉书·隽不疑传》言:“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27〕,可见中华传统里流淌更多的是自保而非征服的和平血液,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28〕。中国人对暴力一直持谨慎态度,但也并非一味地软弱退让,手中所持的宝剑说明武备的首要目的在于自保。《道德经》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29〕,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孔子崇尚齐桓公那种“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在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尖而舞时,他并不以为然,“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侵暴则以仁固之,何持剑乎”〔26〕。《周易·系辞上》有言:“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30〕,墨家所持的观点更为直接,天下最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就是战争,因此积极提倡“兼爱”与“非攻”,战争为天下“巨害”,理想是“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则天下治”〔31〕。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人骨子里蕴含“止戈为武”与“神武不杀”和平思想。即便是推崇诡道与诈术的《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2〕,阐明暴力战争危害,并认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32〕,故“上兵伐谋”,而进攻之害甚巨,“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32〕。孙子反对无止境的杀戮,认为“穷寇勿迫,围师必阙”〔32〕,战争或暴力方式绝非“毁人之国” 〔32〕。司马迁对暴力持类似看法:“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33〕,只有诚信正直、廉正宽厚、仁爱有加与勇敢果断的人才能驾驭这些暴力技巧,故论剑需与比德修身并举。

  

   2.谦虚内敛的气质追求

  

   如果以取人性命作为衡量兵器的好坏的标准,中华剑并非为最佳,论实战效果,剑远不及刀、战斧、铜锤、杀手锏,但与这些锋芒毕露或杀气腾腾兵器相比,中国人更喜爱锋刃中藏的宝剑,深究起来,尚剑文化背后是中华民族谦虚内敛的民族性格,藏锋露拙,少些其它兵器咄咄逼人的戾气,这与礼让、低调、含蓄、克制的君子之风相得益彰。《周易》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即只有在时刻保持谦虚且自我约束的人,才能算是君子,掩饰锋芒且谦逊低调是个人修养的体现,谦虚也被视为一种优良品质。咄咄逼人则是一种无礼的行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骄傲向来招人愤恨,“满招损,谦受益”,汪凤炎在分析我们的民族心理时说,“太多的自我表现,锋芒毕露会给人一种骄傲、虚荣、肤浅、没有涵养的感觉”〔22〕,在中国社会这种的行为不易为众人所接受,故谦以待人实为关系型社会自我内化的社会规范。以和为贵,塑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修己”功夫息息相关,是影响个人的自我发展水平重要力量。

  

   3.自由洒脱的人生向往

  

   西洋剑与武士刀崇拜中的重要一环为忠诚,西方骑士以剑护教忠君,日本武士手中的刀也是服务宗主的利器,这种愚忠与盲目崇拜让他们失掉了自我价值。恰恰相反,中华剑代表了一种独立人格的向往,剑客追求一种豪放浪漫、无拘无束、洒脱、向往自由与超越现世规范的生活方式。仗剑天涯的游侠生活与高居庙堂的官宦生涯形成对照,特别是仕途受阻,成为独善其身的另一种形式人生追求,孟子云“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34〕。精神独立,并不为名利所累,处江湖之远,居无定所,四处游荡,往往意味着苦行生活,正如孔子赞叹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5〕,摆脱伦理纲常制约,剑客要的是那份遗世独立。

  

   (二) 中华剑符号的海外传播赵毅衡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学也是意义之学,主要关注意义的生成、传送、交换与变异。“符号的基本功能就是传播意义,不同的符号系统其实就是不同的传播系统”〔36〕,从传播符号学的视角,传播是有机体通过各种符号信息共通,实现相互间的理解。符号是传播的前提,也是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传播符号学自诞生以来,聚焦于意义的生成与流变”〔37〕,当符号主体立于不同的符号系统,即使面对同一符号,也会产生彼此相异的解释项(interpretant)。传播者和接受者对符号内部的编码与解码方式的认知差(cognitive gap),也势必导致信息收发的不对称。

  

   中华文化符号在海外有诸多误解,其形成首先在于翻译欠妥。文化符号在外译的过程中,需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应该注重中华符号的独特性内涵,笔者认为,首先需在中国文化符号的译名上下功夫。力求以中华文化之实,出中华符号外译之名,而非嫁接于接受国的某相似符号,这种取巧行为会导致中华文化符号被劫持,失掉了我们的文化内涵。长期以来中华剑与sword或“剣”对等,从上文分析可知,三地的剑的形制、实用意义、符号化进程皆有较大差异,形态上,中华剑为双直刃,虽然sword在冷兵时代形态较为稳定,严格来说并未对单刃或双刃做出明确界定,故英语中有doubleedged sword一说,中世纪,西剑多有真刃与假刃之分,真刃用于劈砍,面朝攻击对象,为防伤其自身,未开刃的假刃向里。日本“剣”为刀剑的总称,多指武士佩戴的长短不一的刀,在汉语中,刀一般不会被称为剑。其次,上文已述,在古代欧洲与日本,sword与剣都是实战中的攻击型兵器,取人性命为主要目标,相反,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华剑主要用于防卫自身,故中华剑的海外传播,切勿将西剑、日剑与中华剑混为一谈,在术语的翻译中,可解决途径为英文直译为Jian, 或“Chinese sword”,日文译为“中華剣”。

  

尤里·洛特曼基于人类存在于文化空间的事实创造了符号圈(semiosphere又译符号域)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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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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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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