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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政治哲学分析

更新时间:2022-08-11 09:09:21
作者: 李晓曈  
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以求建立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体制,实现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然而,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与自由背后所反映的虚假意识形态。这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根源就在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普遍性民主和自由与资本主义运行的剥削实质相矛盾,法律与形式上的正义掩盖了经济与政治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西方资产阶级制造了诸如“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终结论”等意识形态谎言,抹杀世界政治文明的多样性,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度奉为现代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圭臬。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明确指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9〕9。透过西方思潮的乱象,可以发现,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之上,其本身是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排挤和打压。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假如自由以同样的面孔和同样的方式出现在世界各地,我觉得,那将是全人类最大的憾事”〔10〕379。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世界人民政治制度的唯一路向,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开放包容、历史发展、科学真实的姿态实现了全人类对自由民主的共同性需要,其提供的不是实现自由民主的现实制度与具体模式,而是代表人类破除虚假政治束缚、重构真理与价值统一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利的基本价值需要。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8〕6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保障人类真实的民主与自由权利是普遍政治选择,但是由于经济基础与国情的多样性差异,不同地区对于民主自由制度的选择不应该一概而论,具体选择何种现代政治制度,不应该由其他少数人决定,而理应由本国人民根据其历史传统、文化底蕴、经济基础的具体状况,作出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政治选择。民主与自由不是抽象的,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也是需要在历史实践中不断检验。总体来看,民主要求国家能够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有序更替领导人,人民群众享有有序参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事业管理的权利,国家决策体现群策群力,公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与监督;自由要求国家尊重符合法律与道德要求的社会思想与民众行为,充分保障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基础,为人类摆脱阶级压迫与一切不平等现象提供制度性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自由与民主的领导者、推动者、保障者,在新时代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政治创新,超越西方“选举民主”的政治局限性,将民主体现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之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实现中国梦为核心,不断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性自由,本质在于追求人类的普遍解放。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民主与自由的科学倡导与真实实现,为全人类超越西方自由民主的虚假性与有害性,创造人类政治发展新模式提供了价值指引。4EAFA7D6-BE52-47B1-9919-0D0AAEDED6CD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特征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超越西方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彰显了其全人类的主体特征、构基于人类社会的秩序特征、谋求高阶正义的伦理特征,反映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特征。

  

   (一)主体特征:超越特殊阶级的全人类主体

  

   价值本质上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关系的产生虽然以客体的存在及其特定属性为基本前提,却因主体的需要、发展得到规定,其归根结底是实践过程中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反映。”〔11〕在全球治理的世界视域下,抽离全人类主体的价值将会导致价值体系陷入阶级偏见的误区,而无法在人类共同生活的基础上对好的生活、善的理想进行终极追求。西方全球治理的价值体系根源于资本剥削与资本增殖的需要,本质上是基于资产阶级特殊利益而构建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这种以特殊阶级为主体的价值导向由于其“特殊性原则自己无法制约自己,因而,它的无限度扩展必然导致伦理生活的颓废和衰败”〔12〕。需要注意的是,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价值在价值主体的形式上具有迷惑性,往往把代表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主体本质虚假化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主体。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体系为了维护资本对内剥削与对外扩张的发展需要,制造了虚假性的意识形态,形式上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观念實质上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的“权利性正义”,在现实中依然依靠剥削与霸权的手段来巩固执政基础、实现资本增殖。当代世界“西方之乱”不断凸显西方价值主体的虚假性,只有超越特殊阶级的主体狭隘性,立足于全人类发展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进步。

  

   在后全球化时代,通过校准人类集体行动以落实共同价值的实践推进,需要就价值主体问题进行科学审思,在反思与超越启蒙以来西方价值主体阶级狭隘性的基础上,构建真实反映人类共同生活和终极理想追求的全人类价值主体,以此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的发展动力,保障人类共同实践真正促进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的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着经济复苏、贫富差距、生态问题、恐怖主义、疫情治理等全球性问题,只有消除阶级偏见与文化仇视,加强全人类之间的国际合作,才能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为人类和平发展创造安稳适宜的环境。同时,经济全球化推动的人类普遍交往使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都具有世界属性,不同区域与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能够带来超过局部利益之和的总体性利益。无论是共同解决世界性问题的挑战境遇,还是谋求整体利益的现实机遇,都在本质上要求构建以全人类为主体的价值体系,为重构共商共建共享的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主体力量与实现动力。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全人类”的主体界定,明确了共同价值超越特殊阶级的广泛适用性,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这种“全人类”的界定把人的发展放置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要求围绕总体意义上人的发展需要建构现实世界,在多元思想文化差异的世界把全人类对生存发展环境、交往秩序规范、政治核心权利的普遍需要进行科学性凝练,使之成为指引当代世界共进前行的根本价值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设定不仅赋予共同价值普遍性意义,使之具有世界空间的广泛适用性,而且还超越了西方价值主体的封闭性、专制性语境,要求在人类遵循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把人类的共同价值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空间与现实条件之中,既反映普遍利益诉求,也包容多元文明共存,追求人类根本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实现个人利益、国家共同体利益、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内在统一。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性特征超越了西方价值体系的阶级狭隘性,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体性优势。

  

   (二)秩序特征:超越市民社会幻象的人类社会

  

   人类普遍交往建立在一定秩序之上,这种秩序规定了交往行为的普遍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市民社会幻想,彰显了构基于人类社会的秩序特征。资本主义所构建的市民社会,把市场交换关系普遍化为唯一的全球交往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全盘的市场社会”(full market society),它遮蔽了现实社会中人类追求自由发展的解放诉求,而把社会交往活动看作是资本增殖的实现手段。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家也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被他抹煞了一切特性,从而只看成资本家或工人的个人。”〔13〕144在市民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依附于资本增殖逻辑之中,无产阶级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成为支配自身的异己性力量,个人的特性湮灭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之内。建立在市民社会私有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忽视了人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实践主体,使广大无产阶级限制于异化劳动之中,并在此过程中丧失主体终极完善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分析了市民社会中异化劳动对工人的摧残,由于异化劳动造成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自身、劳动者与其类本质、劳动者之间的多重异化关系,使工人“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4〕162。因此,立足于市民社会,只能在“物役性”的社会秩序中寻求已经被资本秩序异化的“正义”,也就是以市场交换原则为支撑的“应得正义”,在这种秩序中,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阻碍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正义的实现。

  

   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4〕502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基于人类社会的秩序基础,审视作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实现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必要性与必然性,超越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秩序的虚假性,摆脱了价值主体的阶级狭隘性。人类社会超越了市民社会的阶级狭隘性,以人们“自由自觉的活动”替代异化劳动,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全球治理中追求人类自身完善的科学立足点。在人类社会的秩序中,劳动不是作为“异化”的力量存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5〕435。当劳动褪去资本统治的外衣,人们之间的社会性劳动就不再是以市场交换为原则的追逐私利的手段,而是成为完善自身的必要过程。在此种秩序基础中,人与人之间共同发展与社会完善的需要成为社会发展的利益驱动力,以现实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平等关系代替了资本现代性治理的虚假平等关系,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6〕52替代了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存在着阶级对立的剥削社会。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站在追求人类终极完善的理想模式中,以人类社会而不是以市民社会资本剥削秩序为出发点,从而表达了以往社会一直被资本现代性全球治理所遮蔽的全人类共同发展的秩序基础。4EAFA7D6-BE52-47B1-9919-0D0AAEDED6CD

  

   (三)伦理特征:超越权利正义的高阶正义

  

全球性的伦理共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的道德保障与理想先导,其重点问题在于对全球正义的真正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资本体系框架内的权利正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终极完善的价值理想,彰显了高阶正义的伦理特征。权利正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之上,强调人们应该在既有的国家与政治法律框架内寻求个人的完善与正当性。“所谓权利正义,就是指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中,特别是在现代政治制度中,应当遵循的政治法则。”〔17〕227权利正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共同体的策略目标。宗教神权把人的自我完善安置于来世的“彼岸”,资产阶级以启蒙理性建构政治秩序,把正义的实现安置于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框架之中。在这种秩序中,资本雇佣关系被当作一种符合资本主义法律精神的正义,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一定的工资似乎成为“天经地义”的正义,法律赋予人人以平等的权利与自由,正义的实现也依赖于资本逻辑的不断实现。罗尔斯列举了这种社会掌握的基本善品是“权利、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18〕48。这些基本善品与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利紧密相连,表明人们在一定法律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平等机会而实现个人完善与社会正义。权利正义体现了建立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契约原则而实现的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的解决,但是这种所谓的正义不过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为了维护资本统治与剥削利益而制造的策略性妥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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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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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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