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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第三种解释

更新时间:2022-08-10 19:31:17
作者: 侯中军  

  

   为什么要探究孙中山进入使馆的方式,已有的研究已经点出了问题的本质:“不是为了判断使馆这样做是否合法,而是为了对孙中山的人格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同时对他的假装的才能也有一个正确的评价”,事情很显然,“不管孙中山怎样进入使馆,都是使馆馆员们的过错”。论证孙中山进入使馆的方式,固然可以了解孙中山的人格,但对后来研究者而言,更为重要的目的是探究这个孙中山反清革命经历中的重要节点,即孙中山是如何通过伦敦蒙难事件一举改变了处于沉寂状态中的革命舆论,赢得国际社会同情的?这是一次偶然成功的革命宣传,还是刻意营造的革命舆论?将孙中山领导革命的目的和动机纳入研究伦敦蒙难事件的学术视野之内,将会有不同的解释。

   先行研究存在本身的短板和缺憾,尤其是无法合理解释正反两方的材料,此种短板很难在固有思路下实现突破。本文不再纠缠于孙是被绑架还是自投的细节性论争,而是从动机出发,从结果出发,从论证逻辑出发,结合学界已经确认的各项事实,围绕目前存在的争议展开论述,尝试提出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第三种解释。对于新思路存在的种种薄弱点或者说不足之处,并非是笔者没有意识到,而是本着历史学求真的精神,希望将伦敦蒙难事件的研究重新提出讨论,所做推论可能在某些细节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敬祈学界同好指正。

   一、究竟是被绑架还是自投?100多年以来的争论

   经过前辈学人持久努力,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相关史料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发掘,而在史料极为丰富的情形下,对于伦敦蒙难事件中孙中山进入清使馆的方式却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被绑架进入使馆;二是自投进入使馆。

   孙中山本人最初提出自己进入使馆的方式是被绑架。在《伦敦蒙难记》内,孙中山对于进入使馆的方式有详细的描述:1896年10月11日,在清使馆外,孙中山遇到一华人与之交谈,一会又来一人,“是二人者,坚请予过其所居”,“予婉却之,遂相与伫立于道旁阶砌”。相持不下之际,又有一人出来,最先遇到的华人离去,“于是与予相共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屈予过从”,快到门口时,大门忽然打开,“予左右二人挟予而入”。根据描述,此种进入使馆的方式是先是诱拐,然后胁迫进入。虽然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称自己是被诱拐胁迫进入使馆的,但在其存留的当时证据上则是直接称为“被绑架”。在1896年10月17日向康德黎的求救卡片上,孙中山写道:“我在星期天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将要从英国偷偷运回中国处死。祈尽快营救我”。在10月19日的求救卡片上,孙中山进一步阐释了被绑架的细节:“我在离中国使馆不远的街上,被两个中国人拉入使馆”。“还没有进去之前,他们各在左右挟住我的一只手,竭力怂恿我入内和他们谈谈”。“当我进入后,他们把正门锁上,并强迫我上楼,推进一个房间,从那天起便将我关锁起来”。这些留传下来的“证据”具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可以帮助孙中山自我记忆伦敦蒙难的经过,但另一方面也束缚了其对于蒙难真相的客观陈述。客观而言,上述这些回忆文字因其有纸面证据的存在及第三方的存管,孙中山在后来的回忆及叙述中,皆须与此类证据相对应。时间、地点、目的、如何进入使馆,所有需要的要素,这两张卡片上全有了。这些文字对于细节的表述,给人的印象更像是要给法庭提供所有定案的证据,而非一味急切的求救。

   自进使馆说的首次提出者是清政府驻英使馆。驻英使馆随员吴宗濂在其《龚星使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中将孙中山进入清使馆的方式表述如下:“讵意该犯于九月初四日改名陈载之,来至使署询有无粤人”,“次日复自来使署探问中国情形”,“彼既肆无忌惮,不能不暂行扣留”。在吴宗濂函件所描述的情形下,孙中山是自己走进去的,而且是走进去两次,使馆继而将其扣押。吴宗濂的表述与清使馆参赞马格里(Halliday Macartney)的相关证词大体相同。

   马格里第一次接受英国外交部咨询时曾表示,孙中山曾在10月9日进入过使馆,10月10日进使馆是第二次进入。现有的材料证明,马格里两次提供的时间不一致,一说是1896年的10月9日,这也是马格里第一次向外交部证实时所说;另一说是1896年10月10日,即后来马格里向《泰晤士报》去信中的说法。财政部律师卡菲(H.Cuffe)认为,马格里前后叙述的不一致,说明他只是转述别人向他汇报的情形,而非其亲身经历。孙中山的自我陈述是:“星期六,即10日,我到过摄政公园、动物园和植物园。我去那里时是上午十一二点钟,一直逗留到下午3点钟”。司赖特侦探社的报告是:“星期六这天,我们还在葛兰旅店街八号侦察此人,我们跟他出来,到国会两院。在那地方,他停留了两个钟头以上。出来的时候,他步行到斯屈郎,看看店铺的窗子,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以后就不见了”。这两份报告都无法证明孙中山进入过使馆,也没办法证明孙中山没有进入过使馆。从时间线上而言,10月9日孙中山曾进过使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孙中山10月9日存在进入使馆的时间,证词来自康德黎:“孙中山每天都来看我,时不时告诉我他如何打发时间”;“大概连续3天或4天,他从早上10点至晚上6点都在我家中”;“我确认他10月5日周二(按:原文如此,实应为周一)来过我家,但不能确认10月9日(周五)是否来过”,“如果周五来过的话,也仅仅停留了几分钟的时间”;“我确认他10月10日(周六)来过我家,停留了2、3个小时的时间,但我当时外出,没有见到他”。

   罗家伦在研究整理伦敦蒙难事件的材料时提出,孙中山进入使馆方式可能是自投。1930年7月20日,罗家伦与胡汉民讨论伦敦蒙难事件时,胡汉民告诉罗“当时总理是自己进使馆去的,或是被挟进去的,还是问题,因为总理有一次向我们说起,他说‘是我自己走进去的’”。同年9月2日,戴季陶也告诉罗家伦同样的说法。罗家伦推理:“我以为从中山先生勇励无前的性情来推论,或者他当时是自动的进使馆去宣传主张,集合同志,窥探虚实,也未可知”。作出推论的基础是“这些(指自动进使馆)在一个革命领袖的生命过程中,是意中的事,也是一件很可以表示中山先生大无畏精神的事”。

   史扶邻(Harold Z.Schiffrin)在罗家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孙中山是“自进”使馆。史扶邻认为孙中山有自己进入使馆的意图,而孙本人在自己的描述中“略去了”,“孙中山是当时是有这个打算的”,即打算走进使馆。史扶邻推论孙中山“认为他已经摆脱对他的跟踪了”,而且认为“中国政府不敢在英国的土地上加害他”,“除了想混进使馆,同那里能碰到的任何一个广东同乡高谈阔论一番外,他可能只不过是感到寂寞,想要同中国人交交朋友而已”。

   史扶邻认为,使馆佣人柯尔的证词已经表明,“使馆已预知孙中山的访问,或已预谋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否则,在那个星期日上午,在孙中山离开寓所之前,马格里是不会被召来的”。“预期孙的到来这一点是明显的。如果预期他的到来是这样有把握,那么很可能就是事先已经约定好了”。史扶邻引用财政部大律师卡菲的判断:“对孙中山的有计划的扣留,与孙中山否认他先前曾有过一次访问并不前后矛盾”。

   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内则一改罗家伦、史扶邻的推定,认为孙中山进入使馆系被“绑架”,回到了《伦敦蒙难记》的记载。吴将孙中山进入使馆的章节标题写为“清吏计诱误入虎口”,所写细节描写事实上也是间接引自《伦敦蒙难记》。

   黄宇和对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分析是迄今为止最新的论述,自其专著《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出版后,学界关于伦敦蒙难事件的学术探究事实上已处于一种沉寂的状态,罕见新的论著出现。《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一书在罗家伦、史扶邻等论证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细致精密的分析,认为孙中山进入英国使馆属于被绑架。正因为黄宇和揭去了康、孙二人在《伦敦蒙难记》对事实真相的蒙蔽,使得学界对康孙在伦敦蒙难事件中的表现和言辞不得不再行深入审视。这些真相的揭露,对于哪种说法更为有利?或者说使得哪种说法更为符合逻辑和常理?这是目前学界需要进一步去讨论的议题。该书指出,如果陈少白是《神户纪事报》的笔者,并参与了与谢缵泰的笔战,“他或许就会不惜编造孙逸仙勇闯华盛顿和伦敦两清使馆的故事,来为孙逸仙塑造英雄的形象”。“与此同时,孙逸仙也正忙着说服英国人他是被绑架的”。“如果孙逸仙在伦敦确系被绑架,后来1897年在日本的时候,他显然没有必要对陈少白讲假话,恐怕是陈少白事后建议他将被绑改为自进使署的”。并在此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不管事实如何,孙逸仙后来终于决定把自己的历险,说成是闯使署、扬革命的勇敢行为”。

   笔者以为,孙中山告诉陈少白他是自进使署,但事实上他只讲了一半,却隐瞒了另一半。这隐瞒了的另一半是什么?是否就是像马格里所宣讲的那样?其实未必尽然。“我们必须记住,第一个说孙逸仙不是被绑架的人,不是孙逸仙自己,而是1896年投书给《神户纪事报》的那个人”。黄宇和依据各种证词之间的不能互相印证之处,逐步推导出了自己的看法:孙中山是被绑架入馆,为了提升自己的英雄形象,而经陈少白等人宣传,又改口表示是自己主动进入使馆的。对后来的研究者而言,需要清楚的是,自进使署的说法一直是清使馆所坚持的观点,不论是马格里、还是吴宗濓,都在说明这一点。

   二、孙中山进入使馆的逻辑及重要证词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避难香港。在香港期间,康德黎(James Cantlie)指点孙中山去咨询律师达尼斯(Dennis)如何摆脱清政府的追捕。康德黎希望孙中山向律师问明“政治犯能否居留此地”。达尼斯的意见是“此事在香港是初见,政府能否客留,未有一定,视港督之意如何办理”,建议“先行离开,免致被其驱逐”。鉴于是否适用政治犯不予引渡条款,需要香港政府讨论后决定,康德黎在最初指引孙中山避难香港的首要思路是如何利用政治犯不予引渡的条款,孙中山本人对此也深为信服,秉此思路躲避清政府的追捕。

   孙中山离开香港第二日,清政府便向香港殖民政府提出了引渡孙中山的问题。香港时任总督罗便臣(William Robinson)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其理由是英国不同意引渡政治犯,“孙文如来港,必驱逐出境,不准逗留”,“不言拿送”。此时港英殖民政府所坚持的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为清政府所知悉,清政府对此只有默认。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此时国际关系的一项通例。法国大革命后,通过西欧一些国家的国内法和各国间的引渡条约的规定而形成的原则。“1833年比利时制定出来第一个明文规定禁止引渡外国政治犯的国内法,而这一原则依1834年比法间订立的引渡条约第一次付诸实施;其影响及于欧洲其它国家”。“从此政治犯不引渡的原则就一直依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条约和各国的国内法确定下来,而成为资产阶级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上公认的原则”。“从1867年以后,几乎所有它所订立的引渡条约都有这个原则。由于英国、瑞士、比利时、法国和美国的坚决态度,这个原则遂征服了全世界”。

   清政府亦希望突破“政治犯不予引渡”的所谓惯例。为了试探缉拿孙中山的可行性,两广总督谭钟麟曾请求总理衙门向英国驻华使馆询问华人犯法后入香港澳门问题,“华人犯法者多逃入香港澳门,华官不敢入租界内拿人,致案悬莫结”,希望“准华官知照洋巡捕,会同查拿”。英国领事在收到清政府照会后,故意推诿,“谓外国例若系斩决之罪则不准交出,请将拟定罪名见示”,引渡交涉事实上无法进行。由于到日本后有引渡革命党的谣传,孙中山又未能开展相应的革命活动,“乃与陈少白断发改装,决意远游美洲”。此时孙中山决意离日赴美,固然有发展革命力量不力的因素,但其最为紧迫的原因当在于“引渡”的谣传。

1896年1月,孙中山到了夏威夷。在夏威夷,康德黎再次与孙中山发生了交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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