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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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稳步迈向共同富裕?如何让资本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如何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如何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如何稳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些问题既是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又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长期性意义的问题。

今年以来,聚焦五大热点问题,经济日报组成30多人的专题调研组,深入采访部委、学者、智库、企业,历经3个多月,形成9万多字的调研报告。经济日报推出《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上、中、下三篇,以飨读者。


发挥好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上)


资本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像滔滔之水,既要充分发挥作用,又要防止泛滥成灾。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作出的深刻论述,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资本性质和规律的认识,有力回应了近段时期围绕规范和引导资本产生的误解,为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让健康发展的资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提供了科学指南。

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是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全新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站在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如何激发各类资本活力,引导各类资本发挥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事关人民和国家利益,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

充分肯定资本的重要生产要素贡献

作为一种重要生产要素,资本早已有之。大机器的产生、发展与普遍应用,带来了生产率的大规模提高、产出的成倍增长、经济的巨大发展和社会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将促成这一切的力量,称作“资本”。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搞市场经济,自然也就无法预见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列宁、斯大林虽然领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没有遇到这类问题。我国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而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这些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将资本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配置资源的工具、发展经济的方式和手段,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并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其他生产要素一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提振经济增长。资本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要素。1978年,我国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而到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11.4%上升到18%以上,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得到巩固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接近了高收入国家门槛。

二是筑牢市场基石。改革开放开启了创富于民的大门,民间资本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强盛的一支生力军。从1980年温州章华妹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开始,在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下,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稳增长、促创新、保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和巨大潜力,去年全国新设民营企业852.5万户,同比增长11.7%。

三是改善人民生活。1978年,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仅为171元;2021年,超过3.5万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显著缩小至2.5∶1;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超过4亿多人。按联合国的标准,我国人民生活已经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超过37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显著差别在于,资本是黏合剂,会把劳动力、土地、科技等要素黏合起来,达成合作机制,满足现实生产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道出了资本的特性。

高度重视资本野蛮生长对效率公平的影响与损害

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同样,资本也不仅仅只有积极作用。

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逐利的,其追逐增值和扩张的动力不随人的意志转移。扩张才能实现生存,不增值就会被淘汰,这是资本自身的客观规律。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特别是从资本绝对稀缺到相对富足过渡时,很多国家都会出现资本势力的增加,资本的无序性也会暴露出来。1890年,美国颁布的《谢尔曼法》被认为是现代第一部反垄断法。其出台的背景,正是当时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的野蛮扩张,带来了严重垄断问题。以标准石油等为代表的巨头,凭借公司“巨无霸”规模和垄断性资源猛烈打击对手,破坏了公平竞争,导致了市场畸形,更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这些“巨无霸”加速向其他行业渗透,攫取巨大利益的同时,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命脉。

从全球范围来看,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生产社会化和私有制产生矛盾、资本扩张导致非理性投资和劳动者购买力不足酿成的后果。“资本过度扩张将会带来危机,最终反噬自己。”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资本自由化的产物,资本无序扩张导致金融机构加杠杆衍生工具的泛滥,最终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不止于此,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是美国民众对金融资本不满情绪的释放;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对资本扩张带来的“贫富差距”深入剖析;2020年美国大选,富豪税、拆分巨头、全民免费医疗教育等议题成为辩论焦点……这些都是资本无序性危害和试图规范引导资本的体现。

经过数十年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积聚起巨大资本能量。我国已经从过去资本绝对不足的国家,变为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同时,部分领域资本相对充裕与部分领域资本不足又呈现共存状态。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曾铮表示,在资本相对富足领域,伴随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变化,那些迅速膨胀但不成熟的资本由于短期内投资渠道缩窄、投资竞争加剧、投资收益下降,就有可能转向投机性发展,带来的危害性和破坏性不可低估。

——资本无序扩张,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部分大型数字平台采取“二选一”“掐尖并购”“低价倾销”“垄断协议”等行为,限制、排斥和干扰市场竞争,消灭潜在竞争对手,妨碍动态创新和市场效率,降低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又如,大量资本竞相进入直播带货,一些主播为博眼球以低俗内容甚至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为直播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带来隐患;一些资本通过塑造“饭圈”文化攫取经济利益,使一些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形成扭曲价值观。

——资本一哄而上,造成严重资源浪费。前几年,共享经济成为风口,共享单车行业更是备受青睐。大量资本一哄而上大肆追捧,国内市场短时间内出现各种各样的共享单车品牌,可谓“五彩缤纷”。但是,资本浪潮退却之后,废弃单车的数量多到令人触目惊心。废弃的共享单车堆放在一起,形成偌大的共享单车“坟场”,甚至某些企业以每斤0.5元的价格将其作为废铁出售。

——资本推高泡沫,埋下巨大风险隐患。一些产业资本脱离实体经济主业,违规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带动商业风险向金融风险转化,衍生出一些局部风险事件等。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薄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形同虚设,大股东借机通过股权、关联交易,将中小金融机构异化为自己的“提款机”,威胁存款人利益和区域经济稳定。

“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能否认,但同时它天生又是逐利的,表现出投机性和贪婪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说,资本强烈的逐利性喜好,会遏制或扼杀其他技术创新;力图在短期内形成垄断,通过垄断获得超额收益,势必损害广大消费者和社会整体利益;破坏金融秩序的稳定,最终损害的是我国经济安全和健康发展。因此,对于种种乱象,绝不能坐视不理,而需要有力有效的制度规则加以约束与规范。

以“红绿灯”引导资本的活力与秩序

基于对资本双重属性有着清醒认识,我们党始终从我国国情和不同时期主要任务出发,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对资本性质的理解逐步深化,对资本作用的认识更趋全面,对资本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对资本运行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面对一些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导致的负面后果和潜在风险,近年来党中央多次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为各类资本既有活力、又有秩序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通行提供了遵循。去年以来,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与充分发挥资本的要素功能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共同目标都是给依法经营的企业撑腰打气,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一律平等发展、公平竞争。事实证明,“红绿灯”不是不让通行,而是为了更好通行。

但由于认识上的片面、刻意扭曲,社会上出现一些误解误读、杂音噪音。例如,或将国家引导规范资本发展的政策方向,错误理解为不要资本乃至打压、抑制资本发展;或一味迷信资本、坚持资本至上,客观上刺激资本无序扩张,放大了资本投机行为,影响了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对此,我们的态度坚定而明确——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作为生产要素,资本最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取决于谁在用、用在哪、怎么用。”陈道富说。

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国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前行,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形态资本形成合力,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作用。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离不开资本的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身处大环境之中,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离不开资本的支撑。无论发明创造、技术转化,还是大规模投产,都需要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健全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投入并进的格局,形成持续稳定的投入机制,发挥资本在提高生产率、培育创新、吸引人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势必要求善用资本。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是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加快建设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资源高效配置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势必要求继续深化对资本的认识,重视资本、善用资本。

——当前的国际竞争更重视资本的竞争,资本用得好不好关系到我国能否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一个国家能否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上取得优势,增强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最终将决定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来说,赢得竞争优势,进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与发挥好资本重要生产要素功能密切相关。为此,要继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为各类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继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促进投资便利化,以优质市场环境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在我国投资兴业,更要支持和鼓励我国资本和企业走向世界。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与之匹配的资本规模与资本效用。现阶段,我国各种形态资本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注重激发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让资本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种形态资本的成长,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助力。发挥积极作用、抑制消极作用,资本只有健康发展,才能为中国经济成长更好发挥生产要素功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


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中)


发展需要资本,资本的活力需要施展的舞台。改革开放40多年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个道理。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资本,同其他生产要素一起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贡献,其积极作用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国有资本的发展质量,关系着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集体资本尤其是农村集体资本,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上意义重大;民营资本在改善民生、促进创新、深化改革等方面作用显著;外国资本为我国引入新技术、管理理念、激励方式提供了一种渠道;混合资本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产物,有利于各类资本相互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它们为企业正常经营运转提供着保障,一并构成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有效激发资本活力是个重要课题,需要我们在不断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的实践创新中一步步探索解答。

稳预期,各类资本是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

预期稳,则信心足。稳定预期,主要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理性判断我国经济未来走向,打消市场焦虑情绪,使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主观认识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轨迹协调同步。

协调配套不足的政策、某些市场主体刻意释放的悲观信号等,都可能诱发预期不稳。此前,面对一些领域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监管部门及时出手。但由于部分法律法规有待完善,一些政策出现不稳定、不连贯、不一致,导致部分市场主体预期不稳,对于资本如何被看待、该如何发展持观望态度。

提高政策协同配套性,使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之间平衡协调联动,以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这就要求围绕社会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痛点堵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比如,在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上,“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有助于兼顾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中,“继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支持和鼓励我国资本和企业走向世界”,有助于为各类资本发展释放出更大空间。

加强舆论引导,防范各种杂音、噪音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和经济行为。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是社会心理建设的重要环节,也是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这就要求媒体、各类市场机构珍惜话语权,对各项政策进行全面准确的解读,防止企业对政策效果产生误判,防止市场机构出现“盲人摸象”式的碎片化预期,防止非专业非理性的价值取向误导预期。2018年,经济日报曾及时有力驳斥那种扰乱人心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为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舆论引导。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当前,我国存在各种形态的资本,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

以银行业为例。一方面,扩大对内开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随后,我国于2014年批筹了首批5家民营银行。截至目前,已开业的民营银行有19家,它们充分发挥来自民间、熟悉民企、贴近民众的天然特点,补充了银行业服务小微企业的不足,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扩大对外开放。10年来,我国金融管理部门推出50多项银行保险开放政策。2021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均较10年前增长超过5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本10年间增长1.3倍,资产增长6倍。

兴利伴随除弊。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使其更好地服从、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这是最稳定的预期。

促激励,坚持合法合规原则处理利益分配问题

稳预期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促激励,这与资本天生的逐利性密切相关。资本要追求投入的回报,即资本保值增值。资本概念的内在含义,就是需要有其发挥生产要素功能而伴随的“增值”。因此,它的运作必然会体现出追求扩张的特征,这是与生产力发展有关的动力源机制,势必要求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合法获得增值和发展。

对此,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科学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

当前,国有资本在公有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必须保管好、使用好、发展好,不断实现保值增值。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取得的决定性进展中,实施更加多样、更加符合市场规律和企业实际的激励方式是一项重要成果。具体来看,我们完善了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推动了薪酬分配向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和一线岗位倾斜。还灵活开展了多种方式的中长期激励,支持探索超额利润分享机制、骨干员工跟投机制。

接下来,我们还将聚焦提高资本回报,构建国有资本高效运营体系。一是以科学化的考核引导提升资本回报,二是以市场化的机制促进提升资本回报,三是以精细化的预算管理推动提升资本回报。例如,完善激励约束,指导支持董事会加强对经理层的精准考核,推进职业经理人制度,推动建立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统筹运用股权激励、分红激励、员工持股等激励政策,探索运用超额利润分享、虚拟股权、项目跟投等激励方式,激发企业各类人员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企业效益效率和国有资本回报的不断提升。

对于民营资本,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只有产权得到科学界定和有效保护,各市场主体才能安心谋发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依法平等保护企业产权、自主经营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随后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切实保护产权。一系列部署,都明确和肯定民营企业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给依法经营的企业撑腰打气。放眼长远,我国还将努力健全产权保护制度,深入推进实施公平竞争政策,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各种市场壁垒,使各类资本机会平等、公平进入、有序竞争。

在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

建法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正因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资本在流动过程中“有空子就钻”,对此必须予以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必须依法进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这是一个建法治、立规矩的过程。

第一,针对资本发展,要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逻辑清晰、制度完备的规则体系。

目前,资本无序扩张的部分领域属于新兴经济业态,通常存在法律空白,即便已有相关法律,但创新行为的复杂性导致多头监管,多头监管的结果往往又是各部门相互掣肘、甚至“都不管”。为此,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的要尽快完善,已有法律法规的要严格执法监管。要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导向,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例如,哪些领域可以准入、哪些领域不能准入、准入的领域要如何加强监管和风险预警,都要有明确的要求。

之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新法已于2022年8月1日起施行,释放出了“建法治”的强烈信号。新版的反垄断法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明确了反垄断法的执法主体,细化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适用规则,补充了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市场主体精准设置了“红绿灯”。

作为“经济宪法”,反垄断法适用于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以及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境外垄断行为,没有行业偏好和所有制偏好。修订反垄断法,更不是为了一味禁止企业做大做强,而是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明确规则,划出底线,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第二,针对资本行为,要完善相关制度规则。

落脚到实践,就是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金融管理部门曾多次约谈蚂蚁集团,提出多项针对性要求,内容涵盖支付、个人信息保护、关联交易、公司治理及信贷、保险、理财等领域,并要求蚂蚁集团制定整改方案,不折不扣达到监管要求。前不久,有关部门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罚款80.26亿元。事实上,这再次面向市场强调了“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是规范”的原则。在提高金融服务效率、普惠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金融科技平台必须解决好高速扩张带来的“数据垄断”、破坏竞争、损害用户合法权益等问题。

第三,针对资本运用,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

如果没有主体因素的介入,那么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就无法自行识别并遵守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资本主体作为资本运用的主观因素,其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将直接投射到资本的增值运动中。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为资本注入了价值理性,为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注入了优秀的文化基因,使得其在重大义利抉择中,能够守道德底线、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这是更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抓好抓牢。

资本,不断凝聚力量,也在不断释放着力量。在“稳预期”“促激励”“建法治”上下功夫,激发市场信心,释放资本活力,才能真正做到“四两拨千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的:“注重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


发挥好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下)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和科学部署,瞄准的正是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3月16日,国务院金融委会议提出,稳妥推进并尽快完成大型平台公司整改工作,“红灯”“绿灯”都要设置好,促进平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5月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前提下设立“红绿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以公平竞争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这再次表明,市场虽是自由的,但不能是无序的。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都是为了让资本健康发展。如何进一步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事关重大。

以发挥积极作用为出发点落脚点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已经证明,对于推动创新发展的资本,我国的监管原则一以贯之,是坚持包容审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2012年至2021年,我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如果现在还有人怀疑中国要不要资本,那么答案显而易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依然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以更好发挥资本积极作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监管部门需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尤其是对于新业态的监管,不能照搬传统行业的监管模式。在坚持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把握资本的行为规律,设定监管的目标和工具箱。

(一)从目标设定看,监管要在市场失灵时介入,有效纠偏。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戚聿东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让市场发挥高效组织生产的功能;享受市场高效配置功能的同时,也要承受市场可能失灵的副作用,直到监管介入、拨回正轨,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那么,监管应该何时介入、达到什么效果?他提出一个颇具形象性的观点:监管应该“竖着耳朵听警报”,当市场失灵,出现垄断、公共安全、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时,及时介入,也只有此时才有必要介入,更好为市场纠偏。

(二)从监管过程看,既要留出灵活调整空间,又要一碗水端平。市场主体和政府部门的活动均应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但新兴业态往往在法律的空白地带生长,且发展迅速。调研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表示,对创新业态,过分强调监管,可能扼杀创新;过于强调包容式监管,又可能流于形式。因此,监管切忌忽左忽右。有效的监管应当是:暂时没有法律的,及时启动立法修法;现行法律尚未被修改的,注重对原有法律的解释和适用,赋予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更多裁量权。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裁量权的前提是完善包含指南、解释等在内的配套规定,更多地导入经济学分析、技术手段等有说服力的量化指标。这样的灵活调整,必须一碗水端平。

(三)从工具箱看,对资本的监管应当是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治理体系。我国近年来不断优化“放管服”改革,强调简政放权、应放尽放,政府的手尽量在“收”。最典型的,就是自2018年起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之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自主选择是否进入,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得再随意出台针对市场准入环节的审批措施,真正实现了“法无禁止即可为”。但进入门槛降低,客观上使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质量参差不齐。保证这些市场主体合规经营,尤其要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用好信用机制,用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织密织牢监管网。当然,监管工具箱也要多一些弹性,避免以罚代管。

以历史、发展、辩证眼光消除市场误读

近两年,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监管举措,在平台经济领域处罚了一批违规企业。针对围绕平台经济的处罚,大部分社会公众认为监管重拳出击很有必要。然而,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利益相关方对这些案件的处罚表示不理解、不适应,怀疑监管“风向变了”,从包容审慎变成了烦苛管制。误读的产生,在于缺乏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

首先就是对行业发展阶段认识的滞后。以平台经济为例。10多年前,互联网经济属于新兴行业,腾讯、阿里、美团还被称为互联网企业。但发展到今天,平台经济成为资本热捧的对象,投资并购最为活跃,几家“互联网企业”也已发展成“平台巨头”。总体来看,平台企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但也要看到,部分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限制企业发展空间,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不利于创新发展与效率提高。以平台经济和行业巨头今时今日的体量,如果市场里缺少纠偏的力量,那么由此引发的市场失灵、无序扩张若得不到及时监管与纠正,造成的各种问题将会影响更深、波及面更广。

调研中发现,对于监管出手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大多数企业表示认可;相关企业和专家更想探讨监管方式是否是最优选择。这也提醒我们,监管需要在实践中尽快完善成熟,使政策效果合情合理合法。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臧跃茹认为,伴随产业的发展,政府监管要随之调整,视产业健康发展状况及对国民经济影响而定。金融资本有着上百年的发展历史,全球主要经济体也已建成相对成熟的监管体系,相比之下,如何监管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是个崭新课题。当前,由于平台经济市场集中度不断上升及垄断行为滥用,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平台经济的监管都处在一个推进过程中。

在这一过程中,监管所依托的法律法规要升级完善。比如,有些法律法规暂时跟不上实践的步伐,有些政策执行的效果未必符合政策的初衷,这都意味着监管部门逐步提升治理能力是必要且迫切的。

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资本的有序运行是现代市场体系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平台经济资本仅仅是庞大资本体量中的一部分,绝不能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理解为针对平台经济发展的限制,围绕平台经济的监管也只是针对其垄断行为等市场失灵问题进行的规范。对于资本在其他领域的无序扩张,比如过去几年出现过的“蒜你狠”“姜你军”以及部分大宗商品的疯狂暴涨,监管部门也是坚决予以遏制。

部分专家还提到误读在社会蔓延的另一原因——有些媒体和自媒体或由于对政策把握不准、了解不够,或出于流量考虑,过度解读和误读了监管初衷。

2021年至今,市场监管总局查处垄断相关案件超过200起。从市场主体性质看,既有国企,也有外企,还有行业协会;从案件涉及领域看,既有新兴的互联网业务,也有物流、零售、制造业、医药、公共服务等传统行业。但部分媒体尤其是自媒体,将原本一视同仁的监管,误导集中到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甚至把企业因为经济形势或自身决策导致的经营压力归结于“监管风暴”,而智能推荐和流量法则又让这些声音越来越强、越传越广。可想而知,当社会频繁接受这些信息,很难不将资本野蛮生长、反垄断与平台经济划等号。有财经学者撰文建议,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要更加清晰地说明目的是什么、不是什么;政策出台前要进一步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企业家也要仔细去读文件全文、原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听风就是雨,自己吓自己。

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没变,我国充分尊重资本及其所有者权益的制度框架没变,资本及其合法权益的保障也不会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认为,资本和监管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共同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相信误读同样是阶段性的,资本与监管需要度过磨合期。

明确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监管规则

近期,多个部门密集释放了“稳”的信号,市场信心正在回暖。但是,市场主体更关注政策执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调研中,一些专家坦言,“资本怎么管”是个新课题。中央多次强调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为资本的未来定了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又为监管明晰了方向。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的使用和监管绝不能照搬照抄,搞“拿来主义”和“本本主义”行不通。立足当下,亟需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抓紧明确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监管规则。

市场化,要求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监管应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该放的坚决放,该管的坚决管好。要进一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效率。要相信市场、依靠市场,平衡好各方利益,注重实现监管效能最大化,在调节发展失序时应更多使用市场化手段。

法治化,要求坚持依法监管的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资本治理要依法监管。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的要抓紧完善,已有法律法规的要严格执法监管。提倡什么、禁止什么,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把规则确定下来,从而让市场主体有法可依。法律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严格规范监管行为,公开执法标准,优化工作流程。

国际化,要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推动相关领域改革创新。要参考国际成功经验,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眼全球产业前沿,在标准、体制等方面创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通过国际市场的更深度融合,来发挥资本的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监管原则通过什么体现?就是党中央多次提到的“红绿灯”。设想一下,行驶在繁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车辆依靠红绿灯的指挥才能有序通行。当资本行驶在追逐利润的车道上时,也要习惯于抬头观察“红绿灯”、解读其中释放的信号,这个“红绿灯”就是对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的具体呈现。“红绿灯”的实质,是强化法治思维,明确资本边界,纠正社会资源配置上的扭曲,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分配公平正义。通过事先规则设定,重点划分哪些领域禁止资本进入,哪些领域鼓励资本大展拳脚,更好积极引导资本进入“应作为”的领域,释放市场活力,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

亮“绿灯”,关键是一视同仁。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政府很难代替资本判断什么行业值得投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曾铮认为,如果把“绿灯”视为市场准入条件,那么必须明确规则,让资本知道自己该不该参与。“绿灯”管理还应该是过程式的治理,要对企业的经营过程进行合规管理,不能事后以罚代管,对一部分重点企业可建立名单制,进行常态监测和定期监督。

亮“红灯”,则需要明确底线。这些规则和底线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负面清单的形式来体现。有专家建议,在教育、医疗、文化、公共体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应逐步建立负面清单,明确禁止进入和有条件进入的范围。

不管“红绿灯”如何设置,其最终效果是要让市场主体拥有更加稳定的预期,让资本知道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避免超速、轧车道等违规行为。

资本像流水,不眠不休。对资本来说,中国是一片蕴含着无限可能的沃土。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图景,将继续对全球资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当前,在推出一系列监管新规之后,还要注重解决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以刺激社会资本创新活力和生产率增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各类资本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各类资本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一个发展壮大的中国市场又将为资本提供发展和创造利润的新空间。资本与监管之间的这一良性互动的关系,值得期待。


(调研组成员:经济日报记者 牛 瑾 佘 颖 陈果静 郭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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