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反“线性历史观〞；西方中心主义；文明等级论；新闸理论；方向路径

唯物史观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理论确立与发展的核心与主线，它昭示着当代理论与实践路径的形成要在历史中探寻；而历史上的道路选择，根源于当时主体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以及由此确定的核心关注。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当代方向与路径探索，应自觉建立在把握历史实践及其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从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所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是“以‘意识形态终结’为思想基础的信息理论和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开始登陆国内，我们以‘信息’对抗‘宣传’，以抽象的‘传者’和‘受者’代替有民族、阶级和其他社会性的传播主体”[1]——以普世形态输人的传播学占据主流地位，而有阶级价值归属、有民族国家性质、有文明形态皈依的中国新闻学则被边缘化。虽然，相关反思也由来已久，但如果不对作为美国传播学核心原则的线性历史观进行清算， 这种反思就是不着边或不探底的。同理，也只有从反线性历史观出发，考察、反思东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领域的“攻守进退”之道，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当代方向和创新路径有深入的理解和正确的把握。

一、线性历史观及其一体多面的话语系统

15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伴随而来的欧洲国家开启的全球殖民和全球贸易扩张进程，使得欧洲人发现了自身文明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感反映在西欧思想界，启蒙时代的孟德斯鸠，以及稍后时代的亚当．斯密及其苏格兰的朋友们已经在探讨文明的演变模式。他们试图把文明在社会空间上的差异等级化，再把这一等级差异转换为时间序列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发展阶段。[2]顺着这一思路，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念、达尔文进化论诞生之后的西方进步主义思潮都进一步确认了文明等级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总结的几大社会形态被理解为全人类必然履行的历史过程”[3]，这些社会形态被从低级到高级排列，镶嵌在线性时间链条上从过去到未来的不同阶段。传统的世界史书写就秉承这样一种线性历史观—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自认为是早已超越了低级文明阶段的高级文明发展阶段，排在线性历史的最前端。直到20 世纪80年代，由日商美国人弗朗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 提出的所谓“历史终结论”仍然延续这种线性历史观，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是所有其他社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

线性历史观伴随着无法抵御的殖民暴力而被殖民地国家广泛接受。西欧帝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被确立为“启蒙与蒙味的对立”“进步与停滞的对立”或“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西方文明在现实和观念中牢牢占据了先进的那一方，化身成为引领其他文明迈向现代化的灯塔和模版，这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涵所在。所以，线性历史观、文明等级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是本质相通的不同表述，它们共同构成了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掌控其殖民地体系甚至操控世界体系的系统性意识形态，为维系其全球统治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与合法性话语系统。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也有所谓“文野之辨”， 但往往是野蛮的一方掠夺侵害文明的一方，而文明的一方对于野蛮的一方，除了要怀柔远人、边境宴安之外，基本别无所求，更恨不得以长城永久限隔其往来（中国和罗马帝国都修过长城）。[4] 另外，自公元 10世纪以来，以中国为核心建立了欧亚陆海贸易体系，各国和平通商、文明平等交流，欧洲各国受亚洲尤其是东亚、中亚先进文明的影响直至近代。然而，从殖民时代迄今， “文明”为政治军事开路，新闻传播业则为“文明”开路，而西方主流媒体的叙述都“颠倒了文明与野蛮”[5]。特别是19世纪末，各帝国通讯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美国美联社、 俄国沃尔夫社） 对全世界进行了新闻信息殖民地的分割，垄断了国际新闻传播。于是列强基于军事、工业、垄断世界市场的强权和条约法律等上层建筑，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体系，进一步固化了文明等级论。

线性历史观同构着欧美数百年扩张过程中的对外对内世界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两大支柱——工业化和城市化，既以剥夺本国农村(如英国圈地运动）为奠基，也以掠夺亚非拉地区的劳动力或毁灭其农耕经济为代价， ‘资本主义源于西方，在其以城市为中心的世界扩张过程中，亚非拉被边缘化，由中心剥削边缘，支撑庞大的帝国，这同时也是城市剥夺农村的过程”[6]。因此，文明等级论也内化于国家内部，即城市优越于农村，城市是先进的、文明的， 而农村则是落后的、野蛮的，农民是愚味的、有待开化的。农村落后、农民愚昧与西方中心、城市中心作为同一套文明等级论话语的两种面向，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全球化过程共同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思想生产及话语表达。

20世纪初，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与西方中心主义和线性发展观相反，强调后发国家和地区跨越性发展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苏联通过十月革命建国和在落后农奴制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新中国在“一穷(工业不发达）二白 (文化和科学水平低)”的基础上奠定工业基础，并取得建设成就的事实，都是该理论强有力的证明。苏中国家以伟大的历史实践打破了这套线性历史观的意识形态一话语系统神话。然而，20世纪80年代，国门开放、苏东解体，“线性历史观一文明等级论一西方中心主义”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回流，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集中体现在新闻界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和表达上。1988年，纪录片《河殇》其基调就是把中国的落后、现代化的问题等都归结为内陆的传统文化；把黄河、黄土地和黄皮肤都看作落后的符号与象征，认为实现现代化、走向世界就得告别这种黄色文化，进而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即西方文化。同时，它毫不掩饰地贬低农民，坦言面对这样愚味的(祈雨）农民，即使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醒转过来也没用。而这一时期也正是20 世纪80 年代中国吸纳外资的高峰期，亲资本、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断裂初显。

二、线性历史观和反线性历史观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对立与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颠覆“文明等级论”和“农民愚味说”的理论著述，但马恩指出资产阶级对一切民族推行他们“所谓的文明〞“创造”了近代“文明”样貌：“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显示出他们看待近代文明差异的根本观点。总体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的详尽阐释和从唯物史观出发进行的大量历史、现实分析有力地解构了文明等级论，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剖判 “文明等级论”的方法论资源和分析路径。

20世纪上半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体系的危机是二战之后老牌殖民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朝鲜战场的失利、 古巴革命的成功和众多新兴国家脱离殖民体系等政治事件，更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这个全球治理法则背后的‘道统’所面临的质疑。 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经济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一系列的‘新秩序’倡议；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阵营内外的兴起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独立意识，一个焕发着勃勃文化生机，同时又给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带来严重威胁的新世界呼之欲出。”[8]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们一方面施行各种手段意图挫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又要重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和全球文明等级秩序。1945 年开始，美国开始了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 美国军方、情报部门、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方面的课题，针对性地冲击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寻贫困问题、依附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文化领导权与政治自信心。“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9]  

另外，二战后前殖民地落后国家最为关心的共同主题是建设与发展。有着数百年殖民统洽经验的资本主义帝国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时代趋势，将线性发展观和文明等级观念包装成现代科学的面貌重新粉墨登场：“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界开始发展出一套现代化理论，作为理解现代全球社会变迁的统合性理论，为美国政府在全球阻击共产主义的扩张、引导新兴国家进入西方发展模式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念、实证和策略等层面的支持。”[10]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念是发展的趋势沿着共同的、 直线式的道路由“传统”社会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对照这一标准，美国已经进人了消费社会的最高级阶段，西欧国家处于向最高级过渡的阶段，而新兴的民族国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进发的不同阶段。

在美国社会科学界“现代化”话语系统中， 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再次被放置在人类线性发展过程的前列。而传播学者参与到其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构建了发展传播学，相关研究很快成为现代化理论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施拉姆、罗杰斯、勒纳等人是发展传播学领域的核心学者。发展传播学认可现代化理论对于社会进步阶段的描述，强调文化与传播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施拉姆的著作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撰写的，他对于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大众传媒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类国际发展机构的实际政策，并且通过留学生教育，现代化范式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得发展传播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了这些国家传播学的主导地位。”[11]

接受“现代化”理论的后发国家，实际上成为欧美过剩资本的投资承载和收割其优质资源与利润的新殖民主义领地；往往以牺牲国家经济主权为先期代价，以社会动荡和牺牲政治主权为长期代价，跌人“现代化”陷阱。中国解放战争结束之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中国迟迟不肯离去，也正是希望将这套还没有在理论上诞生但已经在对外战略上有所应用的、 美国援助的现代化之路提供给中国，但是毛泽东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打碎了美国在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之梦。“只有建立一个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之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12]所以，新中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前三十年”，建立了完备的工业基础，到邓小平时代才打开国门。

现代化理论颇具迷惑性，但依附理论和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和批判。二者都是新马克思主义政洽经济学的代表理论，并基于反殖民主义思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解释全球社会变迁和不发达现象；它们都纠正了资本主义文明等级论将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时间化的偏颇，回归全球空间发展不平衡现实，从而深入探讨了现代世界的发展和欠发达的结构性原因。 依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人物、埃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的核心观点是欧洲的现代化在全球构建了边缘依附于中心的不平衡、不平等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结构。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和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 Gunder Frank) 等人继依附理论之后，提出了解释全球权力分配模式的世界体系理论，更加深人全面地批判和反击了现代化理论。沃勒斯坦超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政洽等国家内部性因素对资本主义进行定义的路径，考察了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 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相互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资本积累在使某些地区发达的同时在另一个地区制造出久发达状态。[13]贡德．弗兰克则更为激进，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没有那么与众不同，同样的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只不过资本主义更加暴力残酷，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个被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14]。

与现代化理论行生出发展传播学相对，上述第三世界视角的发展理论也催生了相应的传播理论，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1969年，美国批判传播研究奠基者之一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美国电子媒体发展的历史，指出美国电子媒介由美国私人企业把持，尖端的通信设备及辅助服务被广泛应用于国内的意识规训和消费说服；在国际上， 美国跨国公司成功收购各个国家的传播部门 (电话、电视、卫星及计算机），宣传商业讯息、 操纵新闻舆论、形塑意识形态，为战后美帝国崛起和扩张开道。[15] 20世纪70 年代，伴随着美国对全球媒介系统支配地位的上升，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吁，一些学者对国际传播体系中边缘依附于中心的批判也达到了高潮。这些研究者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传播技术、传播建制、传播内容的生产和流通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传播技术方面依靠西方供给，还在内容生产、专业规范、社会表达的价值取向， 乃至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全面渗透。而发展传播学强调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大众传媒建设提供援助，更加深了后者对前者的依附。文化帝国主义传播研究范式因此“致力于对文化与传播领域全球霸权结构形成、发展、变化的动态机制的研究，并挖掘突破这种不平等的传播关系的社会条件和可能性”[16]。1976年，席勒又出版了《传播与文化支配》，延伸了他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对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席勒创造性地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说美国把媒介产品、传播政策、消费主义价值观等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而且是“把一个社会卷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系列过程的总和”，因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会受到引诱、压迫、强制，有时是贿赂，以至于塑造出一种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以弘扬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结构。[17]事实上， 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社会模式和替代性发展道路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想象的基础之上，他寄希望于“一种新兴的社会实践主体，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他们积极对抗国际与国内资本主义，追求替代性发展模式，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18]。但是美文化帝国主义对后发国家从精英到社会大众的全面规训限制了他们对替代性发展道路的想象，从而也就使得后发国家丧失了摆脱西方式的附庸型发展道路、创造非西方式的全新民族文化的可能性。

伴随着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质疑，在实践层面，针对欧美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传播策略，发展中国家对当前世界新闻传播秩序表示强烈不满，力争文化与传播层面的主权。1976年，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和重视这一世界性的问题，并于同年组建了一个以爱尔兰人麦克布莱德为主席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980 年2月提交了研究总报告，即后来公开出版的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提出把建立新的世界新闻与传播秩序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紧密联系起来。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阻挠和反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要求，美英等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1年5月，在美国的策划下，20 多个国家公开发表反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宣言。20世纪90 年代初苏东解体，作为争取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的苏东国家及其媒体迅速自由主义民主化。随后，扫清了苏东政治障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面铺开，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的争论也成为被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制规训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过去的历史一页。

三、农村农民视角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社会历史坐标

美国主流传播学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产物， 其对外部分的冷战心理战本质上是“美国中心主义”，与之相对应，其对内部分的研究也因美国的社会性质而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用这一传播学的视角来书写传播史，这个传播史就一定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19]

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批判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是其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两大主要分支，它们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髓，但它们都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设为历史的“起点”，并把都市无产阶级视为社会革命的普遍主体，关乎农民的研究议程空间很小。而且，西方批判学者在对待社会激进变革方面具有犬儒主义倾向，不敢承认列宁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农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领导革命胜利、苏俄共产党带领工农群众建设强大苏联的历史；他们同样含糊其辞地对待中国革命发动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伟大建设成就的历史。所以，他们的理论仍被城市中心主义所笼罩，延续着 19 世纪工业社会的视野，即从传播和社会权力关系切人，主要关注欧美社会劳资关系和工人的阶级意识能否形成这一问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农村问题继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的关注之后又回归到了传播学者的视野——第三世界乡村的发展问题成为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就是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对第三世界乡村问题的关注具有强烈的冷战地缘政治意义：“发展传播学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农村，而是有可能作为共产主义策源地的第三世界的农村。在发展传播学所隐含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宏大叙事中，农民一方面由于贫穷会接受革命的蛊惑，另一方面又是落后、狭隘和不求上进的，需要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把他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以进取为特性的现代主体性，进而纳人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20]发展传播学的动机与具体方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绿色革命消解红色精神”[21]，应该说，美国传播与发展领域学者的问题意识是非常好的，他们所要解决的第三世界农民的发展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今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困境以及这些国家的农民依然面对的根本问题也表明，基于技术主义和市场关系扩展的绿色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世界农民的发展问题，而且，“绿色革命”在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危害也逐渐显露。然而，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批判以冷战和反共为底色的美国“传播与发展〞研究范式时，“不仅漠视从马克思到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城乡分裂问题的研究，而且将美国主流发展传播范式对后殖民社会的农民问题的关注这个‘婴孩’，也同‘洗澡水’一并倒掉了。农村人口不仅被排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对媒体消费者角色的研究之外”[22]。同属批判传播学阵营的文化研究学者则在与资本主义的“符码”斗争中无暇他顾。可以说，批判传播研究同样缺乏农村和农民的视角，没有突破西方中心、城市中心的文明等级思维。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推进和媒介技术的长足发展，美国主流传播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批判传播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传播市场化、数字化及其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政洽民主化关系问题成了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传播与发展这一研究范式的思想要素或理论变体，则被少数学者包括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学者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或西方贫民窟穷人的数字媒体接人和连接问题。[23]西方批判传播学传统关注的劳资关系问题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变成了“非物质劳动”和广义的“信息劳工”问题。在中国，源于“山沟沟”里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本来就在改革年代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失去了乡村关怀，此时又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强势冲击，因而除了少数关注“技术扩散”与农村发展的传播学者，绝大多数传播学者所关注的国外传播理论，基本没有城乡问题视野。[24]

然而全球资本主义扩散的历史进程使得城乡关系问题长期存在，并在全世界的不同地区以不同面貌呈现出来，比如印度和巴西等国无地农民的问题、贫民窟问题；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拉美国家种植园经济遗留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北美垦殖主义、奴隶制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交织产生的对原住民部落的边缘化、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压迫；今天大量拉美移民农业劳工在美国的困境，以及全球南方国家长期的欠发达等等问题。传播研究范式中，以文明等级论为底色的城乡二元对立和城市偏向却根深蒂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信息、文化、传播与发展问题息息相关，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关新闻传播研究却没有促进上述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反而任其愈加裂变为资本主义形成其世界体系和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一乡村”问题在当代的不同面相。

在全球视野中，近代以来中国在追求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国际情境和由此产生的国内问题具有后发国家的普遍性。近代在殖民经济中成长的中国城市以剥削农村为代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独立自主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地城市化和全球化，也一直是以乡村经济为奠基的。“因此到了世纪之交， 中国对农村积累了大量‘债务’，包括乡村治理的‘黑社会化’、经济衰退、社会空心化、农业基础设施老化等。在传播与文化领域，除了教育制度致使农村人才流失之外，媒体的商业化和城市中心主义改革带来了社会价值取向错乱和对农村身份的诋毁”[25]，而且，由于中国的发达城市多位于东南沿海，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西北，所以城乡问题，与沿海内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汉族中心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基本同构，由此形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的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问题。事实上，近代以来到21 世纪初，中国和中国农村都仿似“同心圆”，被甩在现代化发展链条的末尾。当假定具有“文明”和“现代”本质的城市被建构为农村的对立面，，农村在意识形态层面也被“挖空” 了，陷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正如欧美发达国家及其极少数资产阶级通过支配资本和经济活动、占领和垄断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一面挑战和围剿中国立国与发展道路的合法性，一面剥夺中国人民的劳动，使得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劳工人口（2008 年统计3.75 亿）超过美国总人口（2008 年统计3.041 亿)的“世界工厂”，直到21 世纪初，以美元汇率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同时，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现代化之路也确实已经走到资源和生态不可持续发展的边缘。

因此，对作为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产物的线性历史观的清醒透视，对文明等级论的深刻反思，对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视与关注，关乎今天的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关乎中国道路的方向与目的，是生存还是毁灭。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历史与社会坐标，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创新发展的基本取向与理论生长点所在。换句话说，从全球视野和中国命运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其具体形态和发展取向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由王国”，而是深深融入特定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道路中的必然王国〞；新闻传播理论和实战及其创新发展都与特定民族国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或者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密切互动，有机关联。

只有从唯物史观出发，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中国所面临的具有共通性的内外主要矛盾，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主要问题与核心发展路径。具体化于当代语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既要“斗破苍穹”，又要“复归大地”。所谓 “斗破苍穹”，是指解构线性历史观一文明等级论一西方中心主义，突破乃至重构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明辦和超克为其所统摄并维系其霸权的西方各种形态新闻传播理论，在世界体系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变迁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互动中，来确定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路径和取向。所谓“复归大地”是指突破城市中心主义、媒介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立足中国土， 回到马克思〞，使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科学把握并有机融人中国农业文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社会整体脉络，在新闻传播与中国社会的有机互动中来分析问题，构建具有整体性思维的，推进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闻传播理论。

四、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取向：民族国家和文明体系的生存与发展

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比喻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那么“斗破苍穹”的根本目的在于积极参与构建平等平衡的全球传播新生态，并最终构建平等和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复归大地”就是为这棵大树扎下强健的中华文明根脉，立定稳固的马克思主义“边缘抗争”价值根基，在中华文明的进化发展中构建、传播新的中华文明， 具体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既要学习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继承“儒释道”等中国哲学和智慧；也要继承和发扬在红军长征路上和延安窑洞里开创的优良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作风[26]，并在融会贯通中获得创新之道。二者一脉相通，抱负以同，命运与共。

在世界权力转移、“东升西降”渐成大势的百年变局中，具有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成就与经验的中国，在微观层面，人民有权利定义自己的美好生活；在中观层面，中国有权利定义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科学发展道路；在宏观层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参与对全球文明平等交流、平衡发展的构想和实践；而三者之间又是息息相通的。当这种发展定义权受制于既有世界体系及其文明等级意识形态，发展实践遭遇“西方中心”的打压和围堵， 发展道路及其价值形态被蓄意解构的时候，在遭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之前长期领先于西方并怀有天下大同理想、如今在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就并谋求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更要有魄力和能力设想“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以实践建立温铁军教授所言的“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27]的自信，并以此激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激发新闻传播理论在社会历史变革中促进变革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首先，我们应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逻辑角度重新定义传播学，建立有机融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新闻传播”理论视野，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跨学科体系，树立将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融人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学术自觉和理论主体性。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革命、网络新媒体扩张已经给全球传播和中国传播业态带来深刻变化，而“山沟沟”里发展出来的、依托逐渐萎缩的传统新闻业的中国新闻学如何才能不萎缩？新闻学要真正发挥支撑性学科的作用，就必须有能力应对和把握新自由主义时代新媒体崛起的挑战，并将这种能力运用于参与解决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一体两面的内外问题与变局。这要求新闻学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其关键就在于要处理好原本只属于传播学研究范畴的发展问题。[28]

新闻传播也是传播形式之一，相比新闻学， 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更为基本和广泛，但它被美国主流传播学进行了先入为主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冷战反共意识形态背景的美国主流传播学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引进来时，是有解构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动机和效果的”[29]。这导致新闻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对传统的中国新闻学仓促的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变‘以中释中’为‘以西释中’”[30]。而且，整个西方传播研究领域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西方中心主义问题，没有能在理论层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线性发展逻辑，所以 2016 年是新闻学，而不是传播学，被认定为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11个支撑性学科之一。与西方新闻事业的商业性起源不同，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本来就根源于救亡图存，从来都是与谋求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中共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更是自觉从民族动员、民族救亡、民族存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投人中国革命与新中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发展问题从来不外在于延安传统的中国新闻理论，历史逻辑由来如此。在当今世界百年变局之时，我们需要从积极关注中国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角度，“克服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闻画地为牢的区隔，在网络化与全媒体语境下，在推进传播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中，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有机融合。这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工具论’等化约主义教条的过去，而是在‘否定之否定’或‘看山还是山’的基础上走向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甚至‘后学科’融合的未来。这要求我们在反思‘去政治化的政治’以及‘方法论崇拜’迷思的基础上，在充分理解东西方学术关系的过程中，重新厘清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的关系，重新理解何为社会科学方法、何为政治以及何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重新开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本土政治资源和革命遗产以及中国当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机对接的探索”[31]。从融人中国民族国家“五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层面，面对新媒体发展和媒介生态变化、发掘问题意识；从而使新闻传播研究冲破专业主义、技术主义、城市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路线的狭隘视野，开拓具有中国理论主体性的创新思路；并使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逐渐理顺与历史发展逻辑相统一的、内在融通自洽的理论逻辑。

中国新闻传播理论构建还应具备关注中华文明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高度自觉与实践能力， 构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参与中华文明存续发展与全球文明治理路径相关重要议题的理论主体意识和话语影响力，探素中华文明通过自身进化发展推动全球文明生态健康平衡发展的道路。

资本主义展开其世界体系的数百年来，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道路只有嵌入全球文明碰撞转型的历史逻辑中才能得到科学的阐释和探索。轻忽在文明之间动态互构的历史进程中考察新闻传播理论实践与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变化发展关系的研究视野很容易陷人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泥淖。所谓文明，我们指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生产与认同，以及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整体。简单回顾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史可见，资本主义扩张的核心所在是摧毁其他文明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近代以来，英美等帝国主义从永远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廉价劳动力需要出发，通过新闻传播、殖民教育等多种方式贬抑和边缘化中华文明，使民众失去文化主体意识和奋发意志；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有计划地毁灭中国的文化机构，对中国采取亡国、灭种、诛心同步进行的策略。20 世纪上半叶全球解殖运动高潮迭起后，冷战初始美国就构建了现代化理论，把文明等级论包装重组推向那些新成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当代，美欧学者、政客对全球文明发展方向问题则保持着历史一贯性的集体自觉：20 世纪80 年代约瑟夫•奈(Joseph Nye） 的“软实力”说；20世纪90 年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对西方维系其文明中心地位力不从心充满遗憾的“文明冲突论”；21 世纪初，哈佛大学教授戴维•S。 兰德斯(David S。Landers)仍以文化优劣作为衡量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其他国家之所以穷的标尺；直到 2020 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 (Kiron Skinner) 还在炒“文明冲突论”的冷饭。这一系列的思想生产无疑是和帝国主义的历史行径及其当代全球治理路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文明都并非本质主义的存在，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谈及的“八大文明”类型（即中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32]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绝非泾渭分明，而是历经资本主义扩张所引发的数百年碰撞交流，形成了不同文明体系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的混杂性、过程性、生成性和抗争性。[33]强调文明对立与冲突是对资本主义暴力和权力所导致的不平等文明关系的遮蔽，并且意图延续全球文明等级体系。而正视从资本主义殖民时代迄今资本全球化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压迫其他文明体系的历史过程中由相互碰撞而相互生成，并促成相关文明转型的事实——尽管非西方文明体系受西方文明体系冲击更大——则是解构文明等级话语的关键所在，因为转型意味着打破等级固化成为可能。具体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正是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碰撞抗争中，通过信息、文化、传播，激发民众参与文明变革的能动性和把握中华文明在互动转型中延续、创新、发展的主体性，思考不同文明体系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等级和冲突思维的交流转型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参与全球文明整体生态构建等问题，中国新闻传播研究有着开阔的理论生长空间。

“传播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权力体系的建立、扩张与转型过程的互构关系是核心问题，文化是这一过程展开的关键场域”34——文化作为一个抗争和冲突的领域在二战后曾受到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和英国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但此后批判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无视苏中建国建设历史），使其客观上与文明等级论共谋。现实问题和既有理论缺陷使得构建具有“传播与文明发展”视野的理论框架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历史任务。在继承早期批判传播研究的宏观视野和抗争精神的基础上，面对“信息、传播、文化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在国家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越来越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地位”的现实”[35]，我们构建了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回应这个历史任务。

从反线性历史观角度探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创新方向和路径，正是运用了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思路。 该理论框架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扩张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视野中把握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发展的动态历史进程；探讨了立足于传统文化遗产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来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具体路径；提出了中华传统文明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进化发展、超克资本主义文明逻辑所需关注的具体问题，以及从内外互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出发的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机制；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阐释清楚文明体系层面与民族国家层面相倚相通的生存与发展路径，通过中国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对中国文明体系的进化发展和全球文明体系的积极转型进行了先锋探索；是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实现反线性历史观、去西方中心主义、自主创新话语体系的研究范式转型的有力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