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向，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且为党的历代领导人所坚持。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实现了从一般的价值原则、价值指向到政策措施、制度安排再到社会样态、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跃进。当前，共同富裕从价值诉求和社会愿景启动向实然状态转化的步伐，因此当下对共同富裕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做进一步细致的学术讨论很有必要。本文对共同富裕概念的语义进行追索，考察共同富裕的思想资源及其实践进程，分析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一般前提和特殊前提，并提出了通向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根本路径与关键举措。
关 键 词：共同富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马克思主义理论 思想资源 根本路径
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这一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建设共同富裕的新阶段，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在浙江先行探索的基础上全面解决发展不平衡、发展成果享有不平衡的问题，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将进入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包含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意见》发布后，浙江省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研究并通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发布，标志着浙江在实践上正式启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先行探索。为更加科学、准确和清晰地理解《意见》和《实施方案》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并顺利实现《意见》和《实施方案》的目标，本文作者认为，我们仍有必要就《意见》和《实施方案》所涉及和没有涉及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做进一步细致的学术讨论。
一、共同富裕概念的语义追索
对共同富裕的讨论是当前学界、理论界最为热烈的话题。然而，通观这些讨论，本文作者以为，当前的讨论尚没有对什么是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是什么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义。对概念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则是一切讨论的前提，故而，本文的论述从概念的语义追索开始。
概念的内涵是现实生活的观念反映和语言概括，重大的概念往往是历史发展长期积淀的结果，它含有一系列的不言自明或者说社会普遍默认的知识作为前提和逻辑支撑。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由富裕和共同两个语词(概念)合成，这两个词语分别反映着两种社会关系、历史情境和知识体系，进而由这两个词语合成的共同富裕概念也就天然地包含着内在的社会张力、历史张力和理论张力。
富裕，首先是比较量化的相对概念，是相对物质匮乏而言的，其社会历史前提是财富私有制，反映的是在财富私有的历史条件下，某一些人相对另一些人处于富足状态，这一概念背后默会的知识和意识形态是私有观念。在封闭的单一公有制社会(如原始社会)里，因不存在财富积累、财富差异，也就无所谓贫困还是富裕，进而一旦消除私有制且消除私有观念，①在单一的纯粹的公有制条件下，富裕或贫困这个问题本身也就被消除，也就不再存在。另外，富裕也是一个确定性概念，指的是存在贫富差异的前提下，人们拥有富足的物质财富，即人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达到某一阈值以上的状态。同时，富裕作为一个比较概念，扩展来看，不仅有共同体内部的比较，还有共同体之间的比较，区域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比较，更有自我不同阶段之间的比较。
共同，其字面意思是众人乃至是所有人在一起。当把共同这一人们日常生活、日常活动是采取个体的还是众人一起的组织形式一词与财富、富裕(贫困)问题结合在一起思考时，共同这个语词概念便被赋予了很多特定的含义。比如，在日常生活层面，人们直观地把共同理解为大家一起富裕(贫困)，大家一样(平等地)富裕(贫困)。而在思想理论的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共同这个语词概念则往往被加以更为深入的引申，赋予消除财富私(个)人占有和财产私有制的含义，被作为消除财产私有制及其后果(即贫富差异)的手段、路径、结果而被使用，其背后默会的知识或观念是财富的公有、共有、均平。换言之，在理论意识形态层面上，共同这个语词概念是包含着消除私有制进而消除富裕抑或贫困这一问题本身的思想倾向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对20世纪中叶之前的各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稍加浏览便可体会到，尽管这些文献更多使用的是“公有”“平等”等概念。
共同富裕，是将两个包含有对立含义、对立倾向的概念合成的一个新概念。因此，当我们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概念即分析方法、作为一种价值即社会应然(并走向实然)状态来使用时，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两个理论或者说逻辑思维难题是：这个概念何以成立，即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是什么？社会历史前提又是什么？只有科学地回答这两个理论难题，我们才能合理地回答共同富裕的内涵是什么，才能描述出我们在当前的现实历史条件下所应追求、所能达到的共同富裕的具体状态。
共同富裕概念何以成立，这首先是一个语言逻辑学的问题。这个概念得以成立的语言逻辑依据在于富裕及共同这两个语词概念所包含的语义内容及所指的层次性、多样性。
首先，从富裕一词来看，尽管在其最绝对的意义上，它以财富私有为前提，有着与共同这个词语概念相排斥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在以下几种情景下将富裕与共同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而不与共同一词产生排异矛盾。其一，富裕一词本身并不区分财富的社会性质，它既可指生产资料财富，也可指消费财富。如果我们将共同富裕作为人们拥有消费资料财富都达到或基本达到共同富裕状态时，也就与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属性脱钩了。其二，即便与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在一起考察富裕一词，仍然可以在以下两种情境下使用(共同)富裕一词，一是实行财产共同占有的统一共同体与自身过往的生活状况、财富状况相比较，其所共同拥有的财富获得增长，达到富裕或更加富裕状态。在这一情景中，尽管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富裕或是贫困的相对性差异比较性质，但是过往贫困的历史记忆仍在，与历史记忆中的贫困情景相比较，仍可使用富裕且由共同一词加以修饰的富裕一词来描述。二是一个特定的足够大的社会共同体比如一个村社、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与外部其他共同体相比较时，其共同拥有的社会财富相较于外部共同体更为富足、富裕，在这一情景中，我们也可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个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财富状况。
其次，从共同一词来看，尽管从其最直观的感觉上来说，它有这样一种意象，即意指众人结成一体、不分彼此、不分多寡、不分高下。但是深入分析下来，我们仍可发现，从这一直观感觉意象到绝对的财产私有之间仍然存在非常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些中间地带，我们仍然可以用共同一词来描述。比如劳动合作制单位或其他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其财富收入的差异并不排斥共同概念，再比如私营合伙制企业，其按资分配的差异，也不与共同概念的词语性质相矛盾，股权分散的大众公司、企业其按股分配的差异同样不与共同概念的词语性质相冲突。也就是说，在普遍的私有制、财富差异巨大与绝对的统一财产公有制这两端之间，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广泛的中间地带，在这些中间地带，既有共同(活动、占有、所有)的属性，又有私人独有及财富差异的属性，且这些差异既可以是单纯量上的差异，也可以是财富性质不同的差异。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将富裕与共同结合起来创制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并得以成立的依据在于：它是人类自有文明(私有制、阶级)以来脱贫求富的心理愿望、默会意识与近代昌盛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平等观念、公有观念②交汇融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两个解放”(或说“两个摆脱”：从人对自然的狭隘关系中摆脱出来，从人与社会的狭隘关系中摆脱出来)理论③与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人民解放事业相结合推陈出新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和社会愿景，在这一核心价值和社会愿景的导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对国内国际两大时局的判断，而不断调整治国理政的重心——是更多地关注保证“共同”还是更多地致力于“富裕”，抑或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共同”与“富裕”的平衡发展。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我们首先可以把它理解为财富富裕状况，即整个社会的财富产出足以让全体社会成员摆脱贫困超越小康的状况。其次，这种财富富裕，一方面，它不是绝对私有制制度前提下财富只为少数占有垄断下的富裕状态，另一方面，它也不是封闭的单一公有制制度前提下的财富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均平分布的状态(因为这种均平状态，将是一个在体系内部清除了财富差别的状态，亦即意味着富裕或贫困概念本身消逝了的状态)，是在这两极之间空间领域广泛的财富生产和财富分布状态，整个社会共同体处于(与过去相比较，与外部共同体相比较)社会财富量产相对丰裕的水平上，或被广大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共享，或社会成员都能分别享有得到。其三，鉴于我国整体社会生活水平刚刚进入全面小康，且财富分布不均衡性仍然较高的现实状态，一方面，共同富裕在目前依然还只是一个应然状态，是一个价值诉求和社会愿景；另一方面，这一应然状态已开始启动向实然状态转化的步伐(以浙江省启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标志)。第四，共同富裕被作为社会财富的分布形态，它可以有多种存在方式，既包括富裕水平高低的差异，也包括共同紧密度方面的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一种实现方式。
二、共同富裕的思想资源及其实践进程的历史考察
共同富裕概念的生成和提出，至今约60余年，最初由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见其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④但这一概念的思想资源却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及稍后的汉朝。如《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墨家的“兼爱”“尚同”思想，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东汉末年张鲁的“米道”实验乃至北宋时的王安石变法和最初的福利制度等。这些朴素的思想和有限的实验，矛头都指向“不均”，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它们都有两个共同的根本性缺点，一是无视生产力水平支撑财富均平的能力不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一语已道破所有这些朴素思想的要害，即使一千多年前的王安石变法真能成功，其以农耕生产力为基础的财富产出也不足以支撑普遍的财富均平和低水平的福利制度。也就是说，这些朴素的思想，只反不均，而不反贫。二是这些朴素的均平、“大同”思想并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根基，企图在普遍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基础上实现均平，而不知贫富不均、多数人贫穷与少数人巨富的差别和对立正是私有制生产关系本身的必然产物，企求在普遍的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基础上实现均平、“大同”，无异于缘木求鱼。也就是说，这些朴素的思想，只反不均的表象，而不反不均的根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奠定共同富裕思想理论的基本原理
真正把反贫困和反不均思想与实践提升到现代水平的是现代社会主义，近现代工业大生产为人类彻底解决物质生活资料匮乏提供了可能性、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将对贫困问题的分析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贫困的根源，定义了现代社会贫困和不均的含义，揭示和指明了解决现代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本路径和未来理想图景。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工业生产力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是存在消除匮乏和贫困的可能性的，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历史前提。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没有消除贫困而且加深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于资产阶级对物质生产条件的控制(狭义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其分配、交换方式，广义的生产条件还包括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的控制)。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是全方位的，可划分为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两种贫困，所谓绝对贫困主要是指生产资料的丧失及生活资料限制在自身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线之下；相对贫困主要是指：1.工人阶级所得与社会财富增长之间比率的下降；2.工人阶级在住房、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商品购买能力的不足或下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身发展不足。
第四，不同于普鲁东等人从私有观念出发、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消灭贫困的谬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如资产阶级标榜的普遍的人权实际上是享用与处理私有财产的权利。指出工人阶级要消除贫困，必须也只有通过阶级联合、阶级斗争的方式，首先夺取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国家对社会生产的指挥，生活资料实行“按劳分配”，并对特殊贫困状况通过建立人道主义救助机制进行救助。
第五，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工人阶级奋斗的远景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那时将建成“自由人联合体”并在物质生活资料上实行“按需分配”。“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⑤但他们又指出在工业生产力既发达又苦于不够发达的当下，在还未进入共产主义的前期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生活资料分配依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其指明了社会主义并不等于平均主义，社会主义时期绝不能搞平均主义，这就突破了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困境。
(二)列宁明确社会主义就是“大家都过好日子”
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苏联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俄国、苏联展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社会的铲除贫困的社会主义变革。列宁多次指出，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不应该用来使少数人发财，让千百万人民受穷。”⑥正是在消灭贫富差别、劳动成果“应该归全体劳动者”“大家都过好日子”口号⑦的号召下，布尔什维克党才动员组织起工人农民推翻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统治，从而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基本消除了贫富差距、发展起宏大的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把苏联建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但在后期，计划体制的僵硬性和平均主义弊端越来越严重，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三)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并把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民政权的巩固视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极度落后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局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中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中国共产党在三年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先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建立国有资本(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最初基础)，继而在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和计划经济管理体系。
1953年，毛泽东在主持起草《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时指出：为进一步提高生产力，需对农村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⑧此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的多个场合表达了这个观点和提到共同富裕概念。
毛泽东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工业化，而且还必须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因为只有重工业优先发展，才能保证整个工业体系的独立自主，进而确保人民政权的最终巩固。而发展重工业，就需要挤占大量的投资，就需要当时的人们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在这里，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包含着三个重要观点：其一，只有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其二，人民的共同富裕和人民政权的巩固、国家的强大是工业化和公有制基础上开出的两朵并行的花；其三，共同富裕不仅是当时、当代人的共同富裕，更是包含子孙后代的共同富裕。
(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开启共同走向“富裕”的新征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我们走向共同富裕筑起了基本制度架构和思想价值观高地，而改革开放则为我们打开了共同富裕之富裕的大门。针对“文革”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和政治领域的方向性失误和公有制程度过高、计划管理体制僵化、按劳分配方式单一且简单化、经济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改善等问题，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出更高的生产力，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他明确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⑨。社会主义“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改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⑩并制定了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任务的分阶段走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战略规划。与此同时，为防止和解决可能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贫富矛盾，邓小平又提出应该对“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和“先富带后富”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策略。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先是在广大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农产品逐步商品化的改革，继而在城市推出厂长负责制、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管理体制、经营体制改革，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并实施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措施，逐步构建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体系，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管理体系，构建起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体系。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前一阶段所产生的财富分配失序、社会公共产品过度商品化等问题，在效率与公平之间采取更加平衡的方针和策略，提出走可持续科学发展道路。胡锦涛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11)。依据上述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描绘了包括七大方面内容的和谐社会蓝图。
(五)习近平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之大成，全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之大成，更为全面、完整和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1.在价值原则、价值目标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明确和坚定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明确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2)2.在共同富裕价值原则、价值目标与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的相互关系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及其表现形式，体现了从制度安排上防范非正义的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3.进一步明晰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共同富裕的内容，即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的新时代不仅指物质财富、物质生活的富裕，同时也包括精神财富、精神生活的富裕；既包括当代人在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更包括要一代比一代富。4.在思想理论上排除了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坚守底线(在宏观上是“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在微观上还有诸如“农民利益不受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能依靠不断加重个人赋税负担‘均贫富’”等指导原则)。
其次，新时代共同富裕在实践上全面深化。1.把共同富裕的价值原则贯彻于新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做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13)2.在效率与公平相互关系上，政策取向更为平衡，政策手段更为多样、完善，在分配政策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针，在一次分配领域逐年提高劳动所得的占比，在二次分配领域把社会民生建设放在主要财政支出的重要方向，在三次分配领域，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实现了效率与公平在更高水平上的有机统一。3.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措施更为精准、丰富、有力，山海协作、对口扶贫、地区协作、城乡统筹、区域振兴、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工程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共同富裕向前发展。4.扎实推进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极大增进了人民的尊严和体面。5.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更为明确、意志更为坚定，阶段性任务更为清晰、规划更为科学合理，前进步伐更为踏实。6.在实践上明确了共同富裕是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第一个时期解决了温饱问题、第二个时期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后的第三个社会样态(时期)。(14)明了这一点，对于理解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有着特别的意义，即区分了共同富裕概念的广义理论内涵和当下实践的特指内含。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阐述是一脉相承、不断丰富发展的，都或隐或显，且越来越强烈地申明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向，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且为党的历代领导人所坚持。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也实现了从一般的价值原则、价值指向到政策措施、制度安排再到社会样态、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跃进。
三、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一般前提和特殊前提
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达成是需要一系列生产力、社会制度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的生成是社会历史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果。
(一)构成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生产力前提的一般条件与特殊条件
将共同富裕设定为社会整体状态来建设，需要社会具备巨大的生产能力，需要社会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最初私有制和贫富差异是由生产力有所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而又发展不足(不够在所有成员中分配)所造成的。要消除这种原初的贫困状况就必须创造出足以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的巨量物质财富，整个社会必须具备足以生产出这巨量物质财富的能力。其次，由于任何物质财富都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交换的产物和结果，进而，满足物质财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分配，被他们拥有或消费，还需要巨量的自然资源。然而，除了阳光、空气等少数资源可以无限供给之外，人类所应用的自然资源几乎都是有限的，这就需要我们要么不断提升资源利用率如不断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要么不断找到新的替代资源，如泥炭替代木炭、石油代替煤炭、钢材替代木材等，即我们必须拥有不断变革获得资源的生产技术能力或这种能力的可能性。再次，在人类发明工业文明并得到长足发展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带来了一个新的后果，即工业废气物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是根本性、全面性、致命性的——如任其发展，将可能葬送人类全部文明甚至人类本身。故而，如果人类要继续享有以往取得的物质文明成果，且进一步提升物质文明质量和水平，人类还必然拥有减少废弃物排放或修复自然环境的能力，或获得这种能力的可能性。
大致说来，以上三点是任何社会(国家、民族、地区)要达到普遍富裕或共同富裕的一般生产力前提条件。下面我们再讨论我国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下所需要的两个生产力特殊前提条件。
首先，一个社会(国家、地区，乃至家庭、个人)进入富裕状态，不仅要与这个社会过往的物质财富状况相比较，取得根本性增长，而且，还要与外部社会(国家、地区)相比较，或达到(高于、基本持平、略低于)外部富裕社会的那种财富水平，或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某一财富水平。当前我国虽已取得消灭绝对贫困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但从总体上讲，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要求我们的生产力尤其工业制造生产力具备一种高速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且较发达国家更快发展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一特殊能力，共同富裕之富裕状态恐将难以实现。
其次，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数量极为庞大的国度，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具备巨量的生产力，而且必须是产业门类多样齐全、代际层次丰富的综合性的生产力体系。唯有生产力体系达到并始终保持多样性和综合性的统一，才能为共同富裕之“共同”提供坚实的物质生产力基础，才能为共同富裕的“富裕”和“共同”这两侧都提供生产力体系(比如产业体系分布)的经济合理性基础。
(二)构成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社会关系前提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
1.构成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社会关系前提的一般条件
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及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作基础，同时还需要特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为前提条件。而这些社会前提条件又是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依据本文作者的思考，任何社会想要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状态，首先要具备以下四大社会历史条件。
(1)后等级社会。身份平等或非身份等级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社会条件。构建身份平等的社会结构，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身份等级制是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平等不自由的身份制度极大地限制、束缚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进而限制了财富创造的可能空间。同时，也限制了富裕普遍分布的可能空间，在等级制条件下，有限的财富总量必然地或集中流入高等级群体，或直接归于有等级身份的统治者。也就是说，只有在构建起人身主体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才能为公平公正地分布财富筑起厚实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废除等级制，从等级制社会转向后等级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一系列社会前提条件诸如现代公有制、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市场经济等社会制度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构筑起身份平等(或无身份等级)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才能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社会基础，才能生成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系列完备的社会条件。
(2)高度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社会体系。商品(市场)经济体系是一个社会走向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消费丰富的必备条件，这是被历史和经济理论反复证明了的。其一，唯有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克服自然经济的地域局限性、个体局限性，才能将社会个别生产(劳动)与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生产、分配、消费)联系起来，把生产变成整个社会的有机的生产体系。其二，唯有商品(市场)经济体系才能激发生产(劳动)者主体扩大生产和开发新的产品的无限潜力。其三，商品(市场)经济体系是工业大生产及其得以扩张和发展的天然形式，是商品(市场)经济体系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和无限丰富的流通渠道和连接网络。其四，商品(市场)经济体系为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可能性。在狭小地域或社会组织范围内，构建共同富裕(或贫困)共同体的努力，在人类发展史上并不缺乏先例，比如两千多年前的基督教基层社区库兰宗团共同体、数百年前的浙江浦江郑家(郑义门)家族血缘共同体，但是这些先例不仅层级很低、范围很小，而且不可持续、不可复制，因为这些先例无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机遇巧合的产物，离开这些特定条件，其凋谢也就不可避免。而当我们将目光扩大到了一个较大的地域范围时，一旦脱离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则鲜有长久可持续的范例。
(3)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和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多层次社会阶层既相互竞争又团结互助的社会结构和弈动。一方面，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私有制，且唯有私有经济发展到相当规模，商品(市场)经济体系才能获得稳健的发展，商品经济、私有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财富总量增长的重要保障。但另一方面，单一的私有制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故而，为了追求共同富裕必须对单一的私有经济体系进行改造。而改造单一私有经济体系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体系，这条路径，能确保“共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率会逐渐下降，追求富裕的步伐会慢下来，甚至停顿，这也是被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所证明了的；另一条路径是私有经济、公有经济并存，生成一种在单一私有经济、单一公有经济之外的第三种经济体系。而这第三种经济体系又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主导)、公营(有)经济为辅的经济体系，整个社会的再生产和分配建立在个人(生产者)奋斗的基础上，这种模式不改变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本质，主要分布于欧洲，第二种模式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主导)多种经济共存共同发展，强调社会再生产和分配要以整体、以协调总体目标共同奋斗为前提，这种模式不改变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本质，主要以中国为代表。在这里，本文作者主张将前一种模式所导致的人们富裕程度提高、收入差距缩小的状态称作为“普遍富裕”，以示与后一模式条件下的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相区别。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开始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所有制结构体系。但是仍有持两种不同看法的意见存在，一种是可称作为单一私有经济崇拜论的意见，这种意见基本拒斥公有制经济，往往把公有制经济管理、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归之于公有制经济本身；另一种看法却完全相反，可称作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崇拜论，这种意见基本忽视改革开放以来私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突出私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两种表面上高度对立的看法，其实具有共同的认识论错误和现实的危害性。在认识论上讲，它们都看不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仍是当今世界大势，看不到现阶段公、私所有制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存在的边界；从现实危害性上来看，都是来自不同方面对我国当前所有制结构体系、基本制度的质疑甚至否定。进一步讲，市场体系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体系的生成，反映在社会主体层面上，必然是社会阶层层次的多样化，进而促使社会财富在更多的阶层之间不均匀的分布，并改变财富和贫困向两极集中的趋势。这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生成和发展，导出了共同富裕命题的全部真实问题，即我们所面临的或应解决、可能给予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达成共同富裕社会状态又需要一系列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
(4)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状态，需要高度发达的共同体精神意识作引导和保障，没有或缺乏共同体精神意识的社会是难以走向共同富裕的或会延缓这一进程的。依本文作者的理解，在共同体精神意识中以下三种集体意识的生成最为重要。其一，社会或共同体本体意识。这是一种与个体本体意识相异的意识。它把人们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共同体视为一种与自身一体化的社会组织，进而把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富裕理解为个体走向富裕的条件，理解为与个体走向富裕同等重要的行动目标。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即便是在共同体中把他人完全等同自己，把共同体变成内部无差别的一体化组织是不现实也不可取的，但按照等差序列由己而外逐层推展来构建共同体的共同精神意识却是可能的现实。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或绝大多数成员都具有这样的共同体精神意识，再辅之以国家整体意识、全人类整体意识，则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最为首要的精神意识便已具备。其二，共同奋斗团结互助的精神意识。没有共同奋斗为基础鲜有共同富裕，即便有，那也只能是内在基础脆弱、难以经历风险考验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奋斗，则需要有共同奋斗的精神意识为导引和主观保障。共同奋斗及其主观精神意识的具体展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合作互助。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深化了个体及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但在另一方面也为个体及各种社会主体相互的合作互助开通了更加广泛而多样的渠道及其可能性。确定共同奋斗和深化合作互助的精神意识，是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和克服以他人为地狱、以邻为壑的重要精神屏障。其三，悲悯共情心。悲悯共情心，本是人类善性的重要组成因素，是人类共同合作活动的重要心理基础，也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心理基础，一个缺乏相互悲悯共情情感、各自为战、人人相战的社会，是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悲悯共情心，虽然是人的自然本性，凡是人都有对他人悲悯共情的情感，但是这种情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却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方式。随着工业大生产和广泛的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农业社会时期的依血缘、地缘建立发展起来的悲悯共情情感方式已经越来越与新的社会交往关系不相适应，以亲情、乡情为主要载体的悲悯共情心理，一方面已越来越不适用于原子化个体的陌生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悲悯共情情感在等价交换关系和原则的冲击下，亦正变得微不足道。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又迫切需要悲悯共情情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生，这就是我们在建构共同富裕社会状态过程中所面临的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特殊条件
(从理论的可能性上讲)共同富裕是一个从单一公有制(包括生产生活资料)到单一私有制两极之间极为广泛的社会状态谱系。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除了需要上述一系列一般的社会条件之外，处于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拥有不同历史传统和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民族地区，还需要不同的特殊社会条件作基础。鉴于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生产力基本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但依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状况，在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状态，还需具备以下三大特殊的社会关系条件。
(1)国家与人民直接融为一体的“人——国合一”国家体制。在一个幅员广阔、地域和资源禀赋差异巨大、人口和民族众多的国度建构共同富裕社会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伟大实验、伟大创举。为使这一实验成功，必须建立一个全民性、全社会性的集中统一的国家组织体制。只有这样的国家体制才具备协调各地域多民族多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分布分配趋向于共同富裕的条件。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体制，其最根本的特质是国家与每一个个人直接合为一体。其具体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点：一是国家组织、国家权力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联结到每一个个体，而每一个个体以与国家组织国家权力的联系作为最核心、最根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性存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二是国家本位前提下的个体平等，包括身份平等、权利平等，继而建立平等基础上的个体自由，包括法律约束范围内的自由和法律约束之外(但仍在国家本位原则精神范围内)的自由。个体平等和自由既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社会基础也是它的社会动力之源。三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起来的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15)国家与人民直接融为一体的“人—国合一”体制的这样一个根本特质和三个具体特性，使当代中国国家体制具备巨大的优越性。与中国古代传统国家相比较，它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大一统”属性，从而为在全地域范围内进行利益协调(共同奋斗、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大的政治保障；平等和自由的阶级阶层关系及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起来的国家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为社会活力涌现与国家社会总体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提供了可能。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相比较，一是在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关系上超越了单一的个人本位主义，建立起国家和个人双本位结构，为社会总体利益的生成及其社会成员之间的平衡提供了可能性，二是超越了国家的有产阶级属性，从而为国家节制资本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2)引导和调控资本的超强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活跃是财富生产的动力源泉，其中资本要素的生产组织功能尤为关键，这是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一面。但是，资本还有其消极的另一面，即：a.资本对利润(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及其自身的不断增值，带来贫富两极的不断扩大；b.资本的无序竞争，积累扩大到某一阈值时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秩序的破坏和无数中小企业和小生产者的破产；c.永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必然产生资本巨无霸，并在全社会汲取财富于己。故而，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愿景，我们必须具备从经济(内部)、政治(外部)两个方面对资本进行引导、规制、调控的能力。具备并不断增强(国家、社会)引导、规制和调控资本服务于共同富裕的整体目标的能力，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重要条件之一。
(3)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领导力。市场经济越是发展，社会阶层越是多样化，社会利益越是多元化，越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政治中心来联结协调日益复杂的各种社会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所幸的是，在一个半世纪的民族救亡民族复兴的进程中，中国人民选择、造就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当今的中国共产党拥有9000多万党员，组织分布于全社会各领域、各阶层、各群体之中，为凝聚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奋斗、协调多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指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
四、通向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根本路径与关键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同时在概念最广泛的含义上来说，这40多年，也是一个共同富裕事业获得不断长进的时期。但是，如果从经济发展速率与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众增速的比率来看，从高收入高财富积累人群与低收入群体之间财富扩大及其趋势来看，共同富裕事业的发展仍然道阻且远。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大致有三大原因最为根本。一是到20世纪中叶，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效能下降，只能或被动或主动地启动自我改革，而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单一的公有制逐步转向公有制主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在经济运行方式方面从单一的计划配置转向市场经济，在分配领域则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已简化为平均主义)模式转向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模式。这一转变表明，传统的社会主义领地做出了极大的退缩，相当广泛的领域让位于非公有制经济，而非公有经济包括它的精神原则的发展(及其在公有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影响、渗透)则导致财富向少数人(资本拥有者与某些特定群体)集中，财富差距急剧拉大。二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抓住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产业发展的机遇，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经济业态对整个传统产业格局特别是商业流通格局的革命性影响导致众多从业者走向困顿的同时，其本身(在无约束的条件下)赢者通吃的财富虹吸效应，造就了一大批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速富者，这一新型的财富流动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财富差距。三是商品(货币)拜物教沉渣泛起，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盛行，严重侵蚀了一些人的悲悯共情心理，一些领域“炫富”的虚荣心爆棚，在表面上升高了“有钱”的合理性气氛的同时，下层群众对现状不满的心理却暗流汹涌。
众所周知，社会财富分布格局和财富分配方式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等)和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前置条件决定，是这些前置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故而，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不仅要在分配领域着力，更要在社会生产(方式)领域和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着力推进改革。
(一)一如既往地以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已日益摆脱依靠经验和人力投入来增加物质财富的模式，生产活动越来越趋向于社会化(市场化)、工业化、科学化、艺术化(以绿色生态为核心)。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为物质财富开辟了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可能性、现实性，从而为避开“马尔萨斯陷阱”提供了基本保障。70余年尤其是最近40余年的高速发展表明：一方面，我国的生产活动愈来愈趋向于社会化、工业化、科学化、艺术化的模式。但是，另一方面，这四化的水平并不高，其综合表现是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刚刚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则更低。要改变这种状况，根本的出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率)，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率)的出路则在于进一步提高社会化、工业化、科学化、艺术化水平。(16)
(二)按照共同富裕的精神原则，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生产关系
1.进一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一所有制结构为共同富裕的实现设定了一个可能的总体性框架。即既为效率(富裕)提供了可能，也为实现公平(共同)提供了可能。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所有制结构形式在总体框架上是合理的，可在具体的内部结构的组合细节上、运行环节上，迄今为止依然是粗放的。我们必须从具体的、动态的视角而不是抽象的、静止的视角来看待所有制关系。比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划分、市场领域与非市场领域的划分，应按怎样的原则来分配比较合理，更有利于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构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应按怎样的比例(比重)来配置，更合乎共同富裕的精神原则？并按这一比例的要求着力推进公有制经济或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且对它们如何按照共同富裕的精神原则动态地设定税收、金融、劳动、土地、环保等方面的政策细则？再比如土地，不论是农用地，还是城乡宅基地，在目前的土地所有权结构下，农民或城乡居民都拥有使用权及部分收益权。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静止状态，在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推进下，这种静止状态在部分地区会发生动态变化，征地拆迁不仅导致所有权的变动，同时也促使土地生产要素性质发生变化，当农业用地变成工业商业用地之后，土地的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进而导致财富关系发生变化并要求财富用新的方式来分配。如何按照共同富裕的精神原则来分配是当前的重大课题，土地增值归公还是归私？这是个问题。
2.完善和丰富一二三次分配方式。一二三次分配是相对独立的。在一次分配领域影响共同富裕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在劳动所得、资本所得和生产过程中国家税收所得三者之间的分割比例中，总体来说劳动所得的比例偏低；二是不同就业部门之间，个体私营经济部门的工人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应当随着社会整个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劳动所得尤其是个私经济部门工人的劳动所得。二三次分配是直接相关联的，目前有一种舆论，说中国人缺乏慈悲心，慈善事业不发达。其实这种看法是很表面的，因为问题虽出在三次分配领域，但根源都出在二次分配领域。二次分配领域有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收，二是供。在供的方面，很多人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抱怨我国目前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且很不平等。可这实在也有点冤枉政府的成分，政府也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所以问题还是出在收的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目前在生产经营环节中的税收并不低，但在生产过程之外的税收却很少很低。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赠予税等税种要么阙如要么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些税种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带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税种。(17)开征这些税种，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与我国的国家属性相契合，在实际功用上，既有利于拉平收入差距，有利于人身平等，又有利于增加财政总量，从而增强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更有助于通过合理避税等方式发展慈善事业、社会公共事业，从而发展和完善三次分配事业。当然，在当下，我们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是把缩小收入差距放在优先位置，还是把缩小财产差距放在优先位置，抑或两者平行推进，是需要深入评估、仔细考量的。
3.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确有增快有产者财富积累积聚的趋向，从而拉大贫富差距，这一点广被反市场经济的人所诟病。但是，市场体系在当今时代仍是人们走向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和唯一路径。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框架，但是妨碍市场体系平顺运转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些消极因素同时也是妨碍人们共同富裕的因素。其一，地域行政阻隔。一体化的统一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人们共同增加福利的有效路径。地域行政阻隔既妨碍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也妨碍着人们普遍福利的提高。在当前，我们尤其要防止有些地方借着“国内大循环”的名义，设立地方内部循环的门槛，而降低“国内大循环”政策的效能。其二，身份阻隔，将生产活动、生产要素和商品消费与身份相结合，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也是两千多年来长期难以从发达的简单商品市场发育生长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原因。这一历史因素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消除。既然特定的生产活动、生产要素和商品消费是与身份绑定在一起的，那么，普遍富裕、共同富裕的路径自然也是被阻隔的，而不是普惠的、共通的。其三，某些权力人物与资本勾连，输送特殊利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制造特富暴富利益小集团。这三大因素是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够健全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唯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以逐步消除，为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实现共同富裕构建正途。
同时，全面深化社会改革，构建人身平等的社会体系。身份等级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总体上早早地消除了欧洲贵族领主制下的人身依附等级制，但是周朝封建等级制的遗绪一直存在，非人身依附的等级划分是一种普遍现象)。孔子讲“名正言顺”，所谓名正言顺即是什么身份讲什么话，推而广之，即什么身份做什么事。这种遗风，自民国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客观地说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比如，向能力开放是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重要表现，是社会充满活力和财富涌现的源泉，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当身份(等级)限制还普遍存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身份分割，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身份分割，体制内的编制差别等等)时，当身份所得高于能力所得时，能力本位就被普遍地遭到扭曲，谋身份便会代替谋能力，且因身份的固化，因身份差异而造成的贫富收入差距、社会公共产品享受的差距也会随之固化，共同富裕的愿景便难免落空。故而，为激发社会活力，仍当逐步加大社会改革的力度，逐步消除身份制度的遗风，逐步建成向能力开放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体系。
4.开展共同富裕思想意识大讨论，在全社会构建起普遍的共同富裕文化精神，并使共同富裕思想意识变成不证自明的深层次社会潜意识(默会知识)。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建构如果缺乏共同富裕思想文化意识体系的支持与引导是难以扎实推进的，即使依仗国家行政强行构建起来，也难以持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前30年，我们更多地生成了“共同”意识，后40年，我们更多地生成了“富起来”的意识。现在正处于生成“合题”的时期。这既是一个现实社会客观变革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文化思想意识变革的系统工程。这个文化思想意识工程，可以从开展共同富裕思想大讨论入手，就如改革开放从真理标准大讨论起步那样。先期的讨论可以着重围绕着悲悯共情心、全国一盘棋、人身权利平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等话题展开，进而生成共同富裕的普遍社会心理意识。
5.进一步发展特殊补救机制。中国土地广袤、民族众多，地域、民族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为实现全民族、全区域的共同富裕，在创新、创建、健全完善各项常规性社会体制、机制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山海协作、对口支援、脱贫攻坚等特殊补救机制，帮助经济文化欠发达的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搭上共同富裕的班车。
6.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国家建设。共同富裕贵在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共同”，它在政治上有两个重大要求或者说前提条件。一是从主体活动的社会关系上讲，它要求有一个聚集人心的政治中心，党就是这个政治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政治要求、政治条件。反之，离开党的领导，失去党的领导，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将失去主心骨，失去政治大脑，失去推进共同富裕的共同的中心点。打铁还得自身硬，只有把党建设好，党才能担承得起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重任，才能使得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地跟党走。二是在社会国家组织形态上讲，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需要强大的统一的社会国家组织体系，全国一盘棋。诚如前述，我国建构人民大团结、民族大团结的“人—国合一”国家体制，这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极为有利的体制保障，我们首先是要坚守和维护好这一国家体制，其次是要依据身份平等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加强国家建设，进一步理顺国家与社会(个人)、国家与市场(企业)、国家机构内部组织体系的关系，在“大一统”的前提下，让全社会散发出构建共同富裕的活力。
在当今人类社会仍然处于商品经济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广义的共同富裕是处于单一公有制(平均主义)与单一私有制(两极分化)社会制度、社会状态之间的谱系广泛的中间状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数千年来人类反贫困、反两极分化的诉求和实践，尤其是近代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长期发展的产物。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需要一系列社会历史前提条件，是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社会历史条件涵盖工业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水平、社会生产方式、经济运行体系、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体系、国家体制、政党制度等。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需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①参见《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决裂”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④毛泽东主席在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61-66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3页。
⑥列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⑦列宁：《告贫苦农民》，《列宁全集》第7卷，第112页；1918年7月5日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参见《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68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661-662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5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123、142页。
(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2页。
(12)习近平：《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4期。
(13)2021年1月28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转引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14)参见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转引自《人民日报》客户端。
(15)胡承槐：《论“人国合一”是我国国家体制的根本特性及国家自信之源》，《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
(16)生产活动社会化的基本含义是基于市场化基础上的生产的社会一体化，核心要义是最大限度地消除地域壁垒、行政壁垒、阶级阶层壁垒；工业化的核心要义是用机器体系代替人力、畜力体系；科学化的核心要义在于运用人类最新获得的科学知识、技术能力于物质生产过程之中，将生产过程变成科学的生产过程，不断提升生产效能，不断扩大生产领域，不仅保障财富增长速度跟上或快于人类生活发展的需要，而且人类通过生产的科学化过程不断地从物质生产过程中摆脱出来；生产的艺术化是指在生产的工业化、科学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诗化、艺术化生产过程，将生产过程同时变成艺术的诗化的过程。
(17)参见《共产党宣言》中“最先进的国家”可以采取的十条措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