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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性借贷的高利率影响探析

更新时间:2022-08-08 08:57:49
作者: 周建波   曾江   周子超  

   内容提要:清代江南农村生产性借贷利率的高企大幅减少了农民兼营手工业的收入,致使手工业生产仅能维持家庭兼营方式,而无法形成工业化所需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同时,高利率还使得社会资金大量流入借贷领域,导致投入工业化生产的资本相对不足,由此使得经济倾向于停留在早期工业化阶段而非向近代工业化转型,无法满足早期工业化向近代工业化过渡所需的金融条件。清代江南相对充足的社会资金供给使得利率具备下行可能,但高密度、分散化生产、近乎完全竞争的家庭手工业模式议价能力低下,使得资本市场无法靠自身机制实现利率下降。对此,由政府参与并建构金融市场,进而推动社会利率水平降低是早期工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一项核心条件,也是中西方在前工业化时代金融领域的关键差异。

  

   关 键 词:手工业  生产性借贷  利率  早期工业化  近代工业化  handicraft industry  productive lending  interest rate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modern industrialization

  

  

   一、引言

  

   在欧美经济史学界,近代以前农村家庭手工业发展的现象被称为“原始工业化”,即有较大比例农村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生产,并且这种生产在产业链条上已超出所在区域范畴,带有一定的生产社会化特征。我国明清经济中也有类似现象。明中叶以后,长江三角洲、华北、四川等地区皆出现了服务于全国乃至国际市场的手工业兼营活动,李伯重称之为“早期工业化”,以区别于欧洲工业革命后弥漫全球的机器生产模式。①

  

   在《农村金融与清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以农民兼营手工业为中心》一文中,笔者曾分析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性借贷的高利率及其成因,指出蚕丝、纺织业中诸如“加一钱”“呆头二分钱”的细分市场利率(约相当于10%~20%的月利率)显著高于金融市场平均利率,而这主要来自全球化背景下兼营手工业的资金需求增长以及较高利润率。②

  

   前辈学者大都认为清代手工业生产中的高利率贷款具有剥削性,对农民收益有损害,但也为维系农村手工业再生产提供了资金保障。③如刘秋根评价蚕丝业中“加一钱”贷款是“一种利用农民需求急迫进行渔利的盘剥性的借贷”,④但确实起到了帮助农民完成蚕丝生产的作用。然而,对于此类高利率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影响及降低利率的可行性和意义,却鲜有学者论及。

  

   根据陈志武等人的统计,清代中国的整体利率水平远高于同时期西欧,表明中西方在金融发达度、跨期信用体系和资本化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别。⑤而对西方工业化以前金融市场的研究发现,利率水平是反映金融制度好坏的重要标志,且利率的降低是西欧走向工业革命时一系列金融革命的重要环节,对近代工业化的影响不容小觑。⑥

  

   学者们已经发现,早期工业化往往无法自然过渡到近代工业化。根据孟德尔斯的总结,早期工业化推动经济向近代工业化发展的条件主要有五:一是打破人口增长的自我调节体系,增加劳动力供给;二是商人将产品加工环节和劳动力部分集中,从而密切城乡联系;三是商人和农场主赚取的利润成为大工业生产的资本来源;四是劳动技术的提高可以在工业化中发挥作用;五是手工业劳动力增加导致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促进农产品商业化程度加深。⑦然而在现实中,上述条件经常不能得到满足,特别是农业生产周期中的季节性劳动剩余被机会成本极低的家庭手工业所吸收,家庭兼营手工业只带来量的增长,很难导向质的改变。这种情形在Brian Short、黄宗智等人的著作中皆有论及。⑧

  

   在中国,近代工业化始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属于“后发外生型”,⑨是在西方工业化的诱导下,由政府发起、推行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不是由明清以来的早期工业化自然过渡而来。对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上述滞后性,学界围绕“李约瑟之谜”已有大量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包括韦伯的新教伦理观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黄仁宇的财税制度视角等等。⑩学者们普遍认为,东西方在资本主义和近代工业化产生之际的分流是物质、制度、精神层面一系列组合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在形形色色的观点与解释中,从对工业化发展影响很大的资金(金融)特别是利率视角解读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利率革命意义的论述有所不足。(11)鉴于此,本文在肯定近代工业化启动的复合因素前提下,从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及其背后的全球化链条切入,对早期工业化时期的金融特征予以分析,说明利率的降低是早期工业化走向近代工业化的一项重要金融条件,并且在近代中国,这种降低需要政府对金融市场的主动参与和引导来实现。

  

   二、清代江南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高利率的影响

  

   (一)高利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清代江南早期工业化中,之所以会发生由农业向家庭兼营手工业的跨越,是因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报酬,较她们从事大田农作更高”。(12)张培刚指出:“劳动力从农业转入其他生产部门所表现的这种职业转移,可以从每人货币报酬的差异中得到解释。”(13)根据李伯重的辨析,在清前期的江南农村,蚕桑的亩总产值约4倍于水稻,净产值亦为水稻的4倍上下。(14)仅种桑卖叶一项,一亩中等桑园的产值便约达4两银;加上养蚕和缫丝后,亩产值可增至11两余,(15)这意味着从事蚕桑可得到远比普通农作更高的报酬。在纺织业中,据《沈氏农书》记载,湖州乌程的农妇一年可以通过织绢净收入15两以上,远高于大田农作的回报率。由此,手工业劳动越来越充当起家庭经济支柱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体力弱的妇女而言,从事非农产业的比较收入更高,“纺织技能较高的农妇,通过辛勤的工作,不仅可以养活她的家人,而且还能支持子孙读书求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可以发家致富”。(16)

  

   然而,史料记载中,家庭副业、手工业的经营却常常未给农民带来实际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沈氏农书》指出蚕丝获利极其微薄,“每筐收丝一斤,才足抵本;所赢者,止同宫,茧黄,提起不够二钱之数。若收成十分以下,便不足偿叶本矣”。(17)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金融活动收取的高额利息所致。清代《石门县志》形容蚕桑农家的生产过程为:“大率以米从当铺中质银,候蚕毕加息取赎,然当铺中持衡搭色,轻重其间,庾囷狼籍,一出一入,子钱外不止耗去加一矣”,“典户出银大半,小民取给完粮,当时以成色作足丝,还时以白丝作成色,销赔屈折,苦莫可言”。(18)这是说,农户在为取得生产资料进行融资的过程中,不仅要付出普遍“加一钱”的高利率,还可能被当铺以成色、轻重等问题克扣资金,使实际利率损失超过10%。可见,在利率居高不下的信贷环境中,农村金融虽对家庭兼营手工业起到了支持,但也大大拉低了手工业净利润,使得农民即便兼营副业,也仍然挣扎于温饱线上。如松江府一带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就饱受债务压力,“下农种木棉三、五亩,官租之外,偿债不足,辛苦经年,依旧敝衣败絮耳”。(19)兼营手工业的农户也常常是“家家纺织,赖此营生,上完国课,下养老幼”,(20)生产所得仅足供日常家用。

  

   正如笔者在《农村金融与清代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以农民兼营手工业为中心》一文中谈到的,清代江南农村手工业生产性借贷利率远高于其他类型贷款,致使手工业与传统农业间的实际利润差额大幅缩小,这减缓了农民由农业向手工业流动的速度,使广大江南农村以耕织结合的家庭兼营模式维持了一种平衡。在这种模式下,江南的丝、棉等手工业品虽然远销国内、国际市场,面临旺盛的需求,但其收益大部分被商人和债权方分走,农户所余仅够添补农业收入以供应生计,出现“工多利少,收其价值不足以偿勤苦”(21)的情况。而且江南地狭人稠,农业产出本就较低,因此农户兼营手工业后,总收入往往也只略优于其他地区的传统自给型农业家庭。兼营手工业在较大程度上发挥了农闲时间与妇女劳动力,增加了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供给,然而却无法形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有效流动。高利率下的手工业利润吸引的多是“不计工食”的家庭剩余劳动力,而不是生活成本商品化的“计日受值”的雇佣劳动力。可见,高利率的手工业生产性信贷影响了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形成,阻碍了早期工业化在劳动力配置层面向近代工业化的迈进。

  

   (二)高利率对资金流动的影响

  

   高利率的金融环境还使得社会资金大量流入借贷领域。清代法律规定借贷以年息36%为限,但在民间借贷中,利率常高于此限,特别是“加一钱”“呆头二分钱”这类手工业生产性短期贷款,利率更高达年息100%以上。因此,清代富人普遍认识到将钱财“空置一处,与生息于人大相悬矣。半年者,六个月也,存钱百千,三分利得一十八千,二分利得十二千,一分利亦得六千”,(22)选择以资金放贷收息。而在各类商业中,典当业也成为最能造就巨富的行业之一,因此资力雄厚的各大商帮纷纷将资金投入其中,如“西(山西)客利债,滚剥遍天下”(23)“江(江南商人)多贷息”(24)等等。此外,官员、富户也普遍利用资金放债取利,如康熙时“文武各官,或兼事商贾,质库连肆”,(25)各地驻防官兵多“擅放私债”。(26)甚至连一些穷苦农户也被高利息吸引,“积修脯若干缗,权子母”,积攒微薄的收入进行放贷,以期“子本相侔,生息渐裕”。(27)

  

   同时,清代沿袭前代旧法,对盐、茶、采矿等利润丰厚的垄断性行业实行专卖制,以官督商销方式限制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流动;对部分非垄断性行业也实施一定限制,如清初南京官府限制民间机户机张不得超过百张,这一禁令到康熙年间才得以取消,(28)但民间机户的生产仍然处在织造官局的控制下。政府的这些管制措施使得社会资金无法依价值规律自由流向手工、矿冶等生产部门,只能以借贷资本形式重复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循环,为早期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却无法转化成近代工业化大生产所需的启动资本。正如时人所形容的:“中国工艺,悉听小民自为,故恒守旧法,无所进益。有闲财者,无非开典当钱庄,及贩鬻百货。”(29)

  

   因此,清末中国的工业化努力常常受制于资金短绌。如在手工业领域,1906年江苏扬州40余家机器手工织布厂“类皆资本不丰,织出之布,必求速销,乃能周转”;(30)清末涟水、灌云的织布厂也皆因“资本短少”“经费太绌”而告歇业。(31)至于资本密集型的采矿、工程等重工业,则如科大卫等所指出的:“直至19世纪末……除了政府以外,还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提供建设铁路和开发大矿山所需的资金数额。”(32)

  

在全社会资金向借贷领域流动的过程中,清代皇室和各级官府也未能免俗,通过运营皇当、官当及发放生息银两等方式,以政府资金取息蓄财。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年间先后列入“皇当”序列可供稽查的当铺有三十余座,每座的资本多为二三万两。(33)据韦庆远统计,雍正七年至十三年(1729-1735)各省衙署的48笔生息银两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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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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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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