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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 耿鹏鹏:“稻米理论”:集体主义及其经济解理

更新时间:2022-08-05 23:56:03
作者: 罗必良   耿鹏鹏  

   Talhelm等提出的“稻米理论”认为,水稻与小麦迥异的种植方式形成了中国南方集体主义和北方个体主义的文化分野。由于水稻种植具有天然的集体行动要求,例如保障频繁用水的灌溉设施的建设与修葺、上下游或区域之间的水源分配与使用、不同生产环节的用工互助与劳动协助等,所以形成了稻区农户之间密切的人情往来与互助合作,从而构筑了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文化。而北方小麦相对粗放的种植方式与较为独立的家户耕作体系,则形成了不同于南方的个人主义文化。从稻麦种植(或水田农业和旱地农业)阐释南北文化差异的“新学说”,因被作为封面故事发表于著名刊物《科学》(Science),所以迅速引起了学界与公众的广泛关注。

  

   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文化在诱导市场化发育并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内生性作用。主流文献认为,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交易秩序、要素配置效率和增长实现方式。弗里德曼认为,市场经济的理想模式应该是,在这种经济中个人是作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本人而行事的。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以自由交换为优先,自由竞争为内核,以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个人主义文化通常能够衍生出市场规则和契约秩序。相反,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短半径”信任不仅会排斥外来主体,禁锢资源配置空间,缩小交易活动范围,丧失市场拓展机会,而且熟人的“土围子”与“抱团”属性、唯亲交易、裙带关系可能会干预市场规则。由于任何破坏价格信号和市场规则的做法都可能干扰要素的高效配置并降低经济发展活力,所以,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情关系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发育的重要障碍。个人主义之下的陌生人契约关系则被视为理性化的产物,代表着工具性的社会秩序,可以融通各方的协作力量以保障效率并排除人情纠葛和关系垄断,从而实现社会秩序规范的合理化,并进一步简化社会管理工作以节省交易成本。在通行的社会认知中,集体主义文化充盈的关系交易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低效滞后,个人主义文化形塑的契约关系与市场规则可以内生地激励经济增长。

  

   但是,“稻米理论”所揭示的中国南北文化差异,显然与南北经济发展状态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尽管历史上就存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南北差异,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南北经济差距却不断扩大。结合Talhelm等人的发现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尤具个人主义文化基因的北方理应更适宜于一般信任的市场逻辑,应该具有更为良好的经济增长绩效,但事实上却成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追赶者”。显然,文化的经济内涵与现实呈现出明显反差。

  

   对以上反差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必须回到理论构建的起点。考虑农地流转是当下中国农村重要的政策导向,土地流转和经营权交易已成为乡村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利用全国9省农户调查数据,重点对稻作区集体主义文化下的农地流转市场交易特征进行实证考察,识别交易对象的熟人化与契约化程度,重新审视市场化基因和集体主义文化所表达的熟人流转、关系型交易之间的对立统一性,以期对“稻米理论”所揭示的文化特征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反差进行逻辑一致的解释。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搭建“稻米理论”、主流经济理论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逻辑解释线索。“稻米理论”之所以从提出以来就存在着巨大争议,是因为其所揭示的南北文化差异无法解释南北经济差距。为此,本文基于对集体行动和合作行为的发生机制的考察,一方面挖掘和拓展“稻米理论”中集体主义的文化意蕴,重新阐明集体主义文化与市场化发育及契约精神的内在统一性;另一方面,补充讨论集体行动所隐含的信任与合作的文化基因,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两分法”以拓展其理论内涵。

  

   一、“稻米理论”、集体主义与市场化发育

  

  

   “稻米理论”认为水稻的种植和经营是需要村社成员开展集体行动,在共同协作之下才能完成,因此形成了村社内部强烈的关系纽带和集体意识,也成为中国南方集体主义文化的生成根源。集体主义文化学者通常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但在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人的自利性,集体成员相互间的利益互动不仅难以自发地产生集体利益,而且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这被奥尔森称为“集体行动的困境”。亚当·斯密指出,人的行为动机的根源在于利益诱因,人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经济获益。这也使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无法产生最佳的社会结果,个人理性并不能保证集体理性。奥尔森认为,集体的公共利益很难具备个人利益的兼容性,存在类似于公共物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享益的不可阻止性,极易诱发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集体行动中因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将导致“合而不作”的困境。因此,关于交易行为的现代经济分析,主流范式遵循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目标最大化、契约规制的市场逻辑,并认为集体主义往往遵循以关系为本位而非契约规则的人情逻辑,排斥特定交易主体,妨碍要素自由流动,从而诱发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发展缺乏活力。

  

   事实上,主流的现代经济分析范式忽视了集体主义交易环境中建立并存在的可自我实施、维护经济交易良序运转的市场秩序。一般而言,制度和规则安排往往被用于克服集体行动的公共管理危机。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集体行动如果缺乏激励机制设计和行动规则约束,公共组织就会成为“大锅饭”的温床,“自利性”就会腐蚀“公共性”。因此,公共产品的供给、集体行动的维系均需要协商机制和契约机制。具有内部协调性的契约将会形成公共管理的秩序,契约和规则的形成将推动并保障合作行为和集体行动的发生、存续和拓展。奥斯特罗姆建构的公共池塘资源模型指出,集体行动的治理可以不依靠国家和市场来解决,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可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因为,集体成员之间的隐性关系契约、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和协商议事规则,有助于保证集体行动顺利开展以达成行动发生的目标,规避“公地悲剧”并进一步实现集体利益。

  

   显然,集体主义文化与契约观念、市场精神是外化与内隐的关系。集体主义文化所表达的人情关系、内圈交易,隐含着契约关系和规则意识。虽然集体主义文化可以强化集体意识,其中以血缘、地缘、亲情为核心的关系机制维护着社会的合作行为和集体行动,但村社成员从本质上来说依然是理性的,集体行动和公共事务的组织构建和行为约束事实上依赖于集体成员之间所形成的隐性契约。因此,集体主义文化和契约精神并非矛盾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集体主义所内含的合作文化、关系型交易和契约精神具有理论自洽性和逻辑一致性。

  

   集体主义文化与契约精神的并行不悖,从理论上解释了“稻米理论”中南北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发育程度差距。第一,“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形塑了村庄的基本秩序,特别是水田经营和稻米种植能够诱导社会规范、行动规则和契约精神的形成。相比于小麦,水稻的种植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为了保障劳动供给,水稻种植区的农民经常需要进行换工,尽管小麦种植也可能出现换工,但是水稻种植的换工更加严格和有约束力,小麦的换工则比较松懈。如果农民让别人帮工而自己不能帮助对方的话,则需要雇佣工人作为回报,但是雇佣劳动力是高成本且低效率的。由此,换工导致村庄形成了严格的互助规范以及附着于内的协商与契约。第二,水稻种植对灌溉的需求使得农民之间需要更加严格的集体行动。一方面,基于灌溉设施的公共产品特征,农民无论是往沟渠排水还是从沟渠取水,都会对其他农户造成影响从而具有外部性;另一方面,灌溉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均需要村庄集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协调,需要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与规范以规避搭便车。因此,水稻种植能够演化出一套严格的村庄秩序和缔约规则。Talhelm和English的分析表明,稻区的人们具有更加严格的社会规范。研究在对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其他作物种植、人口密度、群居方式、环境威胁等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因素进行控制之后,结论依然稳健。由此可以认为,南方村庄的社会规范、交易规则要比北方显得更为严格与复杂。

  

   显然,稻米种植和水田经营所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对于村社行动秩序和交易规则具有两面性。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互助协作、差序信任使得村社成员的交易对象选择具有圈内化、熟人化和本地化的特征。但与此同时,集体主义文化隐含的严格社会规范、隐性契约关系,使得经济主体的交易形式兼具契约化和规范化特点。交易对象关系化是节省缔约事前的搜寻成本,交易形式契约化则是节省缔约事后的交易成本。“稻米理论”的文化内涵之所以存在与现实的反差,一方面在于理论上缺乏对集体主义文化内核的认识,其内隐的契约秩序并未得到解理,另一方面是现实中其仅仅观察到了集体主义所衍生出的人情关系、熟人交易和关系治理,而忽视了稻米生产特性所决定的严格的行为秩序、隐性契约关系及其契约精神。所以,“稻米理论”看到了表象上的集体主义文化,没有发现本质上的个体主义契约精神。可以认为,稻作经营构筑了村社内部的关系交易、集体意识与一致性行动,但同时也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契约关系和集体行动存续的行为秩序。因此,稻作区合作文化与市场精神具有逻辑统一性,呈现出交易对象关系化与交易形式契约化的特征。这意味着,契约化、市场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共存并兼容于中国南方。

  

   二、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本文数据来源于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2015年通过分层聚类方法进行的农户抽样问卷调查(NSAID,2015)。其抽样过程是,首先根据各省人口、人均GDP、耕地面积等6个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并结合中国的7个地理分区(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南、西北、东北),兼顾东、中、西部,分别抽取9个样本省(包括东部的辽宁、江苏和广东,中部的山西、河南和江西,西部的宁夏、四川和贵州);然后,对各省县域进行聚类分析,每省分别抽取6个样本县(合计54个),每个样本县再随机抽取4个乡镇(其中,广东和江西省各抽取10个样本乡镇),每个样本乡镇随机抽取1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又随机抽取2个自然村;最后,按照农户收入水平分组,在每个自然村随机挑选5个样本农户。调查共发放问卷2880份,回收问卷2838份,其中有效问卷2704份。2016 年课题组利用该问卷对江西和广东再次进行补充调查(排除前述样本县),按照前述抽样方法,在江西省再抽取25个县,在广东省再抽取18个县,分别获得有效问卷2469份和1704份。两次调查共获得6877份有效问卷。

  

   为便于考察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特征,本研究关注土地转出农户的行为响应,因此在剔除主要变量数据严重缺失样本后,使用1683个农地转出户作为分析对象。在实证分析中,由于存在部分变量数据缺失,最终各个模型的观测样本会有所不同。

  

根据农业农村部公布的数据,图1描述了2009—2019年全国稻作区和旱作区农村土地流转给普通农户的规模。可以发现,流转对象为普通农户的土地规模比重,稻作区均高于旱作区。图2描述了同期两类区域耕地流转合同的签订份数,其中,稻作区签订的合同数量均明显高于旱作区。这表明,稻作区土地流转的契约化程度更高。图3进一步的证据显示,2009—2019年十年间,全国稻作区签订流转合同的农地规模均高于全国旱作区。显然,中国水田稻作区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呈现出流转对象个体化、交易形式契约化的典型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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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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