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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富:渐进平衡的金融开放进程及理论思考

更新时间:2022-08-05 23:55:26
作者: 陈道富  
两个市场的投资机构不同,市场基础制度特别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太一样,离岸和在岸还是有一定的分割的,因此在岸和离岸市场的价格还有差异。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仍然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虽然做了很多的尝试,在商品期货引入更多国际投资者,甚至专门成立了某类大宗商品交易所,引入了国际投资者,但是总体上我们仍然是大宗商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我们期货市场的建设特别是商品期货市场的建设是先于现货市场的,先有期货市场再有现货市场。绝大部分的大宗商品现货市场是缺乏由市场真实交易形成的统一价格。期货市场在缺乏现货市场统一价格的情况下,可能更多的借鉴了国际期货市场的经验,现在试图把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联动,但是,期货和现货价格还是有割裂的。特别是我们虽然建立了期货市场,也试图将期货市场国际化,但现货市场背后反映了我国要素市场统一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到位,还没有形成被广泛接受的、由市场交易驱动形成的现货基准价格。所以,所谓的联动、所谓的国际定价权就缺乏了基础。我们可能在这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四、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的思考

   第一,思考未来的金融开放,不是过去的延续,而是要在对原有开放现状和过去做法的逻辑非常准确认知和把握的基础上,看一看未来跟过去不一样。未来的金融开放必须在两个大局下,也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大局的情况下,整个开放环境和要求是与过去不太一样的,从现在来看国际环境是日趋复杂严峻,可以预见的是金融市场的动荡会比过去更大更频繁,我们这条“小河”要跟“大海”连接,但“大海”未来惊涛骇浪发生的频率概率都会提高,所以在和国际市场连接的时候也要关注到环境。

   第二,我们的金融市场已经开放,已经实质性的和国际市场连接起来,这种金融开放已经影响到跨境资金流动和汇率,实际性开放了,我们必须往前走了。

   第三,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更趋复杂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涉及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都处在一个转型阶段,特别是国际上长期使用量化宽松政策,最近财政和货币政策双宽松甚至“MMT”,使得政府债务也好,金融市场的资产占比也好,规模都比较大,使得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出现了脱节。尤其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在滞胀边缘情况下,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更复杂。就刚才讲的金融开放促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怎样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可能更趋复杂。因此平衡时更需理顺其中的机制。

   第四,中国特色。中国要走向高质量增长,建设中国特色资本市场寻求中国特色,坚持“四个自信”,但在开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跟国际联系,因此与国际规则、现有秩序间的协调配合问题也会凸显出来。

   第五,金融开放到了今天,中国的金融开放进一步往前推进,要想发挥“鲶鱼效应”必须要推动国内的金融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成为进一步开放的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鉴于这些对未来环境的思考和判断,对于下一步金融开放有三点需要关注。

   第一,“引进来”与“走出去”平衡的金融开放,特别是对外投融资合作。

   现在的金融开放更多着眼于引进来。中国现在无论是“一带一路”的情况,还是现有的企业都已经一定程度上国际化了,不仅进入发达国家,更是大量进入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企业,政府在一些地区也有通过开发性金融等等有一些投资。所以,中国的金融开放可能除了“引进来”,在未来如何和对外投融资合作要更好的结合起来。刚才王国刚老师结合“一带一路”做了很好的评述,我完全赞同。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要更平衡,不仅关注“引进来”也要关注“走出去”,中国金融开放需要和经济国际化、政府在国际事务投融资中的作用相适应。

   第二,从开放到开放与改革互动,甚至以改革为重。

   这里涉及到中国如何实现国内和国外的金融规则标准的衔接与合作,中概股把这个问题直接提到明面上,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和其他的一些国内外之间的规则,背后既有普通法和大陆法的法律上的衔接问题,也有具体操作中的问题。中国也在尝试融合,在特定地区设立试验区,比如现在的横琴和海南,尝试在规则层面做一些开放和融合的试点。当前的金融开放不仅仅是资源性的开放,我们在走向规则性开放。但规则开放是更深层次的开放,更需要通过试点融合演化寻找一个既适合中国又能够被国际接受的规则,这需要通过特定区域的试点探索出一条路。中国现在不是概念上,而是实质上需要寻找市场发展、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特别是需要考虑作为一个大国,这些宏观政策开放以后中国政策和海外政策间的外溢和相互作用。中国已经不是国际宏观政策的接受者,而是成为对国际宏观政策能够有一定外溢作用的、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政策。所以在市场发展、监管和宏观调控中,需要在大国开放的环境下寻找这种框架和机制。

   第三,安全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

   在未来的这种环境下,金融开放的安全机制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另外一个重点。我们需要对拥有的海外债权和股权有安全保障和利益协调措施。对于跨境资金的流动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些很好的监测、监管和应对措施,还需要经受实践考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跨境资金流动监测、监管的应对能力和效率。最后俄乌冲突和最近的一些案例提醒我们,开放要关注国际上长臂管辖、制裁等极端情况冲击。所以金融开放要嵌入国家利益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思考。

   总之,中国的金融开放取得了积极成绩,但面对未来环境需要以全新的心态来重新思考,以便更好、更稳妥、更有效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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