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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燕 关庆华:牵引式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

更新时间:2022-08-05 23:22:42
作者: 吴晓燕   关庆华  

图2 产业契合度、农民参与性及其组合的牵引式治理类型

  

   如图1所示,射线OB为平分线,代表产业契合度与农民参与性均得到有效体现,形成了最佳治理合力。XOB区域,显示村民的参与性较强,但产业契合度不足;YOA区域,显示产业契合度较高,但村民的参与程度不足,两者都未能实现较好的治理成效。射线OA代表产业发展的一般契合状态,由于农民参与性的欠缺,即使企业能够从产业发展中实现短期盈利,也很难实现企业、农民、村庄等多方的共赢发展。区域AOB,代表企业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力图带领农民共赢发展,但因产业契合度不够因而吸纳农民参与性的效力有限,距离牵引式治理的理想成效仍存在一定差距。

  

   (四)牵引式治理的类型划分

  

   基于“契合度—参与性”的分析框架,根据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的多元互动状态,可以将实践中出现的特点不同、效果迥异的牵引式治理实践进一步类型化。如图2所示,牵引式治理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位于象限Ⅰ,是“同心同向”型的牵引式治理。作为牵引式治理的理想类型,象限内实现了产业高度契合与农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农民主体性得到了有效激活。实践中,由于利益契合和利益满足,农民能够主动转变观念、提升能力,自觉把产业发展当作集体的事业,积极发挥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实现了产业、农民、村庄的共赢发展,展现出良好的示范效应。

  

   第二种类型位于象限Ⅱ,是“有心无力”型的牵引式治理。这种类型下,由于利益实现程度较低,较高的产业契合无法吸引农民的积极参与,农民主体性的激活程度十分有限。此时,尽管利益比较契合,但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预期较低,经过利益比较,理性的农民仍然选择其他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如尽管部分扶贫产业契合了农民的利益需要,但由于临时性岗位的收入有限,缺乏收益的比较优势,仍然无法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参与其中。

  

   第三种类型位于象限Ⅳ,是“强人所难”型的牵引式治理。这种类型下,经由特殊的动员施压,较低的产业契合转化为推动农民较高的参与,农民主体性发挥呈现“虚高”状态。此时,产业发展与农民利益契合度不高,但迫于企业和村庄的反复动员和强力施压,农民被迫压制主体意愿,勉强参与产业发展。但由于存在利益偏差,部分农民会选择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等消极参与行为,在看似“集体参与”的虚高表现中,致使农民主体性被误读和曲解。

  

   第四种类型位于象限Ⅲ,是“徒劳无功”型的牵引式治理。这种类型下,由于产业低契合与农民低参与的相互叠加,形成了农民主体性的无效发挥。此时,由于利益相悖,产业自布局进入即遭到农民排斥,如一些污染性的企业进入农村后,农民非但不愿参与,更拒绝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同时,随着环境污染带给农民生活困扰的加剧,甚至会爆发农民与企业的矛盾冲突,不仅导致企业发展困难重重,而且使得农民主体性激活成为泡影。

  

   可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成败,关键在于产业契合度与农民参与性的互动情况。不同的互动组合,将会形成不同的牵引式治理类型,产生不同的治理绩效。

  

   三、牵引式治理: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实现机制

  

   在前期调研基础上,综合案例选择的典型性、路径推进的代表性、资料获取的便捷性等因素,研究选取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Y村作为案例样本,以解释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牵引式治理实现机制。Y村地处关中平原,共62户286人,土地面积709亩,有“关中第一村”的美誉。自2007年始,Y村在村支书G的带领下,坚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让农民广泛参与产业发展、共享产业发展红利,2020年旅游产业收入10亿元,村民人均纯收入10万元,并于2021年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达致了村庄产业发展与农民主体性激活的双赢局面。回顾Y村产业发展激活农民主体性的实践过程,牵引式治理的实现主要依托衔接机制、参与机制、共赢机制与培育机制的有效发挥。

  

   (一)衔接机制:牵引式治理的基础条件

  

   以还权赋能为基本要求的牵引式治理,主张强化农民的市场思维观念和生产经营能力,使之具备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能力。在乡村振兴中,通过建立农民与产业发展的衔接机制,实现农民与产业发展的思想衔接和能力衔接,成为牵引式治理的基础条件。

  

   Y村的产业发展是党支部带领农民在集体经济架构上发展起来的,农民和村集体天然地成为了产业发展的企业主体。这种天然链接,使得企业能够有效依托村庄的治理资源,降低了企业与农民的合作成本。但在产业发展初期,Y村也面临着农民思想转型与能力提升的问题。为此,一方面,村党支部以观念转变促进思想衔接。针对部分群众对发展乡村旅游持观望、质疑态度,Y村通过“乡土”的价值挖掘、“资源”的认知教育,让农民重新认识乡村生活的旅游价值。通过市场观念的强化、服务意识的教育、契约观念的增强,培育与乡村旅游相契合的价值观念。通过党员的模范行动、集体经济的财力支持、“免费景区+免收租金”模式的管理创新,快速发展起了“农家乐+民俗街”的产业形态,形成了农民参与产业发展的示范效应。在经济利益驱动和熟人关系治理的影响下,农民逐步转变了对产业发展的观念和态度,为农民参与产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以教育培训推动能力衔接。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针对部分群众缺乏参与乡村旅游的知识和能力的实际,Y村把教育农民作为重点任务,组织成立了农民学校,定期开展产业政策、服务标准与工作要求等知识技能培训;成立创业就业工作服务站,为有需求的农民提供创业咨询、就业指导、贷款抵押等服务,提高农民的就业创业能力。同时发挥平台组织的治理优势,让农民无成本或低成本进入农民创业平台,不断提升农民合作经营与致富能力。通过教育引导,农民因具备了与产业发展相一致的思想共识、相匹配的能力条件能够参与到产业发展之中,并为牵引式治理的作用发挥提供基础条件。

  

   (二)参与机制:牵引式治理的实现方式

  

   以还权赋能为核心主张的牵引式治理,强调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是农民的基本权利,主张让农民更加广泛、深入、有效地参与产业发展。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主体、主体性不是先验和预成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确证和提升的。”通过健全农民融入产业发展的参与机制,让农民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效地参与产业发展是牵引式治理的实现方式。

  

   一是在分享发展机遇中形成广泛参与。产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使得农民就近创业就业、致富增收成为可能。如乡村旅游带动了销售、加工行业的发展,客流量的激增催生了民宿、餐饮行业的火爆,需求的升级助力新业态、新领域不断涌现,使得农民能够广泛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在分享发展机会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也被深深地吸纳到产业发展之中。

  

   二是在矛盾纠纷调处中实现深度参与。产业发展不仅带来发展机遇,也催生矛盾纠纷。在产业发展中,Y村先后遭遇了游客激增带来的餐饮供需矛盾、生产经营引发的农民合作矛盾、收入悬殊导致利益分配矛盾等问题。为此,Y村健全落实了村级民主决策机制,规范完善了“四议两公开”制度,创新开设“明理堂”作为常态化协商平台,让农民在参与决策、参与协商的过程中,自主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参与进程深化。

  

   三是在制度规范中提升农民参与实效。道格拉斯·C.诺思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功能看,制度具有稳定预期、规范行为、减少机会主义与促成合作行为的作用。Y村制定了商户分组自治制度,将全村商户按照经营品类和所处位置划分成若干小组,借助“发誓文化”的承诺机制、动态打分的考评机制、失信经营的淘汰机制,有效规范了商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制定了特色小吃街管理规范,涵盖从商户经营项目的申报认领,到项目经营资格的择优录用,从特色小吃品类的统筹布局,到最低收入补贴的维持保障收入补贴,从对后进户的改进指导,到失信经营商户的惩戒退出,在有效规范商户经营秩序的同时,保障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提高了农民参与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总之,通过分享发展机遇、参与矛盾调处、规范生产经营,农民广泛、深入、有效地参与到了产业发展之中,参与治理的基本权利得到维护。

  

   (三)共赢机制:牵引式治理的动力支撑

  

   以还权赋能为改革取向的牵引式治理,倡导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实现多方主体的共赢发展,实现对农民市场权益的有效维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共享,让参与产业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分享发展红利,是牵引式治理的动力支撑。

  

   其一,干部让利谋共赢。实现共赢发展,干部作风是关键。特权思想与特权现象,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大敌,也与农民群众的日常期待、产业发展的市场环境格格不入。在产业发展中,Y村村支书主动放弃持有合作社的股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诠释着共产党人造福村民的初心,并带动普通党员干部的作风转变。如今,“干部队伍就是服务队”“谁搞特权谁就没有威信”等成为Y村干部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指引,深深赢得村民和商户的认同支持,为共赢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其二,利益联结带共赢。利益联结是实现共赢发展的粘合剂与动力源。在实践中,Y村把优势产业进行股权化改造,创办了20余家股份制合作社,充分吸纳本村村民、周边村民和外来商户入股分红,形成了全民参与、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借助股份合作社改革,不仅实现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稳定获益,而且促进农村多元主体由松散型的“利益相关”转向紧密型的“利益联结”,助推多元合作的持久维系。

  

其三,利益协调保共赢。为了协调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分配矛盾,推动实现共赢发展,Y村充分发挥利益要素的协调功能,创新设置了“三股共有”的股权结构。例如,基本股中的38%留归集体,剩余62%量化到户,股份持有人须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从而保障了村民的基本利益。村民可以交叉持股,自主选择持有农家乐、合作社等不同类别的股份,强化农民的利益联结。为防止收入两极分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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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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