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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我”·对话·学术接续

更新时间:2022-08-04 00:19:29
作者: 尤小立 (进入专栏)  

   国内人文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学术新传统的“接续”问题的关注,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它首先源自一种对学术纯粹性的体认。从承上启下的七七、七八级一代学人本身看,最直接的需求,自然就是怎么写得更“学术”。

  

   改革开放后开始的跨海、越洋的横向汲取,当然并未中断,但诚如会通中西的史学前辈所言,现代中西学术也存在着表达上的差异。因此,纵向的勾连就必不可少。这里有“接着讲”的意思,却因为隔着一两代,较之前代人“接着讲”的提倡仍有不同。

  

   作为七七、七八级学人代表的陈平原当年的“独上高楼”,一开始也是出于个人的需求,故《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中,现实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成了探讨的主题,但这仅是个人需求的一个反映。另一个更具体的反映,就是对于近现代中国前辈学者的“述学文体”的好奇以及渴望了解的愿望。后一个关注起先或许并不是为研究,而是为了学习前辈怎么写。所以,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上下求索,直到差不多十年后,其第一篇研究“述学文体”的论文《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才正式问世。

  

   然而,此文的出现也完成了一个从“私”到“公”的转换和从个人到公共的超越。因为就学术发生学上看,学术出于“私”,即出自个人的感觉、感受,它需要个人独特的体悟和思考,甚至偶然的发现。事先规划好的研究,看上去很齐整有序,但诚如前辈学人陈寅恪、胡适对于齐整有序与历史本貌之间相龃龉的疑虑一样,它至少与学术发生学不相契合,故与学者的关系,不见得在学术,而多在于个人“工作量”的积攒。可是,个人的知识需求,终究只是个人兴趣的蔓延。对于具体的个人,肯定是一种提高和丰富,对整个学界的意义,则只有在将个人所见以学术方式展示于众后,才可能体现出来。而这个将需求、感受变成学术研究的方式,正是由“私”而“公”的转换。

  

   不过,曾经的文化“断裂”,也让学术“接续”变成了又一次筚路蓝缕,摸索的过程远较想象中艰难,只要对比一下《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的八章内容,即不难发现其中关注点的游移和内容上的腾挪。由于七七、七八级一代学人的思维方式已初步成形,他们不再可能是单向的承接,而是在承接的同时,谋求与前辈学人、学术传统的对话。陈平原有关现代中国学人“述学文体”的探讨,即不止于修辞学、目录学或文章学的解析,也要关注“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前辈“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其中的对话意愿,就相当突出。

  

   在《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诸章节的叙述中,时常会有“我”(作者)的出现,或在引言中,或在叙述中,或是下結论,但最能显示对话意愿的是,在叙述研究对象与同代人的观点时,突然出现的“在我看来”。当然,“我”或“在我看来”的频现,不见得都是有意为之,也未必都在脱离叙事和语境,却不仅是作者潜意识中的对话意愿的呈现,也实际地形成了一种风格化的表述方式或曰对话体。

  

   “我”的出现,以有关梁启超、鲁迅和胡适述学文体的三章最为集中,这与作者对三位学界前辈的兴趣和喜爱程度相关。因为到真正讨论与“发言”直接关联的演说时,“我”反而出现得最少。在“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一章里,“我”就不再独立高耸,而是与“我们”并立,不仅是“我们”与“我”并用,复数的“我们”还多于单数的“我”。在作者的叙述习惯中,“我们”与“我”的不同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总是在指称那些同行皆知,具有一般性的情况,或需要共同关心的问题,故就有“若能真的‘回到现场’,史家当然承认‘口说’的重要性;只是因技术的缘故,在录音录像设备出现之前,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立字为据’”;或者“谈及演说,我们更多关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义,而漠视其在学术史上的贡献”。这里强调共谋、共感和共性的一面。当然,在使用“我们”时,也包括反思式的提示,如“我们不该忽视那些因各种因缘而存留在纸上的声音—尽管其在‘转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所‘损耗’与‘变形’”。此时,“我们”仍是复数,其所提示的,也是同行一起努力的方向。

  

   “我”的使用则不同。“我”只是单数,是见解表达的个体。像同一文中,“我承认异军突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但同时也不想抹杀当年北大及其他院校训练演说和辩论的意义。后者看似平淡无奇,可它形成一种风气,在读书作文之外,格外看重口头表达。这一现代社会对于大学师生的要求,影响极为深远”,就是典型的个人见解;而更个人化的,如谈及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所谓‘暂向学校借洋五十元办理之’,因至今未见实物,我很怀疑是否真的落实”,则是将个人的存疑落实到一个具体证据上。

  

   在探讨梁启超、鲁迅和胡适“述学文体”的三章里,有关梁启超的一章还算收敛,但“我”已经出现了十次;写鲁迅“述学文体”的一章,尚存有仰视的一面,因而在努力理解和卫护诸如“硬译”、文言述学的正当性,“我”也出现了十五次;到有关胡适的一章,“我”几乎达到了无法抑制地涌现的程度,共出现了十八次。所以会有如此之多的“我”,胡适“述学文体”的“明白清楚”是一个重要条件。因为“明白清楚”不会给人以压迫感,其中体现出的平和、理性、平等的态度,最易促发研究者的对话意愿。

  

   在胡适一章“我”空前跃出的十八次中,“我”的姿态也是多样的。归纳起来看,“我”始终是一个观点上的主导(体),具体类型则包括赞同前人的观点,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为胡适“述学文体”的学术影响定位,评述其学术上的得失,甚至还有善意的提醒。对胡适在思想文化史上的总体地位的肯定是一个基本前提,故会有“我欣赏余英时和唐德刚的两段话:一是‘适之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一是‘胡适之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贡献应该还是在文学方面’”。而文学方面的贡献又被“我”具体到“述学文体”,故对于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有了文体上的历史性认定:“我想强调的是,这部用东西哲学观念构建的大书,体现的是上层文化的趣味,可用的又是通俗的文体。用白话来‘述学’,在横跨东西文化之外,又加上一层沟通雅俗趣味,这就难怪其一问世便博得满堂彩。”而更深远的影响则与胡适创造的“白话述学”新范式相关,这一点虽然“深藏不露”,“但在我看来,怎么写论文—如何用浅近的白话讲述深奥的古典学问,胡适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既然是平等的对话,“我”自然要毫不客气地提出异议。有关胡适“述学文体”一章讨论的核心,是表达上的“明白清楚”和整体布局上的“精心结构”。从思想史的视角看,胡适之重视“述学”文章的结构,乃是其提倡的科學方法的延续。因为科学实验是可以重复的,科学本身讲究学习和模仿,所以必须“明白清楚”。而具备逻辑推理过程的“精心结构”最易学习和模仿,故胡适最重视“结构”。可“我”的观照点是“文体”,所以,“在我看来,‘结构’并非撰述的第一要素”。不仅胡适以“结构”完整与否评判古代小说,舍《红楼梦》《儒林外史》不取,独青睐《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令“我”感觉“实在无法让人佩服”,而且,胡适“文章讲求‘组织’与‘结构’容易做到条理清晰,布局匀称,便于读者阅读与接受。可也可能留下不少遗憾—比如,平正有余而奇崛不足”;进一步看,“史料不全,得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的意义含而不露,得靠史家的理论意识来阐发。一旦引入想象力与理论意识,所谓‘结构的匀称’很可能就会被打破”。

  

   当然,在国内,胡适与鲁迅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存有神圣性,而前者则早已被“去神圣化”,这也决定了“我”在表达上的反差。在鲁迅那一章,“我”的观点,多冠以“我猜测”“我要追问”或“我想证明”,即便是出现“在我看来”,也是卫护式的。如谈及鲁迅要青年不看中国古书,反对青年从古文中寻求营养,其留下的两部讲义却都是“文言述学”之作,“我”解释说:“在我看来,并非鲁迅言行不一,或故作惊人语,而是基于其‘体式’与‘文体’相勾连的独特思路—对应现实人生的‘小说’或‘杂文’毫无疑问应该使用白话;至于谈论传统中国的‘论文’,或‘专著’以文言表述,或许更恰当些。”而“在我看来,不愿公开发表旧体诗的鲁迅,其选择‘以文言述学’,同样蕴涵着传统文人的趣味”。至于鲁迅文体的独特价值,“相对于‘说什么’的政治立场,‘怎么说’的文体选择,更能显示个人趣味。因而,表面上不太起眼的后者,在我看来,更为曲折幽深”。

  

   然在胡适一章,“我”则仿佛置身友朋之间,可以随意立异,反而显得客观、自然,挥洒自如。对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前言中有关史料收集后的贯通,包括“述学”以及相关的“明变、求因、评判”的辨析,“我”的评论就相当直白:“可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假设,在实际操作中,都很难真正落实。”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倾向于胡适的前一种表述,即将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乃至整个传统中国研究,概称之为‘述学’”。“我”并且认为,胡适有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详细解释“就是多余的”。当然这里纯粹是从白话“述学文体”和方式上着眼的,与哲学中的知识论和中西哲学概念差异的比较无关。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了一向在文章中体现平等的胡适在演说中的“居高临下”。平心而论,演说本身要取得效果,就不可能不“居高临下”,这是演说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出于听众的期待。不“居高临下”的,或只能叫“座谈”。可是在胡适一生中,“居高临下”的态度却极少见,故更需要注意。因为演说中即便是“居高临下”,也需要有个“度”;针对不同的听众,在内容选择上也需要不同和自警。“我”正是在这方面提醒胡适的。演说中的“多举例,举好例,增加说服力,横扫千军如席卷”,却也可能“极少自我质疑,迂回前进”,故“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并不美妙的陷阱”。

  

   就文体上言,直接说明自己的意见和提出异议这两种“我”出现的类型差别是,前者是在叙事之中,所有说明都是论文叙事的一部分;后者则属于插话,往往会跳脱出叙事的历史语境,或以当下认知为基础阐述观点,或直接对当下发言。

  

   与直接说明自己观点的方式稍有不同,第三种类型的“我”的出现,也是在说明观点,却主要是评论研究对象及同代人之所见。如对钱穆评论近人论文写法的书信中有关胡适的结论,即“胡适之文本极清朗,又精劲有力,亦无芜词,只多尖刻处,则是其病”,“我”就不甚赞同:“只是‘尖刻’二字,在我看来,与适之先生的为人为文均不大能对上号。”不过,钱穆所谓“尖刻”似指胡适书评与序文受西方学术训练而常出现的批评话语,与“为人”处于两个层面。

  

   虽然对话式的学术“接续”更多地出现在成熟学者之间,但其中展现出的平等意识,恐怕也是接续前辈学术传统或者同辈学者交流时值得珍惜,也是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纯粹的学术研究式“接续”是对象化的,即把“接续”的对象当成客体或他者,而对话式“接续”则包含着用身心去体察。从这个意义上看,对话式“接续”的表达方式不是体现学术态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基本的学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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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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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 202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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