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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斌:从历史深处探寻人物全貌——金冲及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几个特点

更新时间:2022-08-03 23:31:29
作者: 邵建斌  
也得益于他转入中共党史研究之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他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对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提出,编写组从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的大势入手,写道:“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分别具体地分析:日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方面,蒋介石认为“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编写组一边叙述各方局势的发展变化,一边叙述传主的应对策略,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提醒,到“抗战、团结、进步”口号的提出,再到“有理、有利、有节”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策略的最后定型,传记避免了乏味而冗长的理论介绍,将抽象的理论寓于双方斗争的实践之中,着实精彩。读过之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得更为清晰,也更为具体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所针对的种种倾向,更深入地理解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高明之处。

   金冲及先生在强调历史背景时,尤其注重历史的复杂性。他说:“事情总是由很多侧面,甚至是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他常喜欢引用陈云的一段话:“人之所以犯错误,都是由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匆忙地决定对策,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我们过去所以犯错误,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片面的情况不是真正的实际,也就是说,它并不合乎实际。所谓难也就难在这里。”尤其涉及中共党史中一些敏感问题,如前进中的曲折、探索中的失误,金冲及先生更审慎地提醒,研究要注意避免流于片面。他以宽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将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对历史、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从诸多方面回望历史,既全面而具体地考察历史之变,又深入而不违常理地探究变化之理,将经验和教训慎重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使得后人可以借鉴前人经验,少走弯路,将前人没有做好的工作处理得更少失误、更臻完善。

   三、以“提神之笔”点出历史的关键

   对历史人物作评价,是历史研究永远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金冲及先生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也十分重视对人物的评价。对于如何处理议论和叙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物传记,主要是叙事体。你所要发的议论,最好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使读者读了你叙述的事实以后,自己便能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看完你叙述的事实后还不明白,需要你再发一大段议论后才能明白。议论的文字不是不要,可以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在关键处或者需要特别引起读者注意处,画龙点睛地说几句,起到‘提神’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他于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的两位领导胡乔木、胡绳的论述中也反复出现。胡乔木曾说:“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胡绳则说:“历史不能脱离事实来发议论。”同时,“要有一点议论,不能光给人一堆事实。”金先生长期在两位党史前辈的领导下工作,对此自然印象深刻,他说:“乔木同志十分重视史论的结合。他强调文章里要有‘提神之笔’,‘对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点出来’,这样才能使读者抓得住要领,文章才会有生气。”“他所要求的议论更多的是‘夹叙夹议’,不是离开历史事实的泛泛而论。”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总在历史的关键之处,具有“提神”作用。所谓关键,一般来讲,是具有承上启下或转折意义的重要历史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古田会议、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等,都是这样的节点。在金先生的研究中,每逢这样的节点,总会在充分叙事的基础上出现具有“提神”作用的点睛之笔。读《毛泽东传》中“延安整风”部分时可见,作者在完整叙述延安整风的前前后后之后,评价道:“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短短一句话,便指明了延安整风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克服山头主义后的空前团结等方面带给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根本性变化。这样的评论当然不容易下,需要作者整体地而不是零碎地理解历史,从一件件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抽象出一条或几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才可以在叙事时既能放得开以丰富历史的细节,又能收得拢而始终不偏离主线,才可以从后人看来是“必然性”的历史中发现更多的“选择性”,从而捕捉到别人不易察觉的历史脉搏。这样的评价和议论,在金冲及先生的党史人物研究中常常出现。这些评价和议论,既总结前一阶段的历史教训,又指明接下来要关注的重点,承上启下,使历史前后相继,浑然一体,既减少了割裂感,又突出了关键点。历史本身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书写它,所有的事才有清晰的来龙去脉,也才能看清楚前一段历史为后一段历史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积累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新问题,而后一段历史又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进步。

   金冲及先生的议论还具有理论的高度。他一向重视理论,在为《中国历史学年鉴》写的专论中,曾专门论述现状、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并强调:“理论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逻辑的概括,自然是极其重要的。”曾和金先生长期亲密共事的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发表过精辟的见解,也颇能反映金冲及先生对两者关系的看法。龚育之说:“党的历史的研究和党的理论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党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党的历史中来的,从党领导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中来的。所以,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不能从概念出发,单纯的逻辑演绎,而是从实际出发,依傍历史的经验),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不是单纯的叙述过程和排列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发掘材料和考证史实)。”“就整个党史研究来说,还是要提高理论水平。理论和历史结合,历史和理论结合,比较能够出深度,出说服力,出可读性”。

   金冲及先生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长于叙事,但他又能跳脱出具体的历史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写出兼具史学之长和理论之美的文章。他在中共领袖诞辰纪念时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他长期研究中共党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心得体会。他在长时期内系统地读过这些领袖人物的文稿和档案,对他们的生平、思想,既从微观上了解每一个细节,又能宏观地总结出每一位领袖人物独有的性格特点和独特的工作方法。这些文章和讲话虽大都简短,但绝不简单。他将毛泽东工作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概括为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对主要工作抓得很紧、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以一句话——“几十年岁月流逝,但是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来表达中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深情。凡此种种,都生动传神地刻画了这些领袖人物形象。

   金冲及先生在党史人物研究中的议论,“论人,能切中要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特点是所论人物独有而他人所不具备的,就好像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样。论事,能把事情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下,把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论之事在政治进程、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作用说得明明白白。论理,能娓娓道来,就像一位长者在心平气和地讲述,毫无盛气凌人之感,使道理显得血肉丰满而让人触手可及、易于接受。”

   金冲及先生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由此开启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生涯,在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在人们的思想多少还有些禁锢的年代,他能坚持一切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领袖人物,实属不易,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意义。他注重历史的复杂性,将中共领袖人物放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背景之下,放在经济发展、思潮嬗变的长河之内,放在整个民族艰难探索、砥砺前行的历程之中,时时处处充满着“了解之同情”,叙事平实而充满情感,议论深刻又高屋建瓴。这些中共领袖人物传记,尽管在今天看来难免有些缺陷,但在基本史实方面没有硬伤,在主要评价方面得到各界普遍认可,至今仍是我们了解中共领袖人物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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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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