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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须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更新时间:2022-08-03 22:36:32
作者: 刘须宽  
“我们”与“他们”谁是真文明,谁是伪装的文明?对此需要进行批判性研究。批判旧世界是为了更好建构新世界,世界没有永恒的普世价值,但人类有责任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尊重世界人民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价值的追求。“一国独霸”不是传播文明而是宰制阉割其他文明。主权国家平等协商、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以形成“多方共治”,是进步人士和进步国家的共同呼声。当前,西方文明面对人类很多困境已经束手无策,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指出的:“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失灵、步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理想化未来的轮廓。未来的真正景象就是现实的破产。”

   第二,既要突出处于历史必然性方位上的文明的优越性,又要强调文化形态上的文明的平等性。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区分社会形态更替中的文明与文化交往形态中的文明的区别。就社会形态而言,从超越封建文明审视资本主义文明,在受教育权利的普及、平等地位的提升、物质的丰富性、秩序文明的高扬、科技思维的发展、技术迭代对体力劳动的解放等方面,西方文明有其历史的进步性、合理性。但与社会主义文明相比较,它依然强调资本主义文明优越论,那是对文明演进秩序的背反。就文化形态而言,“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自大文明的结局往往是自毁。

   第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搭建起多文明平等交流的新平台。世界上没有离开文明特性而独存的文明共性,一味地强调文明共性也必然会掩埋文明的个性。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聚焦人类文明最大共性又保存中华文明独特性的文明。积攒优秀文明共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利于实现中西文明的平等对话,为西方对中国道路与中华文明形成正确认知提供契机。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贯通亚欧大陆古老丝绸之路的2000多年的东西方交往历史证明,“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丝绸之路是一张将欧亚大陆诸文明编织在一起的文明之网”,也是促成不同文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继续实现相互碰撞、交融、借鉴、互学的重要通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破除文化壁垒、化解现代性危机最具说服力和实践可能的概念。中华文明蕴涵解决人类普遍性难题的重要基因,契合人类对共同利益的关注,我们有责任将中华文明不断世界化,提炼出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释放中国在文明层面的世界影响力、价值塑造力、文化亲和力。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主体的充分肯定,才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破解西方现代化困境的理念变成可能的现实形态,也才使得中华5000年文明对化解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走向实践性建构的现实性。如此看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不是人为原因,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和世界人民的主动选择。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世界性难题

   就全球而言,人类“从何处来”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但“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马克思给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终极答案,但在“两个决不会”的条件下,人类需要思考现在“向何处去”的难题。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一体化浪潮中,人类“往哪里去”“建设怎样的世界”“如何建设世界”是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为此提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化解世界危机的倡议。

   第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双向生成、互增深刻性。新时代中国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创造的丰厚土壤,反过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又进一步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决策、政治决断与政治评估。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的相互形塑过程中,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与“新时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贯彻着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在中国与世界的交互碰撞中、在思考人类向何处去的共同问题中,自然要把“中国人民向何处去”的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扩展为“世界向何处去”的世界人民的主体性抉择。在当前阶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其体现为最充分的世界性诉求而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的重要内容,将历史唯物主义导入化解全球性危机的解题路径之中,从而成为超越西方文明破解当代世界性难题的思想典范。

   第二,历史唯物主义必将因代表世界上最广泛的主体性而成为真正的“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契合世界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自洽,既唤醒人类要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又主张最大限度维护全球共同利益。但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理论清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远不是来一场“思想革命”“文明互鉴”的倡议就能实现的,遵从“丛林法则”的西方文明未必愿意接纳这一倡议。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分析的那样:“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试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基辛格无法洞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其他西方学者也像基辛格一样,无法洞见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视为中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主张,看不清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不是基辛格所理解的带着霸权原罪的大国崛起,他无法弄清楚“知识与道德力量”本质上体现为“文明的改进”,是对西方“单向度文明”的否弃,对“单边主义”的矫正,对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敲打,西方文明即便是带着文艺复兴的光环而来,自认为“播下的是龙种”,却无法改变“收获跳蚤”的命运,在文明的更替中,旧时代的“龙种”会变成新时代的“跳蚤”。

   第三,“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共识是超越“虚假共同体”进入“真实共同体”的“必经阶段”。要不断扩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基础,而这个基础的累积往往不仅仅是借助于“批判的武器”,可能依然需要用“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和重建,未来实现人人自由的联合体更是如此。1884年,恩格斯在《论未来的联合体》一文中,将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对追求经济目的的庸俗而务实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尊重商业资本的清醒本身就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对公共社会福利的关心则表明人类对共同富裕的渴望。一味地强调资本增殖属性,其结果就是资本的升值诱发人的贬值,垄断资本对多数人奴役的加剧,靠资本凝聚起来的“少数人的利益共同体”,恰恰是造成产业工人的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虚假的共同体”。世界主体的解放需要跨越世界资本的陷阱,通过“对象的丰富性”来替代“人的丰富性”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否弃,而要减少“对象的丰富性”就必须摒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化解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难题,解除非人的资本力量对人的控制和奴役,逐步敞开释放被资本遮蔽的人的主体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彰显人的丰富性,是摆脱绝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民主自由法治的政治文明、人文富足昂扬向上的精神文明、安全交往民生无忧的社会文明、山水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辩证统一、协调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着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历史前进方向的统一,体现着趋向共产主义的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中华文明的特殊性的统一,扬弃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的统一,现代化发展对进步文明需求的普遍性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对先进文明创造的特殊性的统一。从发展的视野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离马克思所理解的“真实共同体”还很远,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这是最终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

  

   (作者刘须宽,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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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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