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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

更新时间:2022-07-31 2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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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那么届时,我国实现的“共同富裕”应至少达到上述水平。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在思想家的观念和头脑中完成的,而是在实践进程中向前推进的,这种融合的根本依据就是唯物史观。这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共同富裕隐性基因显性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同时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取向整合和塑造的过程。

   (二)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中推进共同富裕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共同富裕。

   第一,在经济制度上,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大同社会”理想真正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起点,产品被生产出来后,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生产决定着分配的对象、分配的性质和方式。因此,尽管中华传统文化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但这种建基于自然经济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的均平理念,不可能完全超脱于封建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这一社会现实,进而在分配层面落脚到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社会财富。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首先就是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消除生产条件占有的两极分化。在公有制条件下,按劳分配成为基本原则,这是劳动者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保障。在构建收入分配制度的过程中,初次分配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生产要素参与到分配中,要提高劳动要素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通过建立健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提高劳动报酬的数额和比重,从而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在政府作用上,要破除传统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的僵化因素,更好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目前来看,在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观念千百年来的浸润之下,我国的政府管理不可避免地保有“人的依赖关系”痕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至关重要。关于“有为政府”,习近平总书记解释说:“我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那么,聚焦于共同富裕议题上:一方面,“有为政府”既要体现出扬弃传统的官僚科层体制的一面,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把“蛋糕”做大做好;另一方面,“有为政府”又要体现出超越资本主义“小政府”的一面,跳出西方“财政—税收”的再分配框架,通过引导生产、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培育民间互助组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政府之手”的作用渗透进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各个环节,把“蛋糕”切好分好。

   第三,在社会层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互助基因,使社会力量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有益补充。不同于市场的自由,也不同于政府的强力,文化的力量是隐含且持续的。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当这一经济基础倒塌时,文化并不会立即消散,而是在新经济基础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持续发挥影响。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必须经由新生产方式的锤炼打磨,在创新发展中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具体来看,在以“社会之手”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将个体力量凝集为社会合力,这其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互助基因扮演着重要的纽带作用。这种互助观念是从封闭的自然经济中衍生而出的,在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实践中生根发芽,通过与血缘和亲族关系的结合,使中国社会形成了环环相扣、涟漪交叠的圈层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发展并未打破这种集体依赖关系,在推进共同富裕实践中,应着力打破小集体间的壁垒隔阂,将这种基于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互助理念,推广到整个社会层面,这也就是要求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在精神富裕上,既要善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思想资源,也要结合时代特点对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加以引申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准则,譬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文化基因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长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正能量作用。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同当代社会相适应、同现代化进程相协调,从而筑牢当代中国的精神根基。从目前来看,急剧的现代化变革在快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人精神垮塌和信仰缺失问题。为此,必须按照时代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载体和传播渠道,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为对抗附着在现代化进程上的“现代性”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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