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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

更新时间:2022-07-31 21: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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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则事实上构成了“物质富裕”的具象化表达。

   另一方面,尽管在实现次序上遵循“先富后教”,但是相比于物质丰裕,精神上的充实和富足是更深层次的追求。无论是管子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还是孔子关于“民、食、丧、祭”为国事先的主张,都反映了物质富裕先于精神教化的发生次序。但从儒家的一贯主张来看,修身立德才是人之根本,君子行事应重德不重富、忧道不忧贫。换言之,尽管人的精神教化要以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为前提,但是在价值序列上前者毫无疑问高于后者。正所谓:“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大学》)“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道德修养和精神教化之于个人和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在汉字中,繁体“義”字的上半部分为“羊”,下半部分为“我”。“羊”在这里代表的祭祀用品,也即集体物资,而“我”则是个人利益。这就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对“义”的理解,也即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主义观念。另外,儒家主张精神修养没有入世出世、方内方外之分,而是要在平凡的日常实践中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在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做日常的事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富裕”一词在具体使用时主要指向物质层面,但是儒家文化以“德”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修身准则,事实上已经勾勒出了“精神富裕”的基本框架。

   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生成逻辑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跟随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出场。18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共同富裕”的观念雏形首先是作为对劳资两极分化现象的否定而出现在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脑海中的。这种“观念上的愿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文学、神学等多重形式的表达,譬如:莫尔描绘的财富公平分配的“乌托邦”,康帕内拉在冰冷的监狱中畅想的按需分配的“太阳城”,欧文主张建立并付诸实践的“合作公社”。这些方案一方面寄托了处于水深火热状态中的无产阶级对于公平分配财富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由于将抽象的“公平”“平等”“道德”奉为圭臬,这些设想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实现这种愿望的制度基础,这就注定这种美好设想只能沦为空想。

   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捕捉到存在于无产阶级头脑中的共同富裕诉求,他们不仅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了理论论证,还领导了一系列实践探索。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马克思论证了“共同富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逻辑必然,为“共同富裕”从空想到现实的转变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对象。因此,对于社会贫富分化现象的研究要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出发点,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阐释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进入奴隶社会起,“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贯穿了原始公社解体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而私有制正是造成上述对立的经济根源。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的出现,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被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这种生产关系使一切社会生产力沦为资本的生产力,一切社会财富积聚在了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手中。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社会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结果,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上的必然结果;而当承载这一社会顽疾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被推翻,作为两极分化对立面的共同富裕也就获得了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一刻不停地生产着能够炸毁自身的力量——无产阶级。伴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随着私有制“最后而又最完备”的形式走向消亡,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是阶级得以消除、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极大丰富、财富归全人类所有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内容

   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解是与生产目的紧密相关的。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至少包含了三层理论内涵。

   第一,共同富裕的实现仰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前提。从根本上讲,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生产能力的高低,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总产品如何分配。因此,共同富裕首先是以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为基础的,以往一切阶级划分和阶级对立都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将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公有制为人们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权利确立了制度前提。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这里提到的“社会化生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换言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仅仅为资本提供了剥削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而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联合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才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实现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

   第二,共同富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富裕,这是基于群众史观衍生出的必然结论。从理论特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论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主体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常使用的词语是“每个人”“一切人”“所有人”“一切社会成员”“人人”“社会全体成员”等。这反映出马克思始终从个体与类相统一的视角看待共同富裕的主体。个体解放与人类解放表现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其中,社会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只有将个体解放上升到整体性高度,人的解放才具备现实可能;而个体则是人类的微观载体,人类解放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的主体向度在类属性与个体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之中得到了深刻彰显。

   第三,共同富裕的本质是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基础上的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依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以全体社会成员充分占有社会财富为前提,只有如此,整个社会才得以从谋生性质的劳动中脱离出来,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才真正建立在充分的自由时间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在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后,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和能力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全方位的发展。也是从这时起,“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迈向“自然王国”。这也是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终极价值指向。

   四、在“两个结合”中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物质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等方面有着本质差别,但是从哲学思维和精神内核看,二者却又有很多旨趣相通之处。其中,价值指向层面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重要接口,使融合具备了现实可行性。但是,包括“天下为公”理念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自发的、分散的农耕和游牧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前现代的、农业的和游牧的文化系统。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共同富裕隐性基因,从而使其成为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显性动力。

   (一)坚持唯物史观根本方法论原则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唯物史观这一方法论原则,即融合工作必须以中国当下物质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将共同富裕理解为一个历史的概念。正如“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无论是谈论“共同富裕”还是“大同社会”,都决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发展水平,而是要将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看作渐进的历史过程。

   这一方法论原则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利用土地革命对农民的号召力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既是对儒家传统“制民之产”观点的深刻体悟,同时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完成“人民”从“被统治者”到政治主体的身份转化。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科学认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形势基础上,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毛泽东认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的“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仁政”。在这一历史时期,“大仁政”才是重点,因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以“共同富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法”。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一词以时代新意,从此“小康社会”成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内涵的、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与发展相伴而来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均平”思想的基础上,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共同富裕实践,强调共同富裕的主体不是少数人而是全体人民。与此同时,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研判,认识到人民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特点,强调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层面上的富裕。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引领新时代共同富裕实践,其首要工作是要在唯物史观基础上明晰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一方面,“共同”指代的是全体人民。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民”被用来指代君权统治的对象;在马克思看来,“人民”则是指“工人和农民”;而在新时代,“人民”的范畴已扩大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这规定了“共同富裕”的主体。另一方面,应在生产力容纳范围内理解“富裕”。也就是说,既不能将新时代的“富裕”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小康”状态,也不能将其拔高为共产主义条件下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要以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根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富裕”应该代表着这样一种状态:国家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系行列,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富持有量均有显著提升,人民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够不断得到满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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