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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皓 肖娇娇:毛泽东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07-29 10:26:32
作者: 张皓   肖娇娇  
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二)关于批判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左”倾错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一开始就“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但在具体的策略问题上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遵义会议前党制定的抗日路线政策一度出现“左”的偏差。这突出体现在当时的党中央没有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曲折性,一方面来自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是否应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过激烈争论,并没有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共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党内的“左”倾错误不能正确把握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能正确处理民族自卫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之间关系,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左”的政策。

   延安时期,毛泽东系统总结党的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系统梳理和分析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分析。1941年,毛泽东写了一篇长文《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九一八事变后“左”倾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毛泽东指出,“十年内战后期”,即“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文中分析了党的历史上的主观主义错误,并指出对于包括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内的 1932年到1935年的党的路线,党的七大会作系统总结。

   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决议认为,当时的中央之所以犯“左”倾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能正确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对象的变化。决议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左”倾路线还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的新情况,对九一八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没有认识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民族自卫战争的重要性,“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仍然错误地“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

   由上可见,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从事变发生后中国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出发,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变化。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完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前,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国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与此同时,他还深刻批判党内的“左”倾错误,从思想上肃清了“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全党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清晰的认识。这“立”与“破”的两方面,为我们党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抗日政策和革命路线提供了重要条件。

   三、九一八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巩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党的抗日政策的制定。1935年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开始确立领导地位,我们党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正确分析中国社会性质、社会矛盾以及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民族资产阶级态度的变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制定出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天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等步骤之所由来。”这里,毛泽东清楚地讲明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等客观形势,是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现实依据所在。

   此外,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各阶级政治态度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毛泽东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同时,由于九一八事变使中日矛盾在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中处于突出地位,所以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和抗日大局出发,努力和平解决事变,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推动国共再次合作过程中,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政策进行了深刻批判,强调了实行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 12月 26日蒋介石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声称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团结”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对此,1936年 12月 2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明确批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推行的不抵抗政策,指出:“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和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毛泽东批评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违背民族利益继续“剿共”,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迟迟不能建立,同时积极阐述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敦促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面对国民党的历次反共高潮和破坏抗战的行径,毛泽东都旗帜鲜明地批评国民党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的错误政策,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来之不易,不能破坏。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指出:“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由于日寇无底止的进攻,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提倡、坚决实行和取得全国的赞助,使得

   ‘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但是,国民党政策的改变并不彻底,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批评国民党“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在 1927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剿共四年”,“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至 1937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指出,“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在1944年7月14日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进行‘剿共’战争”。在 1945年10月17日的延安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这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统一战线始终面临着破裂的危险。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行为的持续批判,是以批评和斗争求团结,是巩固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举措。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和中国社会的格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纠正了此前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毛泽东对九一八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的分析和评判,反映出毛泽东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历史发展的时与势基础上的历史主动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后的理论创新力量,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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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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