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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法典化语用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22-07-28 08:55:53
作者: 陈金钊  

   在法学史上,不仅法学家将法典化作为完善法律的工具,而且政治家也使用法典化来表达政治诉求,进而将其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可以说“成功的法典化都是政治家与法学家两个群体通力合作的结果”。⑨《十二表法》瓦解了祭司对法律的垄断。查士丁尼编纂的法典是“用重振法律的办法恢复罗马帝国的领土和权威,就是想用法律征服世界”。⑩《法国民法典》具有反封建的符号意义,是“以成文形式首次实现了从以等级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向以阶层为中枢的经济社会的转变,浓墨重彩地彰显出对以自由竞争为典型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政权的保护”。(11)《德国民法典》编纂带有民族统一的使命。为巩固新政权,结束殖民统治、获得独立的国家也都在积极编纂法典。在中国古代存在着盛世修典的观念。秦以后的重要朝代更替,都有修饬律典的活动。中国古代的律典以刑为主,是包容所有重要社会关系的整体性法律。重新颁布律典,一方面用于宣示旧王朝法律失去效力,另一方面也宣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12)一般来说,新律典会以轻刑、省刑为开端,而后又回到重典,以致难以摆脱律法修饬的“周期律”。

  

   盛世修典与衰世修典的命题表现出对法典的不同期待。历史上的中国,除了秦代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以外,多数朝代名义上倡导儒家思想,但基本都是“明儒暗法”,没有形成以法律为主的统治模式。欧陆对法典化的追求始于罗马法。《查士丁尼法典》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可是查士丁尼编纂法典不是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而是在日耳曼入侵后的衰落阶段。“查帝进行法典编纂的直接目的有二:一是为挽救罗马法几个世纪以来的衰败,恢复以前的光辉;二是减少众多的权威或半权威观点的错误、模糊和重复,解决冲突和疑问,并使之系统化。”(13)法典编纂还可统一法律规范,削除规范间的逻辑矛盾。“罗马的法典编纂多出之于整理策略”,(14)而整理法律的目的又在于统一法源。从总体上看,“法典编纂的目的是依据各种政策而确定的,而略观自古以来各国的立法史,并将其分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种政策:第一,治安策略;第二,守成策略;第三,统一策略;第四,整理策略;第五,更新策略”。(15)朝代更替或革命胜利以后的秩序恢复,一般会依赖修律或法典编纂,即所谓更新之策,使新的政权更具“合法性”。编纂法典也是守成之策,朝代更替需要出台新的法典,以维持新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此外,法典编纂与一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关联,例如,资本主义的兴盛使得欧洲出现了法典法治。

  

   2.法典化追求法律理性

  

   “19世纪法典的编纂是在法国革命的推动下,伴随着诸如自然法、理性主义等哲学学说以及启蒙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独有的社会历史现象。”(16)欧陆的唯理主义助长了近代法典化运动。对理性逻辑技术的思考就是为了克服法律规范间的矛盾,完成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法典编纂的理性追求表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法典编纂的理性追去表现在体例上的理性化追求。诸如沿革体、编年体、韵府体、论理体的逻辑标准设置。论理体的编纂是在模仿《法学阶梯》基础上,对法律概念、规范等进行排列组合。“主张韵府体编纂法的论者认为,法典是提供给国民一般之使用的,且不是为了执法者编纂的。当一个国家的法规以字典体编纂之时,无论法律家或是常人,凡识字者皆能从法典之中搜索出必要的法规,且易如反掌。”(17)《查士丁尼法典》开创了法律体系化、统一化的先河。现在关于法典编纂的很多观念都与《查士丁尼法典》有关。之后的法典化大多要求体现法律的明确性、一般性、稳定性、体系性等。法典的理性化追求有利于树立法的权威、祛除法的神秘性。

  

   其次法典编纂方法的理性追求。19世纪中叶的潘德克吞法学使用“提取公因式”方法建构法律体系。这种安排不仅是技术理性的胜利,(18)而且成为法典编纂的主流方法。《法国民法典》的颁布把法典编纂理性推向了巅峰。边沁认为法典化定义了法律的两大特征,即精确的结构和全面的调整。(19)理性化不仅实现了法律表达方式的清晰,而且可实现据法思考的经济思维,方便法律运用者进行法律发现或检索。在法典化走出了汇编模式后,法典规范、原则、概念、价值、权利、责任方式等的体系化成为主流话语。提取公因式又与归纳方法结合,使法律法典化方法更趋完善。“归纳的哲学之始祖又是法典编纂论的始祖。”(20)归纳就是以简约的方式建构逻辑一致的体系性法律。法典形式的立法技术有利于实现法律的普遍性、确定性、体系性和完整性。法典化是立法的典范创设方式,其基本方式,一是不改变法律内容的汇编方式,即为检索方便按照某个或几种标准汇编成典;二是根据先破后立的方式重新编纂。法律法典化多指第二种方式。

  

   再次,法典编纂的理性追求还表现为有支撑法典体系的核心概念。法典编纂是对法律规范进行体系性整合。“法典不能是抽象的理性建构,而是要适用于所有人的具体的规则。”(21)虽然法典旨在定义简约的规范体系,而不是建构理论体系,但法典化不可能回避法学理论。民法典体系建构便以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刑法典的塑造则基于犯罪构成理论。法典化的追求包含着法治精神以及对法律稳定性的期待。从理论上看,理性化的法律体系具有逻辑一致性,能使运用者更方便地检索发现、更好地理解适用法律,从而为法治提供便捷的实现路径。受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实现民法的‘形式理性’,除了民法典之外,自然法上的理性就不可能以更好的方式获得表现……民法典是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前提”。(22)法典编纂包含整理法律的方法论,通过法典化可以削除规范间的矛盾,并进一步明晰法律,使智力正常之人也可接近和理解法律,进而使法律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执行。

  

   3.法典化渴望法的安定性

  

   法典之“典”关键在于安定。法律稳定性是法律权威性的前提。没有稳定性,法律安全性就会出现问题。法典作为法律典范,是指法典不能朝令夕改,需要保持长期稳定。“一旦将法典置于法治的中心地位,那么法典具备了作为法治重要标志的核心条件。为了确保法治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此时就应当重点考虑维持法典的稳定性。”(23)法典安定的前提,是作为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具有稳定性。社会不稳定,法律自然也会经常变化。社会稳定是法律安定的基础。法典是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立法筹划。法治是建立在法律稳定性、安全性和权威性之上的治理模式,因此法典化须将法律的安全性、稳定性作为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这当然不是说法典不能变化,但变化太快的法律不宜凝练为法典。不具备稳定性的法律也难以称为法典。因为法典的基本属性就是不能进行“及时废立改”。

  

   为满足安定性要求,欧洲诸国对法典编纂非常谨慎,认为法典仅是编纂既存法例。“法典编纂是指对一国法律进行分科编制而形成具有公力的法律书面之事业,或者是指将既有法令进行整理编辑而形成法典的工作,或者是将新设法令归类编纂而形成一编的法典工作。”(24)法典化并不意味着毕其功于一役,还须为社会发展变迁留下空间。为使法典具备安定性,法学家进行了多角度探寻。以行政法典的编纂为例,1960年德国法学家的研究报告就指出:“行政法总则范围内任何成文法规定,应促使其有利于‘法的统一性’和‘法的安全性’两个目的,因此,对于有关联邦与邦之间立法以及在特别法上的一般规定,应尽可能统一。”(25)为保障法律的稳定性、安全性、权威性,就需要制定逻辑一致的权威法律,即编纂作为典范的法典。法典化所蕴含的思维是以简约的法律调整复杂的社会,以稳定的法律调整变化的社会。

  

   (三)法典化始终伴随反法典化思想

  

   从辨析的角度看,反法典化也属于法典化语用。因为是反义使用,所以单列一部分很难布局。故在本文中,反法典化语用不正式“登场”,仅于此简单叙说。由于传统中国的法律形式与法律法典化有暗合之处,加之在近代西方法学输入过程中对反法典化思想的引介不多,法典化遂成为中国法学家的主流语用。反法典化思想只有少数学者坚持。多数法律学人相信“有法典比没有好”。我国反法律法典化主张多源自国外的法学著述。经常被援引的是萨维尼对编纂德国民法典的批判。诸多反法典化的探究一般都会祭出萨维尼的反法典化主张。(26)萨氏认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而不仅是立法者的逻辑拟制。立法者不是在创造法律,而是根据社会规范及要求表述法律。尽管萨维尼等一批法学家反对,但德国最终还是通过了《德国民法典》。因此,这场争论很难说有胜负。另外,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家的反法典化思想也对我国学者有不小的影响。英美法系国家的很多学者,对法典化也持否定态度。英国法学家约翰·奥斯丁就认为,有了法典,诉讼未必能减少。确实,“法典一经编纂而成,其法律的形体就固结,就不能顺应社会的变迁”。(27)这一担忧也并非杞人忧天。法典出现会引发静止社会及发展的停滞,这一论断也是英国法学家梅因反法典化观念的经典表述。

  

   反法典化的主要理由为,法典是对社会发展的禁锢,不能与时俱进。由于社会的复杂以及发展变化,再完备的法典也不能包括全部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典既难以阻止单行法的出现,也不能消除法律解释和判例指导的必要。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发展是一种缓慢的、整体的、渐进的过程,法律阐释能更好适应科学和实践的需要,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反法典化理论。(28)从文化进化论以及社会“自然”变迁的规律看,社会发展应该顺其自然,编纂法典则可能破坏原有秩序、文化传统,对国家发展、社会秩序不利。在实践中,法典运用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这更助长了反法典化思想。一些学者意识到:“法典是法律的结晶。结晶体光彩粲然,外观很美,然而已不具备生育发达之活力。法典扼杀了法律的弹力。……丧失了伴随社会需要进行伸缩之力量。”(29)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法典使人们更加重视法律的明确意义,以致法律取代了正义的地位。“正义恰恰抗拒现代人所热衷的定义之确定性。”(30)因而法典兴则道德衰。早期法典化倡导个人本位,难以适应法律社会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这使得传统的立法至上,消极、克制司法难以持久。同时,法典概念结构的一般性、稳定性、确定性、系统化与完整性也难以赶上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变化。

  

   二、解法典化的意义

  

“解法典化”命题由意大利法学家那塔利诺·伊尔蒂提出,自1978年其名篇《解法典的时代》发表以来,许多研究者以民法典为对象,从不同角度对解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31)概言之,解法典化被认为是在法典之外出现了与之并行的单行法规,是在发现法典难以涵盖所欲调整的社会关系时,不得不运用立法手段改变某一领域法源一元化的做法。然而,由于“不同的单行法之间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与冲突,立法的冲突绝非法治的应然面貌,这亦需要法律规范的法典化予以克服”。(32)还有学者意识到,对于解法典化还可从司法、执法角度展开。法官造法是解法典化的第二种形式,宪政主义的发展是解法典化的第三种形式。从立法和实施有不同的思维走向看,笔者认为解法典化三分法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从立法的角度,解构法典体系的内在封闭性,在法典之外又出现单行法规等,从而使法典的封闭性被打开;二是从司法、执法角度看,法典在实施中必须向阐释者、案件实施等开放,否则法典就无法实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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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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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 20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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