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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明清史宏观研究的问题意识

更新时间:2022-07-27 15:47:37
作者: 赵轶峰  
但这种研究所能论证到坚实程度的东西太少,加上研讨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者以经济史家为多,从经济史角度看,韦伯学说过于玄虚,故此说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后继者不多。

   启蒙时代表述的“宏大叙事”以欧洲历史为尺度,界定了历史发展的含义。从逻辑上说,只要接受了这种尺度的历史单线发展的观念,就无法摆脱非欧洲区域历史发展的停滞论。中国史学界主流天然反对中国历史停滞论,但较早时候思考的逻辑是寻找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共同性:人类社会必然遵循普遍规律发展,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历史且都会向现代社会的方向演变。因此,中国史学界花费大量气力去化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这样的问题时,特别着力去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确认了资本主义萌芽就确认了中国自发的现代性。这种努力背后有一种夸大历史演变路径共性和偏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实际上落入了前面所说的“宏大叙事”话语系统中。除此之外,这种努力还带有一种将现代性过度分解的倾向,也就是通过找寻性质上类似的社会要素来求解历史趋势的共性。要素的定性通常是在与其环境剥离的设定条件下进行的,但历史趋势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动态过程,同类性质的要素在不同结构环境的动态演变中会遭遇差异巨大的情况,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单一要素即使完全同质也不意味着结果相同。而且,类似雇佣劳动关系这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最基本要素,不仅在中国明清时期,在许多文明的更早时候如中国的宋代甚至更早、古罗马、古巴比伦等,都可以看到。把雇佣劳动关系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只是个用语行为,没有什么不可以,但用这种“萌芽”来说明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过程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后来直到19世纪中叶的历史表明,中国没有确切的资本主义兴起趋势。中国史学界证明了以雇佣劳动关系和商品市场为尺度的资本主义萌芽,但这至多支持了中国逻辑上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无法完整地呈现和分析这种变革的实际经验。以“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概念的探讨,到20世纪末自动停止,虽然在明清经济、社会的实证性研究方面收获良多,但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理论意图。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途径,必须经由对历史本身和历史发展的重新定义,经由对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复杂论证,并需有效地将新的论证落实于实证性研究。这项工作虽有许多尝试,但总体而言迄今没有完成。

   当中国学术界讨论“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西方学术界的明清中国研究先是受“刺激—反应论”影响,用“现代化论”解读中国历史,把明清描述为苦闷挣扎的时代。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讲的就是各种纠结、苦闷、挣扎、无奈。他对明代财政的研究色调,也是保守、落后及各种无效与不明智。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研究明代心学,也以现代性的挫折为基调。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反思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发现历史”成为一个流行的口号。这样的话在中文语境里本来是荒唐的——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哪里是到现在才来“发现”的事情?但是将其放到前述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停滞论的语境里,含义很清楚并且带有一些冲击力。此论传入中国时,中国正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现实的快速变革也产生并强化了用积极的历史观思考中国历史的倾向。西方学术界的明清史研究基调也转向找寻和叙述社会的活力、变动和发展。其中,加州大学学者的研究最有群体声势,被称为“加州学派”。这些学者素以经济社会史见长,他们深入考察明清之际的经济生产力水平,据以做出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经济水平及其与欧洲经济对比关系的判断,进而对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状态与命运进行讨论。其实,加州学派的研究在自觉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意义上恰逢其时,而其方法则是在延续更早时期就流行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取径,具体是高度依赖经济学。当时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在探索和实践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等更具有“人文”意味和改革色彩的历史学研究方式。不过加州学派有个大好处,就是正面讨论明清历史的宏大问题,不像其他研究大多摭拾一些边缘现象去深描,因而在中国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响最大。

   加州学派的主张中,最主要的是明末中国经济“内卷”说、中欧经济18世纪“大分流”说、江南早期工业化说。中国资本主义主义萌芽说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关系性质,而这些论说则都以生产力水平为中心来考察经济发展状况。“内卷”说主要揭示,江南地区为主的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是通过高密度劳动力投入实现的,这样的提升不体现生产力水平的真正提高;并在可耕土地相对于人口的紧张关系和副业补偿家庭收入模式作用下,呈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长期“内卷”,即“没有发展的增长”。从经济史角度看,这项研究意义很大,因为它看到了明清时代中国农业经济中一种关涉土地资源、人口和生产关系的结构。不过,除了存在一些具体实证方面的可争议处以外,这种“内卷”模式虽然接近江南地区的情况,却并不符合其他地广人稀地区的情况。当初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就是过分关注经济最发达地区而忽略落后地区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关系,“内卷”模式在这方面也没有改变多少。而且,“内卷”说的论证集中于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农业固然与现代性相关,但在没有与发达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工厂制造业结合之前,不能单独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性需要在远为复杂、宏大的结构关系里才会成为持续的历史趋势。

   “大分流”说以明末江南经济总量(GDP)与同时期英国约克郡比较,由前者更高一些而判断当时中英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英国到18世纪工业化之后超过中国,二者发生“大分流”。这种分析比“内卷”说问题还要多一些。论者在说明其研究方式时,明确提出,这是针对以往问题意识的一种反向论证:以往常被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走了与欧洲不同的历史道路,应该变成为什么欧洲走了与中国不同的历史道路。这种提问方式的改变当然克服了把欧洲预设为正常,而把中国预设为不正常的话语方式,但以此来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论说是过分简单化的。要论证现代性是以中国为中心带动起来的,会比既有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说遭遇更多质疑。

   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判定欧洲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过程中占据了主动或主导角色,而在于把欧洲看作因其文化的特殊性而具有恒定的历史发展和进步性质,其他文化、社会、区域则不具备同样的性质。这才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双重偏见。“大分流”说的那种反向论证,没有触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定时期的特定过程,比如现代性的发生或者某项发明究竟在哪里起源并形成趋势,从根本上说是实证性的问题,并不一定构成什么“中心论”。“大分流”说关于欧洲工业革命起源的解释,过于强调矿物燃料的发现,而非把矿物燃料用于机械化生产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但矿物本身是不会迸发出巨大作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用经济总量(GDP)来比较经济发达水平时,回避了经济生产的技术内涵。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范围,不同的生产方式可以达到相同的经济总量,而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时,生产方式是不能被忽略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大分流”说基本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条件和文化、科技条件,这样来分析经济的长时段演变甚至社会趋势,是过度理想化、简单化的。加州学派学者受到一些批评以后,注意了这个问题,将制度以及更多的相关因素纳入考虑范围,结果就是调整说法,把中西之间的“大分流”提前了大约8个世纪。前后变化的背后,需要反思许多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而中国和美国的明清史界都未能深究这种调整的方法论教训。

   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基本停歇以后,“转型”或者“社会转型”成为中国明清史学界谈论历史趋势性问题的核心词。明清时代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谈“转型”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也是合理的。然而,“转型”是大范围的结构性、趋势性社会基本形态变化,不是任何变化都意味着“社会转型”,这要求郑重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应说明白“转型”内涵,说清楚原来是什么型、转到或正在转向什么型、后果如何、相关的型的分类是否具有系列特征、基于怎样的历史观或理论等。这些节点不讲清楚,“转型”就被泛化成含义不明的变化。一些论者很可能把这类问题都预设为不言自明的共识,但在学术前沿讨论问题时,轻易不能假定某种理论性的主张是共识,也就是不能设定别人怎样看问题,论者自己要把概念和逻辑交代清楚,论证的文本应该是自足、自明的。“变化”有时是循环性的,有时是局部而非整体的,有时是整体性的却是逻辑上可逆的或者后来的确逆转了的。所有的变化都会受到其他相关要素或者更大结构的影响、制约,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所以,“转型”注定是个理论与实证融合的话题,也是个关于结构的话题。凡讨论“社会转型”的论说,在捕捉个别要素或局部现象变化来推论转型趋势时,都需要建立一些因果链,且必须要阐释这类因果关系的合理性与合事实性,如果简单处理则容易陷入决定论。

   夏明方在检讨关于研究18世纪中国历史的方法论时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和中国史学界流行一种“泛近代化”倾向。从经济领域说,主要表现为把通过专业化分工实现的“斯密型增长”作为近代经济或早期现代化经济的特征,这样的增长在明清江南及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在人口控制、男女关系、政府功能、地方自治等其他领域,也各有一些把“近代性”尺度放宽的做法,从而形成了关于明清时代中国种种新的“近代性”叙述。因为更早时候流行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来看明清史,看到的多是“停滞”“传统”和“不发展”,当时所使用的“现代性”尺度是欧洲标准的,也是过于僵化的,所以对“现代性”进行重新定义是合理的。但如果把“现代性”过度泛化则会是误导性的。首先,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处理实际是从研究和书写策略着眼的,比如前文所说的针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向叙述,结果把欧洲中心主义的逻辑缺陷继承下来。其次,回避了正面问题,即在改变先前比较严格的现代性、现代化定义而使用比较宽泛的尺度时,没有论证清楚为什么这是更合理的,也没有彻底检查这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如果认为“斯密型增长”意味着现代性,且这种现代性可以追溯到很早,那么,前此追问中国与欧洲历史差异问题的意义也就基本被取消了,也就无关乎诸如晚清时代“落后、挨打”的原委。甚至,整个现代化历程中的种种努力都变成了缺乏实质意义的事情,而一些前现代的社会观念、制度也获得了在今天无批判地复活的理由。

   只要承认现代社会的产生是一个复杂宏大的历史过程,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撬动的突发后果,就必须把现代的起源作为综合的历史运动来看待。要看到在这场运动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组合关系,还要从演变的历程意义上看待这些关系。历史比思想复杂,相关因素是永远不会被全部看到的。历史学家要做的是把能够看到的尽量多的要素纳入关联视野下加以分析。分解单一要素的观察,本质上说都只是逻辑性而不是历史性的考察。此外,历史学家考察的现代性是一种体现在往事中的结构属性,是从已然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概括出来的。它有一个结果,就是大体在中国明清时代发生的全球性的现代化转变。所以,固然也要分析明清史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研究已然的历史真相。现代性这个概念经各专业各种角度反复阐释以后,变得极其繁复,接近难以有效使用的状态——过多歧义使定义本身成了学问。人们之所以需要使用一个词汇,不过是需要用它作为符号来实现思想表达的简捷、有效。思想如果是清晰的,绝不能被符号拖到混乱中去,所以要在可能的最简单意义上使用概念。在简单且适当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必需的要件包括发达的科学技术、工业化的生产体系、发达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公民主体的国族国家体制,以及与前述各项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些要件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作用,逐渐演变而共同明晰起来的。它们互为条件、共同作用,从而历史地发展起如今我们所看到的现代社会。所以,可以解析现代性问题,但不宜过分分解,也无须因为定义的分歧而把整个问题变成哲学或语言学问题。

   三、帝制时代与中华文明内聚运动的收结

现代性是将明清历史纳入全球历史宏观演变前提下所提出的问题,带有很强的全球关照意识和比较取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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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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