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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民镇: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

更新时间:2022-07-27 15:37:25
作者: 陈民镇  

  

   内容提要: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

   关键词:饶宗颐;古史;三重证据法;五重证据法

  

   一代通儒饶宗颐(1917—2018年)以治学广博著称,古史研究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饶氏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方法论上,饶氏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基础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并将之运用于古史重建的实践。具体而言,饶氏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重新反思古史的时代框架,并就古地理开展新的讨论。饶氏是疑古运动的见证者,也是“古史重建”的重要推动者,对其古史观转向及其方法论的考察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近一个世纪以来古史研究的嬗变轨迹。

   一、从“三重证据法”到“五重证据法”

   饶宗颐在学术研究起步之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且受到顾颉刚的托付,编辑《古史辨》第8册。刘起釪在《古史续辨》的“自序”中开篇即道:

   自从顾颉刚先生1926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至1941年出版到第七册,他本来打算继续编下去,已着手编第八册,专收历史地理之作,初步汇集的稿子托饶宗颐先生在香港编印,据饶先生面告,当日本军入侵香港时,全稿毁失了。顾先生晚年还想完成此册,拟即用原定篇目,重定内容体例,但未及编成而弃世了。这一传世巨著在他弃世之日,就以这七册之数留给学术界。

   《古史辨》第8册的篇目曾于1940年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办、顾颉刚主编的《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20期(1941年9月)披露,主要讨论古史中的历史地理问题。负责编辑这册《古史辨》的,正是饶宗颐。

   然而,《古史辨》这一皇皇巨制最终仅以7册传世,第8册(又称《古地辨》)当时并未印行。除兵燹离乱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饶氏本人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他曾这样谈及放弃重编《古史辨》第8册的原因:

   中间有些出版界人士要我照着该目录重新加以编印,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暇晷答应。其实,主要是我的古史观有重大改变了。

   ……

   我的思想改变,我不敢说是“入室操戈”,但真理在前面,我是不敢回避的。

   时值抗战期间,由于出版困难及其他原因搁了下来。我后来又移情他业,遂使《古史辨》只出到第七册而中辍,这是我对不起顾老的地方,至今提及,仍耿耿于怀。

   1949年饶宗颐移居香港之后,学术格局愈大,开始着手研究甲骨文及新近发现的楚帛书、楚简。利用新材料研治古代文史,饶氏这一治学旨趣实际上趋向于罗王之学“新证”的路径;其古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也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一脉相承。

   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证释的“二重证据法”。其中的“地下之新材料”指的是甲骨文与金文,既不包括没有文字的考古遗存,也不包括简牍帛书,基本不出传统金石学的窠臼。而且,王氏强调以地下材料“补正”纸上材料,以证明传世文献记载的可靠或疏误。这表明,在“二重证据法”中,“纸上之材料”占居主要位置,“地下之新材料”则位居其次,后者为前者服务。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甲骨文等新材料的发现密不可分。王氏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订殷商世系,便是一则经典事例。虽然“二重证据法”由王氏正式提出,但其具体运用则可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可以说,“二重证据法”是学者面对出土文字材料的自然选择。饶氏曾指出,“治殷史者,莫先于缀缉资料,其途有三”:一曰经传子史之疏通;二曰甲骨资料之搜采参证;三曰考证杂记之钩索。这实际上是“二重证据法”的另一种表述。

   由于“二重证据法”中的“地下之新材料”仅限于甲骨文与金文,饶氏在其基础上又提出“三重证据法”。1982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夏文化研讨会上,饶氏提交《谈“十干”与“立主”——殷因夏礼的一、二例证》一文,正式提出“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的“三重证据法”。这一提法是针对夏文化的探索而发的。饶氏认为,通过田野考古来探索夏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借助商代甲骨文这种文字材料来研究夏文化也有着特殊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他看来,田野考古必须结合文字记载:“许多人轻视纸上记载,我认为二者要互相提携,殊途而必同归,百虑务须一致,才是可靠可信的史学方法。”有文字的出土文物比没有文字的先民遗存更有价值:“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而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而甲骨文“是殷代的直接而最可靠的记录,虽然它亦是地下资料,但和其他器物只是实物而无文字,没有历史记录是不能同样看待的,它和纸上文献是有同等的史料价值,而且是更为直接的记载,而非间接的论述,所以应该给以一个适当的地位”。因此,与另外两重证据相比,饶氏尤其强调甲骨文的重要性:“我一向提倡三重材料,其中一项是甲骨文,由于向来治古史注意出土实物,对于甲骨记录,采用者不多,此项资料犹未能尽其用。” “地不爱宝,出土文物上之文字记录,若甲、金、简、帛等等,数量之富,与纸上文献资料,可相匹敌。以甲骨文而论,若千万片文字,诚为古史之无尽藏,倘能细心寻究,有无数新知,正待我人之探测,其事有同于开矿。”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与王国维将地下材料限定于甲骨文与金文的做法不同,也与一些学者混淆有文字出土材料与无文字出土材料的做法不同。饶氏关注田野考古的同时,更强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价值。其“三重证据法”反映了考古学对古史研究的深远影响,是学术发展的自然结果。正如俞伟超所言:“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也由于考古学理论的进步,已大致构筑起了中国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框架,也愈来愈清楚地看清了各考古学文化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影响。正是在具备了这种新的研究基础的条件下,选堂先生便提出了‘三重证据法’。”李学勤亦指出:“文献、考古与古文字各成专门之学,彼此犄角,互相贯通,必将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探讨拓辟一新局面。”“三重证据法”也是学者在具体研究中的自然选择。饶氏则较早将其理论化,实现了材料与方法的统一。

   除饶氏的“三重证据法”外,也有学者将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方面的材料视作第三重证据。对此,饶氏指出:

   我个人认为民族学的材料只可帮助说明问题,从比较推理取得一种相关应得的理解,但不是直接记录的正面证据,仅可以作为“辅佐资料”,而不是直接史料。……如果必要加入民族学材料,我的意见宜再增入异邦的古史材料,如是则成为五重证了。

   “五重证”的层次关系,则如下图所示:

   “异邦古史资料”虽是间接证据,但在饶宗颐的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饶氏视野宏阔,他通过研习梵文、楔形文字等异域古语文,对中国文明之外的其他古代文明有较深了解。饶氏善于运用异邦古史资料,是其特出之处,这点大致相当于文化人类学的取径。譬如,饶氏在揭示楚人先祖与域外族群可能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将中外“胁生”母题的传说加以比较研究。再如,他将《天问》与《梨俱吠陀》《阿维斯陀》《旧约》等域外文献联系在一起,讨论世界范围内的“发问”文学现象。诸如此类,均属于对异邦古史资料的运用,不胜枚举。饶氏强调“异邦古史资料”只能作为间接证据使用,显示出他对这方面材料有着清醒的认识。

   王国维《古史新证》之前处于雏形的“二重证据法”主要针对的是经学,《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主要针对古史,饶氏的“五重证据法”则被他广泛用于文学、史学、经学、宗教史、艺术史等领域的研究。运用领域的广泛成为其方法理论的突出特点。

   二、“三重证据法”与古史重建

   在“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演讲中,饶宗颐指出:

   我们的历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续没有间断和转换的,在外人代我们操笔政所写的历史,认为我们的信史,只能从商代讲起,似乎很有问题。郭店楚简中显示的虞夏相继蝉联的史实,我们何能加以抹杀?所以,我们的古代史有由我们自己重写的必要。

   所谓“在外人代我们操笔政所写的历史”,当指199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由于该书忽略了殷商之前的中国古史,饶氏认为,国人有重写中国古史的必要。

   而重写中国古史的契机,正在于出土材料的愈加丰富与方法论的革新。在《论古史的重建》一文中,饶氏纵论古史的大势及走向,高屋建瓴,提出“古史重建”的命题,并指出具体途径:

   (一)尽量运用出土文物上的文字记录,作为我所说的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

   (二)充分利用各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作深入的探究。

   (三)在可能范围下,使用同时代的其他古国的同时期事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比勘之后,取得同样事物在不同空间的一种新的认识与理解。

   这实际上是饶氏对“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的另一种表述。“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主要还是为“古史重建”服务的。

   “古史重建”与疑古思潮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在古史辨派对中国古史进行“破”的工作之后,人们开始向考古学寻求“立”的手段。所谓“立”,即指“古史重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不断推进的结果。其实,古史辨派在后期也逐渐认识到考古发现对于研究古史的重要意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李济较早提出“古史重建”命题,并投身于《中国上古史》的编撰工作。李氏之后,又有不少学者对“古史重建”问题接续探讨。饶氏也是“古史重建”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

   古史包括“时”和“地”两端。饶氏曾指出:“以前对于古史的看法,是把时间尽量拉后,空间尽量缩小。我们不能再接受那些的理论。”这里主要讨论饶氏对古史之“时”即上古世系的研究。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传说学的角度考察古史传说的流变与层累,自有其合理之处,但由此造成的对上古帝王世系的全面否定,仍有商讨的空间。例如,顾氏曾认为,楚人尊颛顼为祖在战国中期楚威王灭越之后,安大简楚史则揭示,至迟在春秋晚期、战国初期,楚人已经将颛顼纳入先世叙述。对此,裘锡圭、郭永秉等结合出土材料的研究颇具启发性,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上古世系复杂的生成过程。饶宗颐对上古世系亦有专门研究。

饶氏《史与礼》一文强调,“法、道、儒三家之书,论到远古圣哲,都在黄帝之前凸出伏羲、神农二代”。在《古史的二元说》一文中,饶氏依据近年出土的大量新材料并参以传世记载,对古史传说中炎、黄二帝二系的形成提出许多新见。他认为,中国的古史系统在文献记载中显得秩然有序;如果结合江陵王家台秦简、银雀山汉简《孙子》、马王堆帛书等材料,可以看出,五色帝简化为炎、黄二帝,形成古史的二分法,此法在春秋非常流行,由来已久;炎黄二帝对立说,虽在春秋之后曾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但实起于秦灵公作上下畤之时。饶氏由此勾勒出从神统而帝统之“二元说”的形成途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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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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