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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俏:中国经济:短期政策与长期问题

更新时间:2022-07-25 20:10:58
作者: 刘俏  

  

   本文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教授在“光华思想力2022夏季论坛”上的演讲实录。

  

   在疫情不断反复以及俄乌战争、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巨大变化的一系列挑战下,增量的经济政策该如何出台?在讨论增量经济政策的时候,必须把它置身在整个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底层逻辑之下。

   首先梳理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在此基础上,讨论目前我们要真正稳增长、恢复经济,需要的积极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更重要。政策空间有多大,以及相对应的风险该如何防范。最后就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几个具体的、创新性的举措。

   一、短期经济政策出台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底层逻辑

   由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形成的生产网络,在过去的40年里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过程中,我国经济涌现出大量重要的节点行业,以及把这些行业维系起来的大量市场主体。这充分体现了在过去的40年,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市场与政府的紧密结合。

   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支持之手或有形之手,在过去40年起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搭配作用。政府通过5年规划,通过产业政策,通过举国体制等等做法,聚焦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节点行业,这些节点行业推动技术变革和大量投资,形成溢出效应,带动了大量市场主体的出现。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投资、市场主体资源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形成了非常有活力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产网络。梳理过去40年发展时,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1.54亿个市场主体的出现,背后体现了在过去40年,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对中国经济起到的重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大量投资这些节点行业、关键行业,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增长。我们的分析也显示,在过去40年,中国的投资率(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GDP之比)和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本上投资率增长10个百分点,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18个百分点。

   我们在改革开放这40多年时间的前30年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有大量的资源配置到这些节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中国经济保持了非常高的、将近4%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我们也看到,进入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尾声,或者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这种情况下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能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已经开始下降,目前已经降到2%左右。

   所以在考虑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最宏大的背景。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特别是高质量的发展,还是需要靠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但是我们的测算也显示,现在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大概是美国的40%左右,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如果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达到美国的65%,就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十几年时间里保持全要素生产率2.5%到3%的年增速。因为工业化进程已经结束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工业化进程结束之后,一个国家要继续保持高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变得比较困难。因此在我们讨论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或者说思考如何解决中国经济长期问题的时候,怎么去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就变成我们最需要回答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政策界,包括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来源的时候,对这个问题有许多分析。对中国而言,我们有可能创造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经济奇迹,即一个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仍然可能保持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背后最大的推动在于在我们整个经济生活中还有五大动能,而这五大动能很有可能会构成未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的最重要的来源。这五大动能包括数字化转型,也就是再工业化。因为我们虽然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产业互联网进行再工业化,这个过程本身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巨大提升。同时围绕着再工业化的基建,即新基建,通过大量投资于焦点行业、节点行业,也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巨幅提升的空间。同时我们仍然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工业在未来能够在经济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占比。制造业不断的高端化发展,也能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包括技术、生产方式和激励机制变革带来的可能性。因此更彻底的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将会巨幅提升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为未来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带来可能。最后一点,也是大家经常谈到的,是碳中和进程。这不仅是单纯的能源革命,更是一个比能源革命要更深刻、更彻底的经济社会的系统变革。

   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每一个因素、每一个动能,和它们对应的大量的投资是未来我们应聚焦的方向。在讨论中国经济如何稳增长、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时,需要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通过积极的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这些节点领域、解决节点问题,从而实现比较高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是讨论增量政策,或者长期结构性改革时,最重要的一个底层逻辑,也是最宏大的一个趋势背景。

   未来我们用什么样的政策、应该投资什么样的节点领域、结合短期情况应该怎么去恢复1.5亿个市场主体的活力?在新基建领域怎么构建5G、6G的网络和地空天的通信网络?怎么向高端制造业迈进?怎么通过新型城市化、公共服务体系的进一步投资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此外,“双碳”目标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技术研发,人力资本向教育方面的投资等等,都是我们在未来需要配置大量资源的一些节点领域,也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些节点问题。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会带来大量的投资。

   这里用碳中和目标举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预测显示,如果2050年全世界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量,全球范围内需要的投资规模是131万亿美元。中国占了全世界碳排放的30%,如果等比例分配投资,按照现在的汇率来计算,2050年为了实现碳中和,我国需要的投资规模可能会达到255万亿到270万亿人民币的体量。其他机构发布的预测报告也基本是百万亿量级的投资。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增长动能和增长模式的剧烈变革已经开始。

   这种背景下,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增量政策的出台应该怎么去做?我刚才特别强调了这个背景,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投资,高投资率也是过去40年中国经济能够顺利完成工业化的进程、能够保持超过9%的年均GDP增速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实施积极宏观政策的空间与风险防范

   未来我们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大量的增长动能,需要通过投资去实现。这种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变成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但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顾虑,就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带来公共债务过快的增长,这背后对应着金融风险。特别是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两位已经去世的经济学者,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和明斯基(HymanMinsky)的观点又重新获得学界高度的重视。金德尔伯格和明斯基认为,当一个经济体在经历债务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形成债务泡沫,一旦债务泡沫破灭就会带来金融危机。所以在思考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担心,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伴随公共债务的过快增长,这会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急剧上升。

   我的思考是,在目前这个阶段,特别是我国面临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个政策理解的框架可能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约束。我们讨论合理的债务水平时,一般是用一个国家的GDP作为分母去测算这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当宏观杠杆率比较高的时候,债务增长速度可能过快。但是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或一个经济体,在面临巨大变革的时代,它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应该锚定的是GDP,还是应该考虑一个比GDP更广义的,我们把它叫整体价值的概念?因为GDP难以衡量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很难衡量一个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或者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的能力。而把GDP作为宏观政策的锚,有可能会过高地估计宏观杠杆率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也导致政策制定者在需要大量投资,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采取一些过于谨慎和保守的政策举措,最终反而导致经济恶化,加大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这个观点还需要通过实证分析去验证。最近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研究,比如我们分析了过去全球100多个国家,在过去30年间爆发的历次金融危机。我们也分析了过去三年的情况,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急速上升,同时整个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也快速上升时,那么这些国家确实有45%的可能性在未来的三年会爆发经济危机。我想这个结论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金德尔伯格和明斯基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我们也发现明斯基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或者所有的经济体。尤其对那些政策空间比较大的国家,也就是整体价值远远高于GDP的国家来说,即使它在过去三年内债务和资产价格均快速上升,有泡沫出现,这些国家或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只有7%。我想这一结论为我们在政策制定方面提供了一些启示,因为目前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一种认知,即我国的整体价值是远远大于GDP的,换句话讲,我们有实施宏观政策,特别是积极的宏观政策的巨大的空间。

   同时,我们现在面临增长动能的转换,并且处于工业文明与新型文明交替的时代。我们在诸多领域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同时还有1.5亿个市场主体,这些市场主体一旦被全面激活之后,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绝对性的作用。应该说在目前所处的阶段,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都具备实施积极宏观政策的巨大空间。当投资率大于融资成本的时候,积极的宏观政策,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是可以延续的。我想经济学界通过模型推导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判断。现在国债的融资成本大约位于3-4%之间,但是我们投资于整个实体经济带来的投资回报,如果用GDP增长来衡量,今年的GDP增长目标是5.5%,意味着投资于实体经济所带来的收益是超过融资成本的。

   这种背景下,适当地扩大国债或者专项债的规模,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考虑到公共债务,即加上国债、地方政府债以及隐形的或者或有的债务,我国的宏观杠杆率的范围大概在80%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现在130%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我国现在整个公共债务占到GDP的80%,如果我们要达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考虑到美国也是一个整体价值比较高的国家,相当于我们还有40-50%的GDP的空间。

   所以在这些背景下,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大量的投资,还有很多节点问题需要去解决,同时我们投资的效率又高于融资成本。这种背景下,在实施宏观的政策时,我们是否可以稍大幅度地提升宏观杠杆率,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财政政策。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判断,即我国具备实施积极的宏观政策的空间,只要通过积极的政策带来资金,最终通过1.5亿个市场主体,以市场化的方式配置到急需投资的节点行业,去解决这些急需解决的节点问题,这个过程中的风险应该是相对可控的。

把这个判断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可以给未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举措提供一些思路。最基本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在目前这个阶段,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聚焦未来中国生产网络中的节点行业,解决我们新发展阶段的节点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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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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