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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娟: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类型、凝聚机制与形成过程

更新时间:2022-07-25 10:07:58
作者: 张淑娟  
其一,历史书写要确定描述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复杂的国内外挑战,既然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确定描述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则。这就要在全新的框架下对中华民族进行历史书写,对民族单元的书写要纳入这一整体框架,将对民族单元研究作为民族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如此才能保证历史书写原则的一致性和时间上的连续性,才能确保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大方向。费孝通、陈连开等老一辈学者早就指出民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对象限于少数民族自有它的缺点。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个概念中的局部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中国的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11]49将民族单元特别是少数民族研究纳入中华民族研究的宏观框架既符合历史,也会对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际具有方向性指导作用。

  

   历史书写包含丰富的内容,如疆域史、中华民族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民族关系史、各民族史等。历史书写以继承的共同性为主要对象,既包含对各民族自然交往交流规律性的描述,也包含政治力量形塑的客观叙述,即对历代中央政府、少数民族政权和地方政权制度设计和政治安排的说明,反映历史自身的规律性。同时,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进行系统梳理,并不意味着回避历史上的民族矛盾甚至民族冲突,矛盾和冲突是民族关系的组成部分,否认它就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吕思勉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演进史》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就是包含着好几个民族的。诸少数民族,对于主要的汉族,以往的关系是如何?现在的关系是如何?谈民族问题的人,都应该忠实叙述。为要求各民族亲近起见,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14]254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在忠实全面叙述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整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中促进民族共同性增加、民族关系不断趋于团结和中华民族整体性不断加强的因素,而这些共同性恰恰是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密码。另外,应加强中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多视角研究,从而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性这一研究主题。

  

   其二,在历史书写和民族关系现状基础上的能动构建。在历史书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巩固和深化中华民族共同性,从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以凝聚的共同性为主要对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重新思考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一方面是理论上的构建,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的主线,在此框架下加强内涵、构成要素、演进机制和基本特征等中华民族相关议题研究;加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加强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加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研究;加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加强民族团结及进步创建实践研究;加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等。另一方面是实践上的构建,通过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通过学校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强化国家认同;通过各类文化宣传加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推动民族精神的重塑和提升;通过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强全体人民的国民身份认同,推进国家构建内涵发展;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人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等。

  

   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维系和凝聚既需要进行历史书写,也需要能动构建,二者都是对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与再凝聚,描述是前提和基础,构建是延伸和扩展。“保持描述视域下的‘共同体’半径与构建视域下的‘共同体’半径的同步性,保持两个‘共同体’边缘变化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保持二者的良性互动,实现两个‘共同体’的高度契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15]同时,二者关系又具有相对性,今天的建构是明天的描述,二者辩证统一。当然,共同性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要动态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

  

   2.2 历史方位与目标互动统一的凝聚机制

  

   历史方位与目标的互动统一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横向划分相对应,中华民族所处的历史方位是凝聚共同性的出发点。历史方位涉及“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和“到哪里去”三个方面,本部分仅以“现在何处”即新时代为原点,分析各民族交往交流自发形成共同性的内在逻辑,及其与国家力量推动下共同性生成力量的契合。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讨论虽始于族际关系,但共同性一定是从个别性开始,即以民族单元的形成为起点。民族单元形成于相对封闭的生存空间,并经过漫长的生成过程。“社会关系具有两面性,它既发生在个体之间……同时也超越了个体范围。”[16]26传统在个体之间呈现,传统又能超越个体而传播和扩展,传统似乎可以不依赖个人而一直存在下去。实际上,个体是传统延续和扩展的一个中间环节,个体是传统得以存在和延续的主体,一种传统要反复被肯定才能不断延续和扩展。传统经过反复强化,以文化标识的民族身份固定下来。民族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随着族际交往日趋频繁,民族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在这过程中一个民族的个性可能发展成为各民族的共性,即范围的不断扩展,这种普遍性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深化和升华,特别是经过政治力量的有力推动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或者民族精神。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存在,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有力的保障,共性也可能萎缩为个别民族的个性,部分甚至全部消失。这一过程既可能是自然过程,也可能是人为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主义制度逐渐融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主张在实践中得到落实,为各民族交流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各民族迎来经济文化繁荣的同时,共同性也不断增加。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发展和不断巩固,不断消解狭隘民族主义的负面性。同时,国家加强政治统一建设和文化统一建设,“一方面是政治统一的建设,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实施,在建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同时,使国民完成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从对君主和神权的忠诚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的转变;另一方面是文化统一性的建设,即通过制度、政策和教育宣传等手段促成国内文化的同一化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统一民族认同,一个国家一种文化”[17]。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塑造共同性,同时通过教育引导促使共同性不断增加。同时,要明确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不是要压缩各民族展示民族个性和多样性的空间。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18]“多元”和“一体”相互成就,若只有“多元”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只有“一体”将会丧失生机和前进的动力。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建设,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族际关系纽带是指导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国家政策层面积极推进的同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出现了大量人口流迁的情况,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加,也推动了共同性的不断凝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之一是凝聚共同性。无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还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其核心目标是增加中华民族共同性,消除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的障碍。如前所述,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碍中国发展,插手中国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处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刻,国内面临各种突出的问题与挑战,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这一发展阶段需要提出新的思想回应时代挑战、凝聚共识、增强国家认同、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这样的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运而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梦想。因此,凝聚和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性由此成为共同行动。探究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不仅包括凝聚内容的更新和重构,也包括凝聚机制的更新和调整。同时,内容与机制的交叉和互动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性的进一步凝聚。

  

   3 在中华民族复合性生成的过程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

  

   上述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讨论,主要关注的是“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即从各民族单元的视角来观察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演进。中华民族的演进还有另外一个侧面,即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一”对“多”的凝聚。“中华民族”作为整体性认知和“整全型人格化身”在不同阶段为各民族单元的历史选择提供基本价值和政治导向,而共同性的成长和巩固搭建起“多”与“一”的桥梁,从而抵制和消解中华民族凝聚的内部张力,逐渐沉淀和积聚出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原则。因此,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体性立场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复合性不断复杂化及其连续性基础上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在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民族国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关键性外来因素推动中华民族最终实现现代性转变。同时要注意,中华民族复合性的生成是动态的过程,具有鲜明的过程性和阶段性,与此对应,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凝聚同样具有过程性。

  

   中华民族是复合型民族[19],或称为“复合民族”,是指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性和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众多单一民族的集合体[20]。也有学者称为“复合性民族”“指内部包含层级结构的民族……是众多民族的结合体,出现了整体与单元(或曰分支)的层级结构”[21]191-200。周平在与西方现代民族的对比中也指出中华民族的复合性特征:“中华民族除了具有现代民族的一般本质和特征,还有自己独特的本质和特征,体现出突出的复杂性。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复合性的民族……成为一个兼具共同性与差异性、政治性与文化性、个体权利性与整体命运相同性质的共同体,体现为一个国民共同体与多族聚合体结合、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结合、国民个体权利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结合的复合性现代民族。”[22]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复合性,是对中华民族复合性的静态观察,而中华民族复合性特征的形成和不断获得具有过程性。如果能够动态把握中华民族的复合性,将中华民族族体的整体演进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凝聚力传承和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呈现视为主轴,将各民族自然发展及其统治力量的政治选择视为变量,同时将近代以来外来的主要政治理论视为关键性外来因素,从多元视角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及其凝聚机制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华民族复合性获得过程是把握中华民族共同性凝聚机制的钥匙。

  

中华民族是民族实体,具有复合性特征,其复合性可概括为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一是实体结构上的复合性,当下的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单元构成;二是内涵上的复合性,以实体结构复合性为基础,体现为内在生成逻辑与构成要素的复合性,即以民族单元构成要素为基础,又有别于民族单元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制,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结合、东方与西方融合、兼具“国家”与“民族”的双重使命的独特内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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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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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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