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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泓江:迈向日常生活的传播学:论列斐伏尔思想中的媒介向度

更新时间:2022-07-25 09:46:26
作者: 李泓江  

   内容提要: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传播学中长期处于边缘性的位置。在传播学思想史上,这一议题也处于被忽视状态。事实上,列斐伏尔最早开启了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开展媒介研究的先河,在他的《日常生活批判》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媒介现象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列斐伏尔分析了媒介与生活意义之间的关系、媒介对人心理机制的操控、对人闲暇时间的占据、符号拜物教以及媒介功能化悖论所导致的“再隐私化”现象等,这些讨论即便在今天也具有十分深刻的批判意义。对列斐伏尔媒介思想的发掘,在数字化生存历史语境下给了我们关于传播学发展一种新的启示:关注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并且从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出发而非从媒介出发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恢复日常生活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开启一种迈向日常生活的传播学。

   关 键 词: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  媒介  传播学理论

  

  

   纵观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从杜威关于媒介与现代社群生活的讨论、帕克对报刊与移民生活的研究,到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与时空、生活的零散讨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受文化研究与人类学影响而出现的媒介文化人类学对媒介与生活结构性关系的关注①,以及新世纪兴起的数字媒介与生活关系的研究,日常生活从来都没有游离出媒介研究和传播学的视野。不过,在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所主导的主流传播学中,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这一议题长期处于一种边缘性的位置。

  

   这种边缘性的位置,深刻地反映在传播学学科史、学术史的建构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现有的传播学思想史与媒介研究理论体系中,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和忽视了,与之相关的理论脉络、研究图谱也处于主流传播学教材和思想史研究之外,一如有学者所说,以往传播学忽视了媒介研究的生活向度,“忽视了受众其实是嵌入日常生活脉络中的行动者(actor),无论信息接受或诠释行为都展开于日常生活实践中”②。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少有关于媒介与生活相关研究历史的梳理,较为主流的传播学教材或传播学思想史专著中,如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刘海龙的《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等,也少有将媒介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作为专门内容来加以讨论,甚至于完全忽视媒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尽管个中原因是复杂的,例如学科范式的惯性影响、学科知识史建构的偶然性因素以及关乎媒介与生活议题专门性研究成果的相对少见等都可能是造成上述境况的原因,但这些偶然性及历史性的因素却并不能够说明媒介与生活议题是次要的、从属性的和无足轻重的。相反,就媒介研究所处知识与思想的整体环境来看,作为人文社会学科重要基石的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明显的生活转向。日常生活/生活世界开始成为哲学和社会学所关注的重要议题,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赫勒、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思想家纷纷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越来越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基础性议题。

  

   对于媒介研究和传播学而言,在众多讨论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的思想家中,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是十分重要的一位。他不仅将日常生活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建立了系统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而且还最早在日常生活的整体语境中对媒介进行了分析与批判。然而,相较于他的空间思想在传播学领域的重要影响③,他在《日常生活批判》(Critic of Everyday Life)和《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等著作中对媒介所展开的探讨,却很大程度上被传播学所忽视了。这一方面反映在迄今为止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没有列斐伏尔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也反映在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很少有文章专门探讨列氏的媒介与生活关系思想。因此,借用Stanley Aronowitz的说法④,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家和城市学家的列斐伏尔,不仅是被忽略的哲学家,而且也是被忽略的媒介学家。

  

   本文想要做的,是在媒介与生活关系长期得不到传播学重视的现状下,深入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等经典著作,发掘其日常生活理论中的媒介思想,并藉此寻找媒介研究的生活向度。具体来说,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列斐伏尔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媒介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现代生活的运作逻辑和运行机制中,媒介处于怎样的位置?其又怎样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整体运行?在列斐伏尔的眼里,媒介会给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以及对于今天的传播学和媒介研究而言,我们可以从列斐伏尔那里获取怎样的启示?

  

   一、现代媒介、异化与生活意义的循环

  

   对于列斐伏尔而言,人的现实生活是他媒介相关论述的逻辑起点,也是其媒介思想的价值关怀。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开篇,列氏就肯定了现代媒介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造与重建,诸如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是现代社会众多技术中的一种,现代科学技术渗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并从内部改造日常生活⑤。媒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闲暇时间的改造。

  

   现代社会中,闲暇活动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而收音机、电视机等现代媒介,则是被创造出来为闲暇需要服务的,因此,列斐伏尔将这些媒介称作“闲暇机器”(leisure machine)。闲暇需要中既体现着闲暇的特征,又体现着作为“闲暇机器”的现代媒介的特征。闲暇与工作、家庭生活,被列斐伏尔视作日常生活的三种基本构成单元,闲暇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相互结构关联。他着重分析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直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的人和作为劳动者的人之间有了区别。家庭生活与生产活动分开了。闲暇生活也与生产活动分开了”⑥,“一种全新的、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假日(holidays)——开始取代焦虑,成为社会中的焦点”⑦。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分离开来的工作与闲暇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工作是繁忙、艰辛、必须诉诸精力的,闲暇则给予现代人免于劳累和紧张,获取消遣、娱乐、休息的期待;工作与必然相关,闲暇则提供了自由的可能。可以自由支配的闲暇总是尝试寻求对日常生活单一、平淡、重复以及劳累等状态的突破。媒介恰好为闲暇时光摆脱单调和平淡提供了可能性路径。在列斐伏尔看来,媒介对单调生活的突破方式主要是通过两种机制来实现的:

  

   (1)反差机制。生活之所以平淡,在于生活的内容往往是重复性的,人们周遭的日常事项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媒介若要有效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与平淡,必然要与日常生活形成反差,给日常生活带来新鲜的、不一样的体验,才能向日常生活源源不断地输送意义。事实上,媒介所构造出来的拟态世界往往是日常生活的镜像呈现和反差呈现,在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现代媒介中,“我们进入了巨大的虚幻反转形象王国,我们找到的是一个虚幻世界”⑧,正是在媒介中人们了解了与日常生活不一样的世界,满足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也由此,现代媒介以一种反转的形象构成了日常生活意义的补偿机制,成为人们打发闲暇时光的生活必需品。

  

   (2)意义循环机制。媒介所构造起来的与生活充满反差的镜像世界并不是纯粹虚构的,相反,其往往以具体的现实世界和他处的日常生活为蓝本。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中,列斐伏尔指出了媒介与日常生活意义的生成、流动机制:借助于媒介的运作机制,日常生活构成了一个意义循环系统,日常生活需要意义的流入,媒介便将远处的世界、远处的日常生活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形成富有戏剧性的作品,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意义需要形成填充和补足。因此,通过媒介的中介和表征作用,外部世界也是内部世界,外部世界被巧妙地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外部世界也经由媒介的中转作用成了人生活意义的重要源泉。这种日常生活意义的循环,可以通过以下这段话清晰地体现出来,“广播和电视……通过从日常生活大背景下提取日常生活,凸显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表现它的不一般的特征,用意义强化日常生活,这些表达日常生活的艺术现在已经变成了高度熟练的技巧”⑨。

  

   媒介对日常生活意义弥补的上述两种机制皆源自于媒介的中介属性,正是由于媒介的中介性,人们才可以通达由他处日常生活抽象与反转而创造出来的反差性/镜像性虚拟世界。在列斐伏尔的论述语境中,媒介的中介属性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价值。其一,媒介充分拓展了人生活世界的外缘。媒介能够复刻世界、呈现世界的功能,使得人与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人不再是生存于狭小生活空间的人,而是成为像麦克卢汉所说的拥抱全球的一份子⑩,世界与历史开始以现时的方式走进人的生活之中,“大众传播工具制作出完整的历史,‘世界’本身,所有人都可以接近,大众传播工具把过去,甚至未来,都带进了现在”(11)。其二,媒介可以有效地提升人们的文化素养。“通过持续地改进大众传播方式和分布手段,这些技术传播了人类作品中最精致和最微妙的事物,一些人用毕生精力致力于那些辛勤劳动,那些作品中包括了时代与文明”,而通过汇聚与呈现这些最精致和最微妙的事物,“现代技术使人们的品味更加精致,提高了文化、教养和教育水平,把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带给了大众”(12)。

  

   然而,作为批判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斐伏尔眼中更多是媒介这一意义循环实体所蕴含的内在矛盾。对于列斐伏尔而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日常生活批判的根本性思想来源,这一理论也同样影响了他对现代媒介的批判性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门阐释了工人阶级劳动的异化理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13)。列斐伏尔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在他看来,异化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而言的,而且是所有人乃至所有事物、所有活动都无法逃脱的必然宿命(14)。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媒介的活动,自然也不能摆脱异化的宿命。日常生活中媒介异化的表现在于媒介不是用丰富与深刻满足日常生活,而是用平凡和琐碎占据日常生活,媒介并没有将人带出日常生活的意义危机,反而造成了日常生活深度的丧失,让生活陷入新一轮的意义危机之中。在媒介异化的作用下,人们对意义的追寻与意义的虚无,构成了一种死循环,越是追寻,生活与意义之间的裂缝越大,就越令人匆忙不迭、迫不及待,仿若在不停地同时间赛跑,以至于使我们的社会从一种等候性的文化症候,走向即时性的文化景观(15)。因此,列斐伏尔说,“个人生活依然匮乏。用‘全球’来填充个人生活这个窟窿、这个裂缝,用纸糊上这个空白,掩饰绝望。时间塞满了,生活似乎就要爆炸了……‘塞得满满当当的,却还是空空如也’”(16)。

  

结合列斐伏尔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导致媒介在日常生活中发生异化的原因至少存在两种:其一,媒介内容生产的工业化和标准化。作为文化工业和内容产业的一部分,现代媒介中的内容生产越来越像工厂中的流水线,就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讨论的那样,“工厂像铁幕一样,消解了一切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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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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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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