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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如何建立现代的真实心灵?

更新时间:2022-07-23 23:52:13
作者: 金观涛 (进入专栏)  

   科学乌托邦,人文精神的衰落与“真实心灵”的解体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回顾20世纪的另外两件大事:一是20世纪科学革命,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二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见证了颠覆性的科学革命相继发生,从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彻底变革似乎成了科学发展的常态。大家一度乐观地相信,进入21世纪以后还会有新的科学革命,但事实上并没有。换言之,科学理论虽然仍在不断进步,但是告别了革命。为什么20世纪会发生科学革命呢?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成为现代科学的基石,为什么科学理论不再出现“范式转移”?对此,哲学家知之甚少。20世纪的科学哲学家——从鲁道夫·卡尔纳普、卡尔·波普尔到托马斯·库恩,他们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最后都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他们对“什么是现代科学”的哲学探索也都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人类虽然取得了巨大的科学知识进步,掌握了越来越发达的技术,但在整体上理解现代科学碰到了巨大的困难。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失败与第二轮全球化的价值基础遭受挫折是一对孪生兄弟。

  

   20世纪人类思想界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自从尼采宣告“上帝已死”之后,基督教在西方一天天退出公共生活。在价值多元主义的背后,是人文精神的沦丧。自17世纪现代社会在天主教文明的土壤中起源以来,包括宗教信仰在内的人文价值一直是和科学并列的存在。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共同维系着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但20世纪人文精神面临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一次又一次的轰炸。即使在极权主义消弭后,人文精神仍不断受到虚无主义浪潮的冲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批判的人文精神再一次尝试重振力量,却没能恢复自己的活力。后现代主义退潮之后,人文精神终于伴随20世纪的终结一起寿终正寝。

  

   一个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世界必定是畸形的,其后果是科学乌托邦的兴起,它除了为新形态的极权主义在21世纪提供正当性外,还意味着技术压倒科学,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当人们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而只有具体的科技知识时,科学乌托邦的泛滥也就不可阻挡。什么是科学乌托邦?我们可以以生命科学为例进行说明。今天,基因工程和合成生物学的新进展引发了人类生活前所未有的巨变,然而人对生命的宏观理解,远远跟不上对生物细节知识的了解和操纵。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技术主宰了整个科学,人类开始盲目自信可以扮演造物主的角色。谷歌的首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甚至预言人类在2045年将实现永生。科学乌托邦指的正是这种对科学技术的盲目迷信。

  

   在社会事实公共性消失,人们不能理解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文精神衰落这三件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增长一日千里的今天,人对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狭窄”,指的是当下只有具体的科学技术才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而对社会事实的公共性以及“什么是科学”这些整体性问题,大多数人失去了判别能力。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模糊”,指的是真实性反思能力的丧失。为什么人文精神会衰落?原因是很多人认为过去的信仰和道德是假的。那么为什么过去人们视其为真呢?对此,大多数人不去思考或没有能力思考。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时代,正是源于人们失去了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我们把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称为真实的心灵,这样,上述种种现象的思想根源可以统称为真实心灵的解体。

  

   半途而废的认识论革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失去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居然和20世纪哲学革命有关。众所周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这就相当于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不可能认识水给其带来了怎样的限制。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比喻来形容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如鱼可以跃出水面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学家发现世界和语言同构,认识到形而上学是语言误用带来的错觉。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和20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认识论革命。不同于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建立,这是一场禁锢人思想的革命。在维特根斯坦这位公认的天才作为哲学革命代表的背后,是哲学被阉割,其创造性被束缚在牢笼之中。我们可以用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的兴起来说明这一点,正如卡尔纳普所主张的,哲学家的唯一工作变成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这样一来,人类似乎就可以找出语言是如何把握对象的,从而勾勒出思想运作的大结构。这确实是一种很精彩的哲学想象,但结果是哲学再也不能承担起重建人文精神的任务,“大写的人”萎缩了。人的理想也随着哲学的死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还是人类不能理解现代科学,都对应20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和认识论困境,语言学转向则意味着哲学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从而取消了自身所背负的重担,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忽视了哲学革命对真实性判据的巨大冲击。自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明确认识到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约定,符号串用自身结构来表达对象的结构。因符号串本身没有真实性,它只能从经验那里获得真实性,这样一来,只有科学和逻辑为真。人文精神失去了真实基础,因此必然走向衰落。换言之,科学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能被经验证明且符合逻辑。符号的发现不仅将真实性窄化为科学事实,还取消了符号和任何整体的真实性研究的意义。这不是正好证明了上文提出的人们对世界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吗?

  

   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又同时失败,这并不是偶然巧合!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类退回19世纪的思想状态,使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回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次全球化价值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好比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第二次全球化的基本观念没有17世纪现代思想那样的真实性基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兴起,虽然促使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现代价值的基础,但这一反思的对象过于狭窄,仅限于社会制度、政治哲学和相应的价值层面。例如,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用市场经济来为现代社会辩护;无论是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哲学,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都只能在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论证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一旦社会问题超过专业领域,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必定束手无策。

  

   为什么支持第二次全球化的新观念系统如此狭窄呢?原因正是哲学革命摧毁了一切宏大叙事的真实性。哲学革命之后,人文领域普遍的理论和形而上学之间的界限依旧模糊不清。在很多人看来,如同早期自由主义那样广阔宏大的理论在学术上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改进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让人类对现代性、科学和生命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努力无功而返,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哲学被困在语言分析的牢笼中。事实上,哲学革命不仅没有用新的符号真实观来为现代社会建立更坚实的价值基础,反而否定了符号系统本身的真实性,从而加剧了真实心灵解体的趋势。

  

   现在我们可以对20世纪社会思想的危机和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做一总结。自现代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对真实性的整体判断能力在科技和经济发展中就存在不断狭窄化和模糊化的趋势。哲学革命摧毁了符号系统本身具有真实性的根据。这样一来,任何一种为现代价值提供正当性的理论必须建立在科学之上,而这又不可能实现。因此,除了具体的科学技术外,宗教、道德和普遍的人文理论都没有真实性。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真实心灵完全解体了。

  

  

   现代性和真实心灵

  

   这一切是不可避免的吗?为了剖析真实心灵走向解体的历史过程,必须先严格界定真实性。21世纪人类知识爆炸,事物各式各样的细节都有准确定义。只有一件事情在专门化研究之外,那就是真实性本身。我认为,真实性是主体对对象的一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它规定了主体对这一对象是忽略还是注意。这种最基本的感觉和判断,是进一步评价对象、规定自己和对象关系的前提。它是人类生存的条件,也是对科学和政治社会、哲学领域进行探索的认识论基石。

  

   真实心灵的形成可追溯至轴心文明的起源。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最早注意到,公元前数百年间出现了与消逝的古文明(如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截然不同的不死的文化。此后,西方学术界用“超越突破”的概念来深化这一发现。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研究。我认为“超越突破”的本质是人从社会中走出来,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生命终极意义。一种非社会的主体性由此起源。我把经过“超越突破”的文明称作“轴心文明”。因为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为了克服死亡,人必须寻找能够超越死亡的意义,即“终极关怀”。我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证明:超越突破只存在4种不同的类型。我称之为4种超越视野,它们分别是:(1)希伯来救赎宗教;(2)印度解脱宗教;(3)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4)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传统文明。任何一种超越视野都包含相应的终极关怀及其规定的价值和经验,它们回答了生死问题并给出了“应然社会”的组织蓝图。从此以后,不死的文明和独立于社会的主体产生了,它们一直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其中,认知理性(发现自然法则)因无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义,最终与希伯来救赎宗教结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

  

   自轴心时代以来,人一直是三种真实性之载体。第一,每个人时刻面对外部世界,可区分对象是否真实并对其做出判断和反应,我称之为经验(包括通过广义的技术感受到)的真实性;第二,主体每天面对自己,自我作为一个行动和价值的载体,存在着行动意义和价值的真实感,我称之为价值的真实性;第三,人是面对死亡的存在,在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时,主体会对生命终极意义之拷问做出回答,并伴随有相应的思考和行动,我称之为终极关怀的真实性。

  

在各个轴心文明,上述三种真实性都是互相整合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真实的心灵,真实心灵是传统文化的基石。现代性起源于希伯来宗教和认知理性的分离并存,在这一过程中,认知理性进一步演变为现代科学。我在第一编中会详细论述这一过程。从此以后,互相整合的三种真实性开始分离,并在各自的展开中走向对自身的理解。这是真实性的大解放,但人们不知道,这三种真实性本来是互相维系的;一旦发生分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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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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