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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如何理解现阶段中国城乡差距

——兼与叶兴庆、李实商榷

更新时间:2022-07-20 17:57:36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一定是村庄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而留在农村的往往是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户,据此推断,平均下来农村居民收入似乎还要下降。但实际上,经济条件好的农户进城去了,也将之前所占有的各种农村获利机会让渡出来了,留守农村的农民反而有了更大增收空间。

   据此反观叶兴庆等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国内比较时的判断: “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靠前的5个省份和最靠后的5个省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20年两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1.75,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达到2.43”;最低的甘肃只“相当于排名最靠前的上海的29.6%”。问题就来了,这种比较合适吗?在农村居民收入靠前的上海,以及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省等地部分农村早已工业化,农民不再从事农业,而是在家门口从事二三产业,这样的农村虽然在体制上仍然是农村,但实际上已经是城市内在组成部分,农民就业乃至生活方式早已城市化了。中西部农村实际上不再可能复制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的经验,因此缺少家门口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他们的收入与城市带内农村的农民具有可比性吗?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农村居民收入最高的5个省份与最低的5个省份进行比较本身就是误导。

   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来看,农户家庭收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农业经营性收入。这项收入水平全国相差不大,因为全国农村基本上都是“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农业经营性收入主要涉及那些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民,尤其是老年人和妇女,收入尽管不高,但比较稳定,可以保证家庭的温饱。二是工资性收入。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来自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工资性收入。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收入水平实际上相差不多。当然,越是大城市,平均工资越高,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也高。在中西部县城买房的农民可以不离家就在当地找工作,但工资却往往很低。

   如果将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算作城市居民收入,显然城市居民收入要远高于农村居民收入,因为农村居民主要是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相对弱势的农民。若只视全家进城农民为城市居民,而将父母仍然留村的进城农民工收入算作农村居民收入,也会因为农村经济条件最好的农户进城而使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这就是很正常的情况。

   城市居民收入高于农村居民有很多种原因。第一,是前面已讲过的,农村富人进城了,穷人仍然留村,农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下降了,但是这又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农村穷人有了扩大耕种面积、增加获利机会的可能。第二,城市富人多,企业老板、社会精英、白领都住在城市,是城市居民。这些人接受更多教育、拥有更多经济、社会、文化资本,所以有更高收入,也是被当前中国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第三,城市居民有更多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当然也有更大的消费压力,农村居民农业收入较低,消费相对也低,自给自足经济是存在的,住自己房子是不用花钱的。鉴于以上原因,城乡居民收入有差距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善的农产品市场意味着,农民在土地上只能获得平均利润,持续获得超额利润是不可能的。在经营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指望目前大约2亿农业劳动力经营20亿亩耕地,致富显然不可能。完善的全国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哪里工资高,哪里就会有更多求职者,并最终将过高工资水平降下来。之所以工资超过平均水平,无非是生活成本高、风险大、干脏累苦活或工作有技术门槛。沿海地区农户收入高,因为一家三代人都在市场上赚钱,而中西部地区大量年龄稍大的农民只能“在墙根下晒太阳”。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根本上仍然是农业劳动力太多,而耕地太少和农业GDP太低所导致的,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办法是有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从而让留守农村的农业劳动力有足够大的农业经营规模和足够多的农村获利机会。因此,农民进城才是唯一且根本缩小城乡差距的办法。没有农民进城的决定性胜利,就不可能真正缩小城乡差距。

   而农民进城又是一个历史性过程。中国目前仍然有5亿多农村居民,若加上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的2亿多农民工,则农村仍然有近8亿农民,这8亿农民家庭绝大多数都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农户家庭一方面进城去分享城市经济发展成果,一方面又保留农村退路,且让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父母留守务农。务农既有农业收入,又是农业就业,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就不是“等死”,生命就有价值。

   城市比农村有更多机会,农村精英家庭进城了,农户家庭青壮年进城去了,他们不仅是到城市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更是到城市寻找更多获利机会。无论是否将这两部分进城农民算作城市居民,城市居民收入都会比农村居民收入高,且城市一定比农村获利机会多。正是因此才能开启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如果农村机会比城市更多,农村居民收入比城市更高,农民怎么会进城去呢?

   农民进城并非盲目进城,而是相当理性地进城。他们不是一进城就割断与农村的联系,而是在进城的同时也保留农村退路,他们亦城亦乡——年轻子女进城,中老年父母留村;年轻时进城,老年时返乡;经济景气时进城,经济萧条时返乡。当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进城,不能体面安居,他们绝对不愿在城市漂泊流浪,而要“叶落归根”。

   因此,我们必须对农民进城抱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当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依托农业的农民数量极大幅度下降,直至中国只有1000万职业农民,每个职业农民的经营规模可以达到200亩家庭农场的最低标准时,农业收入才可能与城市二三产业收入持平,城乡居民收入差缩才会真正缩小。

   在当前仍然有2亿多户近8亿人依托农业的国情下,奢谈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是相当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在农村精英家庭正在进城,留守农村的几乎都是以农业和农村作为退路和保障的相对弱势群体的情况下,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算作城市人,指望留守的2亿多农户在不再可能工业化的农村依靠农业致富,靠农业收入来赶上城市居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反过来看,正是中国户均不多的耕地为所有农户家庭提供了农村生活的保证,农民家庭才敢于进城去打拼,成功了就进入城市体面安居,不成功就退回农村。中国城市也就没有发展中国家通常都有的贫民窟,这是中国巨大的体制优势,是中国现代化之所以顺利的重要原因。

   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如李实和叶兴庆提到的乌干达、印度、菲律宾,农村土地是地主的,穷人进城去了,这样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中国小不奇怪。不过这并不是好事,因为缺少在城市体面生活能力的穷人进城,必然形成大规模城市贫民窟。而这些城市贫民窟会成为“社会治理之癌”。

   毫无疑问,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生活得体面,在城市却生活得艰难。依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对那些进城相对困难的农户要抱有更多耐心,让他们依据自己的家庭策略与持续积累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条件。那些不愿进城的农户也终会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而有了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机会,从而有了增加农业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可能。离开当前中国仍然有2亿农户、正在快速城市化,且仍然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与农情,奢谈缩小城乡差距,是很危险的事情。

   三、“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民进城

   当前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讨论,缺少对居民收入实质内容的考察,多停留在表面,当然就很难理解城乡差距的实质,也不可能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当前中国农村仍然有2亿多户5亿多农村居民,再加上进城农民工,共有8亿农民,他们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其中经济条件最好的农户家庭已经率先在城市买房并安居下来,成为了城市居民。虽然农户家庭越来越依赖年轻子女进城的务工经商收入,但至少在目前农村仍然有近2亿农业劳动力和2亿小农户,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村中老年人从土地上获得收入、就业与生活意义,耕地和农村的家对于农户家庭很重要,这种重要性一直伴随到农民全家进城安居。而且正是因为有了足够多农户家庭进城,才给留守农村的农户家庭让渡出足够获利机会,从而让留守农村的农户家庭可以从农村获得可观收入。

   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已经不再可能,农业GDP占比只会越来越低,农村可以提供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只会越来越少。农业收入有限,农村收入也有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唯一办法就是农民进城。日本只有180万户农户,按此比例,中国未来农户数量应不超过2000万户,由此推断,目前中国农村绝大多数人口还要进城去。

   也就是说,当前时期,一方面农民在进城,而且农民必须进城;另一方面,农民进城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农民进城时还要依托农村这个“基地”。现在进城的农民还没有在城市安居下来,千万不能将他们在农村的“基地”搞没了。目前仍然依托农村的有8亿农民,如果失去了农村这个可以依托的“基地”,在进城失败时他们就只能在城市漂泊流浪,进而在我国形成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的规模巨大的城市贫民窟。这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即使这样看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大幅度缩小。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2月2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应对风险挑战,不仅要稳住农业这一块,还要稳住农村这一头。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2000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3000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

   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体制,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与家园的体制:一方面清除了几乎所有妨碍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城市完全向农民开放,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另一方面,却限制城市资本下乡,防止城市资本到农村不可逆地占有农民的土地与家园。尤其是在当前城市住房货币化——城市人持有货币化财富的情况下,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就是对农民利益的保障。这样一种城市对农民开放,却限制城市资本下乡的体制就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正是这个体制防止了中国城市贫民窟的产生,让农民可以有农村这个基本保障。这个意义上,叶兴庆等认为城乡二元体制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所以要批判和消灭的认识,是错误的。

   农村和农业是缺少进城机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保障和基本福利。只要能与土地结合起来,留在家乡,有自己的住房,有熟人社会,有村社集体,有地方政府,农村相对弱势的群体就有办法,就可以保持农村的体面生活,而不至于在城市流浪漂泊。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生活得不错,在城市却可能生活得相当艰难。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民就是农村相对弱势的农民,包括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农户和农户家庭中老年人。进城去的农民总是那些相对强势的农民,包括青壮年劳动力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农户。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去了,家庭条件好的农户进城去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提高了,留守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下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扩大了。必须认识到,这并非坏事,正是有人进城去了,他们才会让渡出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缺少城市就业机会而留守农村的相对弱势农民也就有了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增加获利机会的可能。

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农村是农民的家园,之所以土地和家园对农民特别重要,恰恰因为农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土地和家园的保障,这是不能够市场化的领域,也非仅仅收入多少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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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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