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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通古今之变

更新时间:2022-07-19 16:24:44
作者: 盛洪  

  

   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解,多以为是发愤励志之言。最近读来,我认为似乎还有深意。这里面包含了太史公对历史的深刻洞见,至今人们并未领悟。比如“通古今之变”。其中之“变”是演变之变,而不是新与旧的断裂和截然对立。所谓“古今之变”,就是今是从古演变而来,这之间是连续的;就像今天是昨天演变而来的一样。无数个昨天和今天构成了从古到今的时间过程,而无数个昨天和今天的微小变化,构成了古今巨变。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谓“通”,首先是“说通”古今之变。而作为历史中人,“通”就意味着“走通”或“打通”。说通和走通并非自然而然,许多时候是“不通”。所谓“说通”就是要能解释人类历史是如何演变的,什么样的变化才是“走通”古今的“好”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其实只是灾难。最重要的,是能否按照说通的历史走通历史。迄今为止,人类的主流理论似乎并没有“说通”。这是因为,历史所吸引人们眼球的地方,往往并不那么重要,而真正重要的地方却往往隐而不露。

   吸引眼球的是那些重大事件,战争,革命,流血和死亡。一句话,与暴力有关。况且在人类早期,人们还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偶然有些重大事件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加以记录,因而后世看到的“历史”,多是这类事件的历史,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史诗般的英雄主义,也展现了丰富的维度。仅从审美角度,也会吸引后世学者的关注。有些事件后面,会有一个新的国家诞生,或有一部新的法律颁布,也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新的制度好像是这一暴力事件的结果。

   因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是由那些重大事件构成、划分和解说的。大意是说,历史是决定于那些标志性的事件。由于这样的事件发生,新的伟大理想才得以实施。而伟大理想来源于一些高妙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与历史及其传统无关,而且很可能是在批判它们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历史观被称为宏大叙事,它也塑造了我们的头脑,使人们一直幻想着以这样的模式去创造历史,很少想到这可能是错的。因为就我们的性情来说,也充满着战斗激情,也希望置身于一个伟大事件之中,甚至成为这个历史转折点的中心。

   但这种历史观其实经不起质疑。实际上,如果历史主要靠暴力推动,那么暴力的结果一般不会使人们发现更好的制度。这是因为,据布坎南的研究,好的制度应该获得相关各方的同意。这就是著名的“一致同意原则”。同意的意思,就是认为这项制度变革对自己有利,至少不会伤害自己。显然同意的人越多,获益的人越多。一致同意,就是没有人受损。所以在布坎南的早年,他将制度变革的正当程序仅限于一致同意原则,因为这自然会导致“帕累托改进”。很显然,同意就是自愿,暴力过程不符合这个原则,暴力的胜利者一般不太会征求暴力弱势一方的同意;一方以损害另一方而获益的制度一定不是好的制度。

   暴力结果的不确定性,并不在于掌握暴力优势的人是否是“好人”。对于理性有限,德性也有限的凡人而言,好人、坏人没有那么绝对。“好人”在一个掌握别人生杀大权的情境下,通常是缺少定力的。例如吕大城大屠杀告诉我们,犹太人在具有暴力优势时,他们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与当初德国纳粹对待他们的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那种好人打坏蛋的故事只是童话。这就是为什么近代以来,那些高举正义旗帜的暴力行为,不仅过程血腥残酷,而且导致的制度结构甚至是倒退的。

   那么,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社会到现在是改进了的话,是靠投票实现的吗?应该说,很少。在现代,投票是另一个吸引眼球的重大事件。正是因为,公共领域的投票是很少的,往往几年才一次。这也不足以解释连续性的制度变迁。而真正普遍发生的“同意”,是众多民众之间的日常行为。最为典型的,就是市场交易。正是交易,或其制度结果—合约,是那个历史中隐而不见的真正动因。

   谈到合约研究,这正是张五常教授对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早在撰写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时,张五常的初衷是想证明分成地租合约与固定地租合约一样是有效率的;不过他实际上发现了更一般的结论,在一种产权制度下,可以有多种合约形式;而在现实中的合约形式都是有效率的。反过来说,在同一种情境下,不同的合约形式的效率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产权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合约方式也可以提高效率,达到与产权改革相近的结果。

   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呢?要知道,制度安排有不同,而不同制度安排的变革也不相同。最重要的,就是改革的成本不同。而这种不同,不是要多付出多少成本,而是会因为改革成本过高,使改革无法实现。据诺思教授,有两类制度,一类是基础性制度,一类是次级制度。前者主要是指法律制度,后者常指合约形式。合约的要点,就是当事双方的同意,这个条件很容易满足,即使满足不了,不过是一走了之。合约形式也是合约的一个方面,双方既可以就合约内容,也可以就合约形式达成一致。所以由合约形式的变化引起的制度变革是经常发生的。

   而法律制度则不同。法律既然要强制执行,其形成过程就有着暴力因素。尽管法律有可能由民主的立法机关制定,也很少有一致同意通过的法律。而一旦法律按多数规则通过,就意味着对少数人的损害,他们必然反对法律的实施,而实施法律就必须依靠强制力。在非民主的社会中,拥有暴力优势的集团直接就会干预到法律;而在民主的社会中,多数人会依其程序合法性而拥有运用暴力的权力。因为改变法律就是改变财富分配,也就是改变产权配置或产权制度,所以因利益刚性而很难改变。或者说,法律变革,或产权制度的变革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种制度变革。它们的效果可能很接近,但成本大不相同。理性的选择当然是成本低的制度变革。因而,在历史中发生的,多是合约方式的变革。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农业改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土地产权集体化的背后,是当时政治领袖的意识形态刚性。面对“一大二公”和“公共食堂”带来的饥荒,时任中共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曾两次进言,提出用“包产到户”来化解灾难。这一建议的核心含义,就是在不改变土地的集体产权性质的前提下,改变合约形式。在人民公社下,农民基本上是拿固定工资的工人(这不排除有时连固定工资都拿不到),而包产到户则是一个固定租税的合约。很遗憾,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改革开放后,邓子恢的副手杜润生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时政治背景变了,政治高层已经将工作重点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由于自留地和私下包产到户的亩产多是四五倍于集体土地的亩产,多年跑农村的杜润生甚至总结说,一个农民一年只需二十四天就能干完全年地里的活(转引自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177页)。他把这个信息带给了决策高层。这时他们面临着两种几乎同样有效的改革选择,一是将集体土地产权改变为农户土地产权,一是包产到户。但两者的成本是不一样的。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前者必然遭到强烈的反对。即使是后者,也有很大争论。但反对后者的强度远不如反对前者。在做了很多妥协后,中共中央终于提出,在是否包产到户方面,“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这当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子。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制度变迁,多是采取合约方式的变革的。大到如农奴制的瓦解,或奴隶制的崩溃。诺思的《西欧庄园制的兴衰》一文,就描述了农奴制是如何在交易中瓦解的。首先是在庄园之外有市场的出现,这使得庄园的产品可以用货币衡量,既可以使庄园主用货币改变自己的消费组合,也可以使农奴积累货币。而在黑死病的时代背景下,劳动力相对于土地的稀缺,使得庄园主给予农奴的待遇偏高,到后来已经高过了自由工人的报酬,在这时,农奴用自己积累的货币将自己“买出”,就成为农奴转变为自由人的重要形式。

   类似的思路在全球奴隶制崩溃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一谈到奴隶制的取消,一般人会想到美国。它为此打了一仗。但据福格尔教授,这只是特例。大多数国家的奴隶制的废除是通过交易实现的。即奴隶通过货币或劳动将自己赎出。当然在这背后,是国家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法令。这些法令一般是针对当时未成年的奴隶,要求奴隶主在他们十八岁、二十一岁,或者是二十八岁时将他们释放为自由人。这里包含了在这岁数之前,奴隶用劳动向奴隶主将自己“买出”的含义。这相当于将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变为购买人力资产的合约。于是,奴隶制被消灭了。

   其实,市场交易只是普遍“同意”的一种形式,更广泛的“同意”表现为习惯。市场交易只是一种习惯,习惯就是人们所有交往的收敛形式。甚至在一家之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动,也是有习惯的。习惯的特点是,如果有当事一方不“同意”,就不会坚持下去,久而久之,这种习惯就会衰落。因而,就大多数而言,长期坚持下来的习惯一定是“好”的。由于习惯是长期互动的结果,对于意识到人类社会需要秩序的人来说,这似乎是自然的馈赠。于是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最经常的做法,就是收集这类习惯,将其记录下来。

   例如在《摩西五经》(犹太教经典,也是基督教《旧约》之头五卷)中,我们看到的是大量具体行为的记录,像如何祭祀、如何对待传染病、如何处理婚姻问题,甚至如何吃饭等,记录极为繁杂,一般人是没有耐心看下去的。但从人类学角度看,这正是当时的人最聪明的做法。既然当下的人们就是如此行为的,而且部落在发展并走向繁荣,这些习惯一定是好的。而既然是好的,就要传给子孙,让他们坚持这些习惯。他们同时也知道,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去解读这些习惯为什么这么好,所以保持原味,让后代人去思考吧。

   在中国,类似的文献是《礼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与《摩西五经》相近的繁杂记录,只是在这里,习惯一般被称作礼。在这个层次,礼还主要是“礼仪”之礼,是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人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规范,甚至子女怎样在父母面前吃饭也有规范。之所以将这些习惯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也表明在最初人们不能辨别什么是必要的习惯,什么是多余的动作,但是他们坚信,有这些习惯比没有好。他们将此记录下来,作为给后代的制度遗产。

   后来,这些遗产起了作用。后世的文化精英对这些记录进行了思考和提炼。如《新约》就不是一个习惯的记录了,除了记载了耶稣的言行,就是对《旧约》记录的洞察和阐释。《旧约》中的习惯行为,在《新约》中被提炼为价值原则。如《旧约》中记载,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要在犹太族中实行割礼,这一习惯被犹太人严格地保持下来,但《新约》则把割礼精神化了。《新约》说:“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与《旧约》不同,《新约》讨论更多的,是“德行”和“良心”;最重要的不是外在行为,而是“因信称义”。

   在中国,这一过程也记录在了经典文献中。如《论语》中的“礼”,已经主要不是礼仪之礼,而被提炼为内在价值。

   这些被提炼为价值原则的义或礼,最后又成为国家法律的一般原则。如在西方,基督教原则渗透到了罗马法中;而在中国,有所谓“春秋决狱”,即用儒家经典来裁判司法案件,也就是将礼的价值原则用于法律。据有记载的历史,这源于董仲舒,大概到唐才大致完成。因而,虽然表面看来法律与合约或习惯是截然不同的,但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是否强制,实际上法的价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习惯。

这种法来源于习惯的过程,我们在英国普通法的形成过程中更能清晰地观察到。最初的王室法庭到各地巡回,法官们实在是两眼一抹黑,并不知道如何判案。一个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当地的知情人咨询,于是出现了最早的陪审团。这跟我们后来在英美电影中看到的大不一样。他们除了告诉法官他们认为有争议的土地到底归谁,还提供当地解决该争议的习惯做法。从陪审团嘴里,法官们知道了各地的习惯,而在每年各地的王室法庭的法官又都会集中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开会交流。通过交流,法官们从各种习惯中逐渐提炼出了普通法的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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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6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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