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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思考

更新时间:2022-07-19 09:56:56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摘 要]2020年底,笔者在全国数省调研乡村振兴,有些感想,做了一个不一定成熟的思考,分为七个方面,重点探讨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体制条件、目标、方式方法以及战略与策略的差异。笔者认为,作为战略的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分区域分时期进行。盲目冒进,风险很大,效果不佳。当前全国乡村振兴正在开局,地方实践中存在显著的盲目冒进的问题,地方实践中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对于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精准扶贫;治理体制;集体经济

  

   一、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吗?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还是反过来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其实是无解的。

   过去有一个关于“大河有水小河满”还是“小河无水大河干”的讨论,从形式逻辑上也同样是无解的。

   主张整体大于部分的人更倾向赞同“大河有水小河满”,而主张解放个性的人更倾向赞同“小河无水大河干”。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一穷二白,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通过整体力量的集中使用,才能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突围,才有可能实现赶超型现代化。改革开放时期,集体对个性的压抑已显著影响了个体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从而让“小河没水大河干”变得特别应景。

   毫无疑问,农村没有实现现代化,就不可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因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中国现代化要以其各个部分均已现代化为前提,不然,这个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或不完全的。也是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

   不过,中国现代化内部各个部分显然不是均质的,而是有所差异,有重点难点和关键点的。

   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看,除亚洲“四小龙”以外,几乎没有不发达经济体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先例,即使侥幸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也往往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停滞,政治动荡,社会不稳定。

   中等收入陷阱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内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放缓,不同阶层可供分配的利益增量减少了,阶层与阶层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快速增加;二是国际上一定会有围堵。世界发展金字塔塔尖国家要维护他们既有位置,必然会联合起来围堵正在赶上的中等收入国家。

   “四小龙”是在特殊地缘位置,借助特殊国际条件,外加正确内部战略才侥幸成功的。不过,“四小龙”都是不大的经济体,最大的韩国人口才刚过5000万,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四。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现代化,变成发达国家,进入到世界发展金字塔塔尖,就意味着金字塔结构的改变,金字塔塔尖国家围堵中国几乎是必然的。

   因此,无论是从国内条件还是国际环境来讲,中国现代化都会面临巨大挑战,不可能一帆风顺。

   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和现代化,目前的关键有两条:一是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二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产业升级,实现在世界产业价值链的向上攀升。

   中国只有既保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又不断通过科技进步,攀升产业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中国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

   这是一场竞赛,也是力量较量。只有用高超战略、集中主要力量,中国才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胜出。

   无论是制造业的竞争力还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都集中在城市,城市是中国经济增长极。当然,这并非是说农村不重要,因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正是有一个稳定的农村,中国才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

   当前中国农村仍然有2亿多农户,有8亿多农村户口。户均不过十亩地的小规模经营格局目前仍然没有改变。

   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户均不足十亩耕地是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而从农业对2亿多农户的重要性来讲,小规模农业甚至老人农业对农民却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小规模农业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民)提供了农业收入与农业就业。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在史无前例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往往是年轻子女进城而中老年父母留村;农民的家庭策略是全家合力进城,却保留农业收入和农村退路;他们不是一次性搬家进城去了,而是保留城乡之间“进可攻、退可守”的机会结构。

   农民进城是要在城市体面生活,如果无法在城市获得体面生活,农民还可以退回农村。

   也就是说,中国农业虽然是小规模的,农村虽然还没有现代化,却可以为2亿多农户提供“进可攻、退可守”的进城基地,只要农村的家仍然在,农村还可以返回,农民就敢于进城去打拼。农村成为缺少进城机会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

   正是一个并不现代的农业和农村,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又正因为农民有农村这个退路,可以缓解城市压力与矛盾,缓解阶层紧张与冲突。

   有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了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各种不确定性的缓冲和纵深,国家就有了集中资源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条件,突破国际既得利益结构的围堵也就有了可能。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突破国际既得利益结构的围堵,目前的重点就在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上面。一旦中国可以在产业升级上突围,中国现代化就大局可定,中国就可以实现全面现代化包括农村现代化了。

   中国产业升级的含义是产业利润大幅度增加,第三产业因此就有更多机会,农民进城就比较容易稳定就业与获得较高收入,也就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了。大量农民进城,留守农村的农民就有了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的可能,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就指日可待了。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化才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在城市,在科技进步,在产业升级。一个并不现代的农业和农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缓解国内阶层紧张、集中资源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回答农村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谁是前提这个问题,需要懂得辩证法,真正深入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与具体路径中。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得到正确方案。

   前面谈了这么多,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逻辑问题,实际具有重要的实践含义。比如,前不久刚刚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现在的问题是,目前阶段的乡村振兴究竟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还是中国现代化重心就要放在农村农业上面?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前,乡村振兴的重点究竟是为大多数农民提供基本保障和进城退路,还是要建设美丽乡村?其实践含义是十分不同的。

   如果认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则目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就是建设强富美的美丽乡村。如果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则目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就是强基础,补短板,保底线,真正以强富美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就得等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再来大规模开展。

   我个人认为,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乡村振兴不能好高骛远。一个不很现代却对绝大多数弱势农民很友好的农村,很重要。

   二、城乡二元体制有合理性吗?

   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要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和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似乎城乡二元体制就是不好的、不合理的,就不应当产生。一个国家两种体制是一种退步,是不正义的,因为城乡二元体制明显将人分两等,城市人享受较高福利,在九天之上,农民福利很少,在九地之下。这种说法要讨论。

   城乡二元结构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城市是以聚集为前提形成的,具有规模效应,尤其是工业化以来,城市成为工业中心、经济中心,也是政治中心、教育文化科技中心,是近代以来推动人类发展的主要场所,城市与农村的产业结构、生活模式各个方面都差异极大,具有显著的二元性,城乡二元结构普遍存在。不过,一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还是有很大差异,因为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家在城乡实行两种不同体制,由此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

   新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和二元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设置较为严格的界线,实施两套相当不同的体制。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体制比较硬,农民进城和农村工业化都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据测算,借助改革开放之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国家从农村提取了大约8000亿农业剩余用于城市建设,主要用于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选择了以重化工业优先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重化工业投入周期长,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城市难以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而重化工业回报农业周期就更长了,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大多数时期,农业剩余用于城市工业化,城市工业却迟迟无法反哺农业,城乡关系显然是建立在城市汲取农村资源基础上的,所以笔者称之为汲取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因为可以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支持重化工业,中国就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工业化,迅速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国。建国之初,农业产值占全部产值的60%,1978年工业产值已占到全部产值的50%以上,农业产值下降到了20%左右,中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前后,城乡体制开始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允许农村兴办工业,乡镇企业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蓬勃发展;第二,向农民开放城市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进入新世纪前夕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加快了农民进城步伐,国家全面清理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体制机制,农民获得了与城市市民同样的市场机会。同时,201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开始向农村大量投入资源,以建设城乡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改革开放后城乡体制调整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城市向农民开放了几乎所有机会,农村却并未对城市开放,最典型的是所有农民具有几乎永久不变的土地承包权,以及国家不允许城市资本下乡购买农民宅基地,城市市民希望在有钱有闲时到农村买地建别墅,以享受农村风花雪月,政策却是不允许的。这样一种城市向农民开放、农村却不向市民开放体制所塑造出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笔者称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是既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又允许农民保留他们进城后的农村退路。之所以要保留农民进城后的农村退路,是因为数亿农民进城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程,在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可能难以在城市找到稳定就业机会和获得有保障收入。也就是说,有农民可能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进城失败又不愿在城市漂泊,就可以返回农村。不仅如此,当前时期,农民往往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策略应对城市化,即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家庭并非真正离开农村,农村成为农民城市化的基地,以及万一城市化失败的退路。当然,农村也是不能或不愿进城农民的就业与收入来源。

正是限制城市资本下乡,保留农民在农村的退路,农村和农业就成为农民的基本保障与返乡退路,这个基本保障和返乡退路虽然并非很高水平,却因为其基本而非常重要。正是有了农业和农村为数以亿计农民提供保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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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东学刊》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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