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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素王”——对“哲人王”一种可能的解释

更新时间:2022-07-19 09:21:00
作者: 余露  
并且他注重的是辩论的胜利和随之而来的荣耀。与这些专业老师不同,苏格拉底则更愿意提问题,他不收取分文,只是为了寻求知识,他只是知识的助产士。联系上文提到的洞穴比喻,我们是否可以推测苏格拉底留下是因为比雷埃夫斯港有很多“囚徒”需要教育?作为哲人,对知识的热爱和对真实的把握让他无法忍受比他更坏的人来从事教育之职(苏格拉底之所以愿意开始谈论正义,是因为格劳孔和阿德曼托斯接纳了错误的论证),因而甘心担任统治者的职务。

   安德鲁虽然反对施特劳斯的强制论观点,但他却分享了施特劳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统治是一种服务性的活动而非自由的活动”。换言之,他们对政治采取了狭义的、消极的理解,他们或许会认同孙中山先生的论述,“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15]换言之,政治就是管理好一个国家,实现公众的利益,这样城邦的正义也就得以彰显了。施特劳斯从正面出发,认为哲学家们不愿意投身到服务性的活动中,尤其是与理念相悖的、受意见主导的统治活动中,因而“哲人王”只能由于“外在的强迫”才能实现。安德鲁则从反面出发,采用“教育”这种自由的活动勾连政治与哲学、统治者与哲学家,认为哲学家们是、也愿意是“业余的老师”,由于对哲学和理念的爱的洁癖,他们不愿青年受到意见的左右,因而自愿承担着教育和培养青年的职责,而这正是统治的职务之一。然而,安德鲁也意识到说“哲学教育既是自由的、又是强迫的”是极为困难的。更为重要的,与哲学家竞争的不是“专业老师”智者,而是政治家们(虽然他们与智者们相似,都受权力、金钱与荣耀的驱使);而且,虽然教育在理想城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它并非政治统治的全部。

   三、 政治之本性

   政治是否只能如此理解呢?并不尽然,至少柏拉图并不将“服务性的活动”或者“管理众人之事”作为政治活动的本性。狭义的、研究治理之道的政治从来都不是柏拉图所关注的政治的最重要的主题,他关心的是政治的本性和意义,即寻求灵魂的最好状态、确保人过上良善的(good)生活。相应地,真正的政治家是那些“按照基本正义的原则合理地工作,以尽可能改善国家生活为目的”的人[16](145)。《高尔吉亚篇》如此论述“政治”技艺:

   有两种技艺分别与身体、灵魂相对应。关切灵魂的技艺我称之为政治的技艺,关切身体的那门技艺,虽然我暂时给不出名称,但它是单一的技艺,这门技艺有两部分:体育和医学。在政治技艺中,体育的对应物是立法,而与医学相对应的是正义。在各门技艺下,一者与另一者有共同的特征——医学对体育,正义对立法——因为它们关切着相同的事物。然而,它们确实在以某种方式与另一者区分开来。那么就有四种技艺,它们总是关注什么是最好的,一对技艺关切身体,另一对技艺关切灵魂。奉承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不说它凭着知识、而仅仅是凭着猜测),也把它自身也分成四个部分,分别伪装成这四种技艺,假装自己拥有相似的特征。由于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它通常使用现下最快乐的东西来做寻找和引诱愚蠢的行为,使人相信它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17][③]

   柏拉图(苏格拉底)将技艺(craft)与奉承(flattery)对立起来。技艺关注“什么是最好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技艺关切灵魂,柏拉图(苏格拉底)称之为“政治”,包括正义和立法;另一种技艺关切身体,没有具体的名称,可细分为医学和体育。奉承则与之相反,它从不考虑事物的本性,而只虑及其带来的快乐。它也分为四类,分别伪装和冒充上述四项技艺:诡辩、修辞、美容和烹饪。

   现在,让我们聚焦“政治”。很显然,这里的“政治”是在某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它关心人们怎样生活才是最好的。而好生活的造就和维护,一方面需要“辅助性的技艺”,即公务员所实操的各种国家治理;另一方面更需要“实际生产的技艺”,这才是“国王的技艺”。

   国家的治理便是“正义”所代表的政治技艺,也是人们常言的狭义的政治。它依赖于社会基本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和实操、政治人物的魄力和手腕等。如当代哲学家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狭义政治的目标便是“正义”所指向的良序社会。但关于正义、良序本就众说纷纭,尤其经过几千年历史浮沉,更是莫衷一是。好在这不是本文的要旨所在,笔者权且模糊地用“正义”意指制度安排及其实际操作所达致的治世。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1](156),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但这只是一个维度而已。在柏拉图那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是,“正义”还有一个更高的维度,即存在于理念世界的“正义”本身,它是现实世界的“样板”。[1](213)二是,肩负护国重任的是哲学家,他们依据所洞见到的理念行使政治技艺,而非依固有的法律进行统治,这也包含了另一政治技艺。下文我们会详加论述。)当这一制度安排付诸实践时,它便趋向正义的制度。当然,它的实现与政治人物的行为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如何具体化制度、如何实操制度对制度的实现起着关键的作用。很显然,关于这一点,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哲学家们不如政治家、革命家、改革家出色。

   毋庸置疑,治理之术可以造就秩序井然的社会。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奖励军功、严刑酷法,如此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18]。然而,即使我们对良善生活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我们绝不会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生活,试对比孝文帝治汉:“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19],便不难得出此结论。良善生活还有价值的维度,需要“立法”技艺的支撑。

   需要说明的是,在柏拉图文本中,“立法”也有两个层次。《政治家篇》指出,“国王的统治技艺显然包括立法的技艺”[16](145),这里的“立法”是狭义的,侧重于制度层面的法律建设,类似于现代各种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法律篇》中谈到法律作为统治力量也是这一层次。就这里的讨论而言,这一狭义的立法属于“正义”所代表的政治技艺的范畴。但因“法律从来不能签署一条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的命令,这条命令能使每个人处于最佳状态,也不能精确地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在任何时刻都知道什么是好的,怎样做时正确的”[16](145),所以“真正的立法家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方面做这一类的事情”[1](143),“真正的立法家”便强调广义的“立法”之政治技艺。

   确切地说,“立法”更偏向“教化”[④]。《高尔吉亚篇》中,与“立法”相对应的奉承之术是“智术”(sophistry),让我们回忆一下安德鲁论述的哲学家与智者的对比,“立法”的教化含义便鲜明起来(下节将进一步论述)。但是,哲学家们并不如安德鲁所论述的那样,仅仅充当业余的老师,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确立良善之法,告诉人们什么是最好的。他们犹如轨道、河床,引导着青年人、乃至整个国家走向好的、善的境地。

   总之,政治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让大家过上良善的生活,而良善的生活需要治理之术和教化之功共同营造,有效的治理之术可以建造秩序井然的社会国家,在此基础之上的良善教化则能抵达良善的生活。换言之,“政治”既囊括了治统和教统,又蕴含着两者的分离。立足于这样一种对“政治”的解释,让我们重新审视“哲人王”。

   四、 教化之王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最初谈论统治者的挑选时,他只是强调:统治者必须是那些“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人”,他们“最愿毕生鞠躬尽瘁,为国家利益效劳,而绝不愿意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1](124-125)。在这里,统治者只要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实现国家利益即可,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维护和运作柏拉图所设立的金(统治者/护国者)、银(护卫者)、铜铁(农民、技工、商人等)这样一个等级鲜明、秩序井然的国家。

   当谈论不断地深入,柏拉图指出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是“教育和培养”[1](138),因为良善的教育和培养能造就良善的社会环境,避免国家恶化;反之,“如果得到的是不适合的培养,那么最好的天赋就会比差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更坏”[1](240)。教育在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柏拉图不惜笔墨、详细地讨论了对于青年的教育。就如安德鲁所引述的那样[⑤],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教育系统。卢梭也持此看法,认为“《理想国》这本书几乎根本就不是一部政治著作,而是迄至当时最伟大的讨论教育问题的专著。”[20]但教育的承担者并不像专业的老师——智者那样关心知识是怎样传播的,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可以、应该被传播。只有那些旨在促成健全、完善人格的知识方可被传播。教育就是为了让灵魂达致真善美之境地,让人们过上良善的生活。具体而言,《理想国》中,教育是为了塑造青年的灵魂、尤其是那些未来可能成为护卫者的青年的灵魂,将他们的灵魂从变化不定的世界引向存在世界(即理念世界)。“教育”实为“教化”,是为“止邪也於未形”(《礼记·经解》)。

   所有可以被传播的知识中,“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和有益的。”[1](260)而只有哲学家才能看到每一事物的实在,从黑暗、受影子支配的洞穴中上升到太阳普照下的理念世界,故“教化”的重担自然而言地落在了哲学家身上(这也正是柏拉图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做的工作)。王国维有类似见解:“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故谓教育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无不可也。”[21]

   哲学家可能不居王位、甚至不可能居王位,然而,当他们从事教化之业时,他们便塑造了国家的政治品格和民族的文化性格。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明确地指出,凡有政治技艺的人都可被称为“政治家”,无论他是统治者还是一介平民,因为他关于这种技艺的知识使他有资格得到这个头衔。国王同样如此,只要拥有国王的统治技艺,这样的人就可被称作国王,不论他有王权与否。[17]无独有偶,荀子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能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是县天下之权称也。”[22]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家可以称王——“素王”。

   “素王”是孔子的别称,“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虽然,孔子不居王位、从未坐拥过天下,然而,“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23]孔子身处乱世,以布衣之身,从事教化之事。虽六艺已有,然孔子之后,“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24],诚如康有为在《教学通义》中所言,此六艺之教化确立了中国的礼教伦理[25]。正是这一礼教伦理秩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他提倡的仁--礼思想也成为了中国政治的重要品格,孔子的教化之功可谓为万世确立良善之法。

   不独此例,古今中外的政治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哲学家们前仆后继地从事着教化之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教),他们从不忘自己的使命——安养人们的灵魂,让人们过上良善的生活。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因各时期各国家的历史、政治实情不同,所以教化的具体内容并不尽相同。柏拉图旨在造就合格之公民,而孔子则力图培养遵礼法之民。但他们都在寻求良善之道。二是,政治家的治理之术和哲学家的教化之功,绝不可相互替代。孟子曾经劝梁惠王施仁政说,如果王施仁政,“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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