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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自吕梁而下

更新时间:2022-07-18 12:22:36
作者: 李敬泽  

  

   此山自黄土高原站起,左手按下去一个晋中盆地,跨晋中、向太行;右手隔黄河指陕西,黄河浩荡犁开黄土,奔赴壶口而去。

   这是吕梁山,一山断秦晋,分出西北华北。

   关于吕梁山,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吕梁,儿时看过连环画《吕梁英雄传》,后来读过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吕梁是山西一个地级市。

   由《吕梁英雄传》,我知道,抗日战争中,这里是日军所抵的最西之地,在这里,吕梁英雄拦住了他们,再不能向西。

   马烽是文学史上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上世纪80年代末他自山西来京,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我曾在不同场合远远见过他。

   吕梁有好酒,汾酒。

   有好酒处必有一条好水,汾水。

   汾水之南有汾阳,现在是吕梁辖下一个县级市。

   汾阳有郭子仪。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功比天高赏无可赏,最后封了汾阳郡王,“好一条老汉他本是关中人,救唐王平天下他封在汾阳。”

   汾阳姓郭的人必定不少,比如郭德纲,祖籍汾阳,不知从哪一代离了汾阳去天津,生了个小儿子就叫郭汾阳。

   汾阳有贾樟柯。贾樟柯的电影里,汾阳是宇宙的中心,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大卡车、小汽车、自行车,来来往往载着人在世上奔忙,自汾阳出走、向汾阳归来。

   最后,我到了汾阳才知道,汾阳有个贾家庄。贾家庄本不是贾樟柯的庄,但贾樟柯现在以此为家,办一个活动叫“吕梁文学季”。此来正是为此。

   这一晚,贾家庄里上演山西梆子《打金枝》。

   广场上,黑地里站满了人,男男女女,指指点点,忽然风翻荷叶,笑成一片,有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仰天看月。此情景仿佛贾樟柯的《站台》。《站台》里的野台子是在遥远的、无限遥远的上世纪之末,台上台下鼓荡着野地般荒凉的欲望和苦闷,眼下这台戏却已到2019年,鲜花烈火、富丽堂皇。

   锣鼓起,大幕开,汾阳郡王把寿筵摆。

   郭子仪今日庆寿诞,金玉满堂好儿孙一双一双上前拜,偏剩下小儿子形单影只名叫郭暧,却原来,郭暧的妻唐王的女升平公主她摆起了架子不肯来。

   小郭暧,气冲冲,回宫找到公主说明白。说明白就说明白,天下事有黑就有白,公主道:君是君来臣是臣,哪里有为君的倒把臣来拜!

   郭暧闻听气冲斗,没有我老郭家卖命,哪有你老李家的江山来!

   ——这个破韵押不下去了,总之,郭暧急了怒了,一抬手,打了公主一巴掌。

   打老婆啊,这是家暴!今天下午几位女作家女学者刚刚在村里另一个台子上讨论了女性地位和女性权利,晚上这个台子上就一耳光打出了父权夫权和男权的威风,郭暧这厮他是不是觉得他是个男人就比皇帝还大就比天还大,他这是要用一巴掌来宣布世界是他们的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他这是丧心病狂啊他就是比封建皇帝还大的反动派!

   但台子上下,戏照唱,戏照看,男男女女并不肯就此翻脸。我们之所以在寒风中看戏,不是因为我们没看过,《打金枝》谁没看过呢?中国的戏看的就是熟人熟戏熟悉,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就是要在戏里把我们熟悉的人生温习一遍,神州不会陆沉、天下不会大乱、打金枝不会闹成打离婚,因为熟悉,所以安然。

   一出《打金枝》,根本要义就是三个字,北方话叫“活稀泥”,八级泥瓦匠,南方话叫“捣浆糊”,上海老阿姨。南北同心,天下同理,说的就是一个过日子难得糊涂。戏台上,郭暧和公主青春明亮照人,年轻,所以遇事要分明,公主论君臣,郭暧讲父子,忠和孝针尖麦芒;公主论名分,郭暧摆功劳,名与实如火如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世界眼看就要翻车。谢天谢地,还有唐王有郭子仪,年纪一大把胡子一大把,早知道这个理讲不清,这个架打不得,我大唐靠的是老郭家拼命冲杀,老郭家反大唐又得拼命冲杀,这个架打起来,就要从家里的坛坛罐罐打到山河破碎一地,一场安史之乱,总人口减少三分之二,难不成再减三分之二?于是,唐王骂闺女、郭子仪捆儿子,哄得小两口重归于好,从此后和和美美过日子,红红火火、地久天长。

   此时月朗星稀,台上台下的人,最终都是笑了。这戏唱了几百年,从封建主义的明清唱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唱到了新中国。山西梆子唱、京剧唱,几乎所有地方戏都唱,唱遍天下州府,所唱的就是时间中的智慧、老生老旦长须白发的持重稳当。

   ——倒也不仅是中国,自有人类大抵如此。山洞里走出一个人,一抬头,前边还有一个人,两个人往前走,前边又有一个人,三人围兔总好过一人逐兔,于是合作打兔子。但三人行必要吵架,打到兔子烤熟了必有四条兔腿三张嘴的分配难题。那就谈,比一比谁的功劳大,谈好了,继续一块儿打兔子,蛋白质供应充足。谈崩了,分道扬镳,各追各的兔子,忙几天各自追不到眼看要饿死,人类文明危乎殆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阿基琉斯就狂怒了,宣布兔子不打了,自己要回山洞了,因为他作为强者未能公平地得到强者的报偿。这个小郭暧,也是个阿基琉斯啊,打老婆当然是绝对错误,但是,他真正怒气冲冲提出的问题是,郭家为王朝立下了如此巨大的功劳,我们是否得到了公平。年轻人的血气和冲动把这出戏把世界推到了悬崖边上:你要的是什么公平呢?莫非你要当村长当皇帝不成?唐王和郭子仪必须把这个悬崖上的问题糊涂到平地上去。所有胡子长的人包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站在唐王和郭子仪一边,他们接受世界的不完善,他们深思熟虑、老奸巨猾,他们通过《打金枝》宣传推广老年的、安静的德性。

   戏散了,贾家庄的路上清辉如霜,路两边是高树,早春疏朗的枝杈印在幽蓝的天上。回到住处,是几幢仿建的老式洋房:徽音水坊、焕章别墅、正清金屋等等。徽音是林徽音,焕章是冯玉祥,正清是费正清,他们都曾来过汾阳,他们来过贾家庄吗?应该来过的吧。现在,吕梁山下,中国的肘腋之地,他们毗邻而居,可以开会了。

   我本一俗人,当然希望住到林徽音家,白日里被人领着一路走来,一抬头,却是站在冯先生门前。我真的不想住在他家,我是文人书生,与冯相处不安,地久天长、一夜安眠还是住在林家。1934年,梁思成、林徽音与费正清夫妇相偕来到汾阳考察古建筑,彼时伪满洲国已经成立,希特勒已经上台,五洲震荡,天下欲沸,他们却注视着那些老的、旧的事物,那些在岁月中经受磨损经历风雨、地震、兵火而依然幸存依然屹立的事物,那些不变的、具有长须白发的恒久品性的事物。而冯先生,很难想象他对此有什么兴趣,1930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蒋介石一方,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一方大战中原,閻冯战败,冯借閻一角地暂且容身。这个人注定不能在吕梁山下安居,他身上有洪荒之力,他的天命就是破坏一个旧世界。1924年北京政变,冯先生大闹一场,到最后出其不意、声东击西,一把撕毁1911年的《清室优待条例》,驱赶溥仪出宫。戏不是这么唱的呀,台下众人大惊,对!老子要的就是你们这大吃一惊,《打金枝》的戏散了吧,不再有悬而未决、不再有犹豫留恋、不再有揖让和糊涂,从此后白刃相见、水落石出。这个民族正处生死存亡的危机,在危机中把一切视为例外,更何况不过是一纸《优待条例》。

   这座房子小了、这张床也小。冯先生会撑破这间卧室。我不知道他的确切身高,我看过照片,他比合影者高出一大截,他是巨人猛虎,这个人必对他周围所有的人形成威迫,他在乱世中啸聚起庞杂的大军,他会在暴怒或故作暴怒中狠抽部将的耳光,耳光啪啪响亮,将军立正站好,然后他会命令将军在他的卧室外彻夜站岗。现在,我的房门外可能就站着这样一个倒霉的将军,《打金枝》的世界不复存在,他心中一千架渔阳鞞鼓一起敲响,安史之乱正动地而来。

   忽然想起,多年前读陈公博回忆录,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被日本迫上悬崖,汪精卫、陈公博等结成 “低调俱乐部”,他们认为他们有“理性”、世界大势了然于胸,他们断定中国无法与日本对抗,中国太弱了,必须寻求妥协。但是,冯玉祥这个“莽夫”,他坚决认为必须打、只有打,陈公博在回忆录中带着蔑视,带着秀才遇见兵的无奈写道,每次谈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不可能时,冯大爷根本不听,只有一句话:打!打到胜利!

   ——历史站在这高昂壮硕的血性汉子一边,把那群整洁消瘦、彬彬有礼、“体面”“理性”的绅士们扫进了垃圾堆。在危机状态中,历史由血气翻腾的激情和决断所写定。1924年,冯玉祥把溥仪轰出紫禁城,绅士们莫名惊诧,他们被冯的决绝鲁莽吓住了,胡适甚至说:这是民国史上最不名誉的一件事。后有鼠目寸光者看大事,以为没有当年的仓皇出宫,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伪满洲国,其实只要脑筋稍微转个弯就能想到,假如溥仪仍留在故宫北平,在日本掇弄下难保不会搞出更大的烂事。在1924年,胡适见不及此,冯先生自己也没想那么多,胡适讲客气,冯先生则不管三七二十一掀了桌子。哪有什么地久天长,真要长久的话,皇帝如今还坐在宫里,时间猝然提速,世界轰鸣,欲绝尘而去,现在,需要一个鲁莽无畏的人来解决这个BUG,他一抬手就解决了它,顺便以绝对的轻蔑,宣布了那个长须白发、请客吃饭的温良恭俭让的旧世界的完蛋。胡适吓了一跳,王国维吓了一大跳,吓得都不想活了,他们未必多么爱大清爱溥仪,他们只是深刻意识到了这件事背后的逻辑。

   在这个太行与黄河之间、吕梁之下的村庄里,林徽音、梁思成、费正清和冯玉祥成为邻居,他们被博物馆化了,被从各自的世界中提取出来,如安放在玻璃柜中的藏品,各自被灯光聚焦、照亮,各有各的心事。现在,冯玉祥从这幢房子走出去,在花园里,碰见了深夜未眠的梁思成和林徽音,他们会谈些什么?在1930或1934年,他们或许无话可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但如果再过些年呢?比如1944年,林徽音千里流亡,僻居宜宾李庄,卧病在床,据说,她的儿子梁从诫曾经问她:如果日本人打进四川怎么办?林徽音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此时这一腔血,林和冯是一样的。

   再过五年,1949年,冯玉祥昔日的部将傅作义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议,固然是兵临城下、大势不可当,但战场双方的商量何尝不是出于对这古都、这故宫,对民族生活的长久岁月和恒常价值的眷念和珍重。而此前一年,冯先生已歿于黑海的船上,彼时,他正满怀憧憬地奔赴新的中国。

   贾家庄里,梁思成、林徽音、冯玉祥,见那边遥遥走来一个童子,走近了,却是马烽。1930年,马烽8岁,1934年,马烽12岁,1958年,马烽36岁,在贾家庄完成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1959年,电影在国庆10周年前夕上映。——夜里,我在冯玉祥的房间从电脑上搜出了这部电影,那是60年前的中国故事,2019年,我来到了这个故事的根基所在:贾家庄。这吕梁山下的村庄,千百年来贫困、孤独,4000亩可耕地中2800亩是盐碱地,它在封闭、脆弱的生存循环中耗尽全部能量。一代一代人老去,时间周而复始。但是现在,时间挺直了,时间获得了方向,这里有一群年轻人,他们要打开这个村庄,劈开两座大山、跨越三条深沟,从远方引来清水,洗去盐碱,让这里成为流淌奶与蜜的地方。

在网上,我读到了刘芳坤、田瑾瑜两位山西学者合写的论文,他们敏锐地注意到了剧本中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尽管片名是“年轻人”,但在马烽的行文中,却始终贯穿着一个集体的、抽象的指称——“青年”:“一伙青年正在锄地,一个个汗流浃背”,“青年们纷纷报名”,“歌声继续着,青年们在未打通的那段崖上和塌下来的巨石上打着炮眼”……在山西人的口语中,其实是不使用“青年”这个词的,这不是吕梁山和贾家庄的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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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十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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