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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湖湘士人的狂狷精神

更新时间:2022-07-18 10:23:46
作者: 朱汉民 (进入专栏)  

  

   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将“狂”与“狷”并举而说明两种气质类型应始于孔子。《论语·子路》记载:“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这段话,十分精要地概括了两种相对立的气质类型,由于它在表达人的气质类型、行为方式方面很有很大的代表性,故而后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后学对狂、狷加以注疏,发挥的言论不计其数。除了上述的中行、狂者、狷者、乡愿四种类型外,人们认为还有一种“狂狷”者。所谓“狂狷”者,就是指那种既有狂者的进取、刚强的一面,又有狷者退守、淡泊的一面,但这又是和理想人格的“中行”者亦不相同的文化人格。一些儒者在评价孔子的学生曾点时,曾肯定他这就是这种“狂狷者”。

   湖湘士人在精神意志、心理特质、行事风格方面常常有一种鲜明的特色:就是将进取、豪放、倨傲乃至蔑俗轻规的“狂者”气质,与退守、谦谨、以至淡泊清持的“猖者”气质合为一体,体现出一种既狂且狷的特点。这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和精神气质亦成为湖湘地域的重要文化景观。

   作为一种十分鲜明的地域文化现象,湖湘士人在文化心理、行事风格方面体现出狂狷型的人格类型与精神气质。本文以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三位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为例,探讨湖湘士人这种狂狷型人格的地域特色。

   一、以我性情,狂狷是已——王船山的狂狷人格

   湖湘士人的狂狷型精神气质可以追溯到屈原、周敦颐,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人生遭遇不同,其气质性格、文化禀赋不同,但是却均具有狂狷型精神气质的一面。从王船山开始,湖湘士人不仅自己具有狂狷型的精神气质,并首先对狂狷型人格作了一些学术上的思考与探讨。所以,我们在这里首先讨论王船山的狂狷型精神气质。

   王船山并不把狂者、狷者视为两种对立的行为方式或相反的人格类型,他认为狂狷只是君子在与“流俗”的对立时所持有的一种人生态度,“乡愿”者的取舍是在“流俗”,狂狷者的取舍“必在性情”。他说:“而我以性情谅之,断然与之而无疑也,则狂狷是已。”所以,在王船山看来,狂狷并不是被否定的偏离“中行”的文化人格,而是在实现“中行”过程中的尚未达到“极至”的一种状态。即如他所说:“同此一圣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为而为之,不更求进,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于天地至诚之道,一实不歉,便是中行。”

   王船山从正面意义上充分肯定了狂狷型人格类型的可能性,这对后来湖湘士人形成、拓展狂狷型精神气质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湖湘士人形成一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王船山本人的精神气质、人格特质既不能归结为“狂者”,也不能归结为“狷者”,而是一种“狂狷者”,是一种狂、狷结合的狂狷型人物。

   一方面,王船山身上所具有的狂者的精神气质是十分突出的。他既因少负隽才而有倜傥不羁的特点,又因生长于动荡悲苦的明清之际,故而保留着忧时愤世、奋勇抗战的精神气质。在王船山的一生中,无论是奋起抗清、投笔从戎的军事斗争,还是刻苦著书、学术创造的文化活动,他均能表现出一种积极奋斗、不屈不挠、敢想敢做的狂者气象。所以,王船山对“狂者”气质表达出一种由衷的赞赏。张载曾对过于张扬自我的“狂者”提出批评,王船山虽崇拜张载之学,但对此观点的提出异议说:“狂者见我之尊而卑万物,不屑徇物以为功名而自得,乃考其行而不掩,则亦耳目心思之旷达而已。”对狂者气象的赞赏,是王船山一直以来的主张。他认为狂者体现出的“见我之尊”是因为他凸显了自我内在的性情,这个内在性情是“大公之理所凝也”。王船山对狂者的推崇,其实也是对自己实践中透露出来的狂者精神的肯定。他一生历经家破国亡、颠沛流离的人生惨痛,但是仍然坚持奋勇抗争、积极进取,他的自题诗“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暮年所写的《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均是他狂者精神的写照。

   王船山不仅有狂者的一面,同样还有狷者的一面。他的处世态度、人格特质中,常常又体现出狷者的特质,成为一种独特的狂狷型人格。王船山认识到,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并不能排斥自持而不为的狷者态度,在许多特别的社会状况、道德境遇中,狷者的处世态度、人格特质是必须的。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狂者,如魏晋的嵇康、阮籍、明代的王阳明、王畿、李贽等,他们在逞现狂者气象时缺乏狷者态度,从而走向人格的偏执与儒家道德的悖逆,这是王船山所要激烈批判与反对的。王船山肯定狷者“有所不为者,道之所不可为而不为也”,而明中叶以来的王阳明及其后学却是从“狂者”走向对儒家伦理的违背,成而与名教对立的“狂禅”。王船山所向往、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将狂者气象与狷者精神融为一体的,其中既有“潇洒安康”、“风光月霁”,“踞豪杰地”的狂者气象,又有事亲交友、修养和义的狷者风格。这正是一种“狂狷”的人格理想。

   可见,王船山的人格类型是一种狂狷型。这种狂狷型人格不同于狂者,当其逞现狂者精神一面时又时时不忘“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但他又不同于狷者,当其表达狷者气质时又有积极进取的追求。同样,这种狂狷型人格亦不等于“恰合于天地至诚之道”的“中行”人格,而狂狷型人格与行为的是追求“中行”的过程,是“狂”与“狷”的融通与转化,故而总是体现出狂中见狷、狷中有狂的难分难解。譬如,最能体现王船山狂者精神的是在明朝面临灭亡的民族危机时,他大声呼唤并身心实践豪杰精神,并挺身而出,毅然投身抗清复明的严峻政治斗争、军事抗争的第一线。他在各种艰难困苦、残酷卓绝的困局中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敢作敢为的狂者精神,他的诸多作品也表达了这种狂者的追求,这里录其参与南明政权时所作《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中的两首:“我生万历四七秋,显皇膏雨方寸留。圣孙龙翔翔桂海,力与天吴争横流。峒烟蛮雨困龙气,我欲从之道阻修。呜呼一歌兮向南哭,草中求活如蝟缩。”王船山在这些诗歌作品中,表现出他在面对家亡国破的严酷现实中仍然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但是,王船山的狂者精神又渗透着狷者气质。当他发现永历政权内部腐化,是不值得扶持的政治力量时,他又毅然离去。以后,南明政权派人请他出山,他辞退并作《章灵赋》及注,鲜明地表露其狷者的心志。在这件作品中,他一方面表达了自己“不随众狂”的心态,他说:“唯余一意事主,不随众狂。”另一方面,他亦表达出对“无为”的肯定,他说:“二子(老子、嵇康)以玄为尚,然且在老,则以无为用,并非用而废之,以咨滑乱。在嵇则非汤武之征诛,而不徇司马。况秉礼教于邹里阙党者,其得弗择地善行,而徒取进趋乎?”在这里,他表达了鲜明的“有所不为”的狷者态度。可见,在投身抗清复明的政治斗争中,他是狂者精神中透露出狷者心态。

   同样,王船山的狷者言行中,又表达出狂者精神。王船山在抗清复明无望后,归隐故乡衡阳,开始从事教育学术活动。相对于中年时期立志抗清复明的积极进取、敢做敢为而言,隐居故乡传授知识、著书立说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狷者人生态度。事实上,他在《章灵赋》注的结束时,已经鲜明地表达了这种狷者的人生选择,他说:“既已觉其不可讬,是以逗留而不往,则将使我终不得遂西归之志者,斯几先之觉也。使茫然未觉,则往而不叶,归于一死而已,岂不愈于邻虎而狎能哉,故曰悔也。”王船山所选择的“西归之志”就是要放弃“徒取进趋”的狂者态度,归隐衡阳老家,闭门读书。他在隐居时写了大量诗稿,也表达了他那时所具有的狷者的心态,他的《遣怀》诗写道:“人间口耳聪无权,对影忘言且问天。刘宋科名原荏苒,苏张车马自喧阗。水沉香篆青烟细,海雾空轮赤日悬。匣有宝刀随老病,无劳堇土淬龙渊。”王船山“匣有宝刀随老病,无劳堇土淬龙渊”所反映的正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狷者状态。但是王船山虽不能挥刀战场以遂狂者之志,却又在学术文化的战场表达其不掩的狂者气象,他在《观生居堂联》中写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船山在面对汉宋以来无数大家鸿儒,却敢于立下这等志向、发下这等宏愿,这又是何等的狂者精神!可见,王船山的狷者心态中,又保留着浓烈的狂者精神。

   其实,王船山的狂狷型思想及精神气质,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在湖湘士人中这是一个比较显著的文化现象。正像王船山的学术思想上承两宋以来的湖湘学统,下启晚清以来的近代湘学一样,他们狂狷型精神气质亦是上承湖湘传统,更对晚清以来湖湘士人的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进取强矫,性狂气狷——曾国藩的狂狷人格

   湘军是“士人领山农”而建立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军队,特别是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湘军的将领均是士大夫、士绅构成,这些饱读儒家诗书的读书人能够带兵打仗,在烽火的战场上奋勇厮杀,亦表现出他们的狂狷型的精神气质。因此,晚清湖湘士人的狂狷气质,是一个比较瞩目的区域文化现象。

   湘军的核心人物曾国藩,是一位精神气质十分鲜明的狂狷型人物。曾国藩是一个纯粹文人出身的士大夫,他的人生道路本来是儒家士大夫的通常模式,即由学校读书到科举考试,历经秀才、举人、进士的门槛后,授以官职。就在曾国藩的仕途一路顺风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而曾国藩则意外步入了一场统领湘军、带兵打仗的人生道路,最终被人冠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事业之人。曾国藩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他那种狂狷型的精神气质。曾国藩的文化性格十分复杂,许多相反的性格气质在他身上均有鲜明的体现,这是主要讨论他的狂狷型人格。

   首先看其狷者人格特质的一面。在曾国藩身边的同僚、同学等人看来,以及后来的人们评价来看,曾国藩无疑表现出儒家传统认可的“狷者”形象,湘军将领郭嵩焘在其日记中写道: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曾文正公(国藩),狷者类也。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耨,取给一身而无所歉。

   郭嵩焘认为曾国藩是狷者型人格,有着非常鲜明的“狷者”特质。郭嵩焘的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所谓狷者总是体现出性情淡泊、言语谦谨、举止收敛、有所不为的一系列特征,郭嵩焘所说的“狷者”正是如此。尽管曾国藩位高权重,但是人们会发现他时时刻刻保持着对言语过高、行为无羁、胆大妄为的狂傲者的不满,并且处处表现出对性情平和、谦谨收敛、恬淡无为的狷者的欣赏。在曾国藩获得位高权重的地位后,他对狂傲之气更是表现出特别的警惕,他反复告诫家人: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

曾国藩对傲人凌物的狂者之态十分警惕,同时亦坚决反对说大话、务虚名的狂态,他总是反复对亲人、下属提出“实”的要求:“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以此“实”要求自己、亲人、僚属,充分体现出他对狂傲的警诫,这正是一种狷者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曾国藩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种种人生哲学、人格修炼方面,包括谦谨、敬恕、坚忍、厚道、安详、平实、静一、恬淡等等,均是其狷者人生态度的体现。譬如,谦谨的态度是为了防止狂傲,所以曾国藩提出:“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在曾国藩的人格修炼要求中,谦谨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其狷者人格特质的集中体现,故而龙梦生为《曾文正公学案》作序说:“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曾国藩的谦谨习性,是他长期人格修炼的结果。他在研习理学时,就受当时的理学家唐鉴等人内省修身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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