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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概念

更新时间:2022-07-17 23:37:39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今天所要谈的人物,是近代思想史上不太谈到的一位知识分子——刘咸炘(鉴泉,一八九六——一九三二)。以前我在反复读他著作的时候,一开始注意到的是他对章学诚的看法,但刘咸炘在这方面的思虑太细,反倒不容易谈。今天要谈的是刘咸炘史学著作中关于“风”的观念,而“风”是一个在近代经新史学洗礼之后长期被忽视的史学观念。

   一、生平及思想渊源

   刘咸炘是四川双流人,他的祖父刘沅(一七六八——一八五五)是举人,也是刘门教的创始人,他在嘉庆年间创办的槐轩书院,与后来同治年间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创办的尊经书院,一官一私,所提倡的学问也有不同。刘咸炘的《推十书》中所收的大大小小两百多种著作都是在他短暂的生涯中写成的。由他的弟子所完成的著述年谱,可以看得出他每年都要完成许多种书。可惜在三十六岁那一年,他难得出游,得了风寒回家后,不久便去世了。

   刘咸炘的学问事实上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影响,我想他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吸收、发挥和批判大概是近代学者中最多的。民国以来的章学诚学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题目,针对章学诚竟然提出那么多不同的看法。譬如梁启超说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六经皆史料也”(《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另一方面,我在追溯刘咸炘的学思历程时,发现他受龚自珍的影响很大。我想这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面所讲:“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1]“新学家”如此,像刘咸炘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亦不能免。龚自珍的《释风》篇,一开始讲“风”、讲“虫”,就是说我们身体中有很多“虫”,好像细菌一样,“风”与之感应,形成某些疾病等等。那一大套理论我们先不说,但是其中有几句话很值得注意。龚自珍说“风”这种东西“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2],我觉得这两句话很能说明刘咸炘的史学观念,他认为历史发展宛如是一种“风”,而史学是一种观察“风”的学问,足见刘咸炘深受龚自珍这篇短文的影响。龚自珍还有一篇文章提到史学是“大出入”,他说研究历史时要能“入”,将其中的细节研究看得非常清楚;要能“出”,把整个大势变迁看得非常清楚(《尊史》)。刘咸炘说:“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3]这一点也与龚自珍的说法相仿佛。如果总是“入”,便看不到一代风势之变化,要先“入”再“出”,先了解事实之始末再看整个风势变化,而且看几十年、几百年的风势。

   我后来才慢慢注意到,事实上有一批学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很推崇他,如蒙文通、唐迪风(一八八六——一九三一)、陈寅恪、钱穆等,只是他是一个在当时主流历史论述的边缘的人,所以并没有被特别注意。

   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就像我在第一讲曾引用了赫伯特·西蒙的话,人的理性是有前提、情绪、选择的。所以我们看到陈寅恪、钱穆等人对民国人物的品题时,也常常因我们的注意力所限而“视而不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注意力改换的时候,我们才会“视而有见”。我们以前看到他们提到刘咸炘这样的人都不太注意,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当事人提到时也只是只言片语。我在读刘咸炘的各种著作时,发现他自己最得意的书,往往辨析得太精、太深,而且关心的问题与我们有些出入。他对史体、文体的辨析,不厌其详、不厌其深,使得我这个与他不在同一个“境界”的人,很难领略他的想法。我反倒比较喜欢他的一些杂著,无论如何,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反复在讲“风”。我最先发现他写的许多文章篇名都有“风”字,然后才慢慢注意到“风”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史学观点。

   二、什么是“风”

   谈刘咸炘关于“风”的论述之前,我想先谈谈什么是风?及为什么“风”这个议题会引起我的兴趣。

   中国人很喜欢用“风”这个词,譬如,《诗经》的“观风”就是一个很大的传统,可是“风”该如何英译呢?译成wind、fashion、public opinion,好像都不太够,是不是黑格尔的“时代精神”?好像也不是非常精确,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总是讲到“风”。《易经》中说“云从龙,风从虎”,中国人还常常讲要“开风气”“风俗之厚薄”,好像特别喜欢用“风”字,可是“风”的确切含义又很难定义。古人讲“察势观风”,可是“风”在中国的传统里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

   我们应如何比较系统地思考“风”。一八四九年有一位外籍传教士菲洛(Philo)从中国写了一篇十五页关于“风”字的探讨长文(“Illustrations of the Word Fung”),发表在传教士的期刊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4]上面。作者敏感地注意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风”是一个最常用、最难转译,而意涵又非常繁多的字眼。他用了几十个英文字词来转译其意。

   菲洛的文章说,风是spirit of God,是wind,是passion,是excitement,是life-dispensing、quickening(灵),是custom,是moral conduct(如“洋洋乎固大国之风也”),是illustrious fame,或high praises、或sounding name(如“张英风于海甸,驰妙誉于浙右”);是fashion(如“以风生万物”);是good example(如“舜之为君也,其政好生而恶杀,……是以四海承风”);是deportment(“扇以廉风,孚以诚德”),是the forms of decorum、etiquette(“维先至邹鲁,家世重儒风”);是method(“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是reformation(“风,化也”);是instruction(“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是influence(“君子之音,乃所以为治安之风也”);是spiritual image(“陵有国士之风”)等。

   他在文末将上述种种“风”的英文翻译归纳为五类:

   一、Breath;spirit;passion;air;gale;wind

   二、Manners;deportment;etiquette

   三、Fame;example;fashion

   四、Instruction;instututes;influences

   五、Disposition;spirit

   刘咸炘对“风”并未曾严格定义,大体而言,上述五类含义的“风”,与他平常讲到“风”时的含义大致相符。“风”当然不是什么新的史学理念。[5]《诗经》中有大量的风诗,古书中也总是说史学的任务之一是“察势观风”。但是晚清以来,在新史学洗礼之下,“察势观风”的观念并不流行,“风”也成了不确定的代名词。

   然而在历史上,人们见识过多少风潮,它们倏忽而起,倏忽而落,最初可能只是几个好事之徒,或小书斋中的几个读书人所发动,可是当它如日中天之时,即使人们觉得不合理,即使许多人心中完全不认同,却也不敢违反它的势力,而且不敢公开说什么。以学术为例,当一种学风流行之时,即使内心中对自己所做的学问感到怀疑,仍然跟着大众拼命向前。用胡适的话说:“虽有智者,亦逃不出。”[6]

   “风”之起落是一道非常艰难、复杂也非常丰盛的课题,尚待我们综合各种学问深入探讨。在一个社会中,同一时间便有无数股“风”的势力,其中有的是飓风,有的是微风,但说不定微风有一天也会变成飓风,席卷一切。譬如许多观察者指出三十年前,佛教在台湾社会并无积极作用,但是近一二十年来,它形成了极大的势力。譬如二三十年前,台湾的文化精英是文史学者,后来是科学家,现在是生技学者、是电子新贵。又如美国历史学界的研究热潮,时而思想史、时而社会经济史、时而新文化史,现在是医疗史。当新文化史盛行时,美国许多历史系都骄傲地宣称说他们近年的空缺都是文化史的人才。

   我们在历史的兴亡中也常常看到,最初往往是少数人,慢慢地变成强势,而它又触及一般人内心中潜在的想望或恐慌,于是一根火柴点燃了一个火药库。这中间不必然有一对一的关系,有时候偶然性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当然个人的行动、性格、形象、品质与时代的适合性等因素也都非常关键。而人们一旦形成内聚力强大的团体或组织,甚至是有暴力挟制性的组织,慢慢地便足以形成转变社会的重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少数人与社会的关系一如水龙头与自来水系统的关系。

   能开启一种“风”的机制还非常之多,譬如一个价格可能调动一种“风”,一种指标或排名的系统可能带起一种“风”,一个示范意味的试点或突破、符合普遍现实利益的一种主张、强力的群众畏惧感甚至模仿与竞争等也都可能形成“风”。[7]

   在现实生活世界中每天都有人在挖空心思想要卷起一阵“风”——不管这个“风”是思想的、流行的、政治的、军事的——但都没有成功的把握。即使读遍了教案,也未必能保证每一次都能成功地推出一个新的“风”潮,可见它是何等艰难的课题。

   “风”很难形成,而“风”的范围也很难捉摸,它真的是“万状而无状,万形而无形”。我上次曾举《楞严经》与宋代思想的例子。有人说《楞严经》在北宋有很大的影响,胡适说怎么能说是一部《楞严经》的影响呢?应该说是整个时代禅宗的“空气”对士人的影响。这个“空气”或“风”很难从字里行间一个字一个字确凿地找出来,可是人们是受到“空气”的影响,如果只是从一部书到一部书上面的证据去理解,看到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部分是看不到的。像清代的陈澧(一八一〇——一八八二),他的著作反复强调“学风”会改变“政风”,“政风”也会影响“学风”。

   “风”究竟是什么?即使感受到了,有时候可能也难以描绘、分析。但刘咸炘认为史学最重要的任务是观“风”,不是像梁启超讲的,是记录事物、社会进化的轨迹,也不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最重要的工作是看“风势”,看每一个时代各种“风势”的起伏。刘咸炘的论文标题常有“风”字,如《流风篇》《流风余义》《明末三风略考》等,他在文章中最常提到的几个名词是:“风气”“学风”“时风”“通风”“风势”“虚风”。

   三、史体与“风”

   刘咸炘有一句名言,他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在“风”里面,包括政治、人才等所有的东西,一切都在“风”中。他和近百年所流行的新史学理论有一个不同,就是近代很多史学理论是从外国引介回来的,而刘咸炘有一个特色,他基本上是想从旧史的理想中去翻新,想要在新史学的挑战之下,吸收一部分新的东西,重新提出一个想法。所以他史学著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史体的批判开始。

我们知道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史体、文体的形成变化的研究与批判。我想近代西方的史学家没有人会对“体”进行这么多既深且细的探讨和批判。但是刘咸炘却要用旧的资源,融合新的东西,在新的挑战之下,创造一个新的史体。章学诚的名言“方智圆神”,将史学分为“记注”和“撰述”,“方”就是“记注”,是客观之学,是记录、整理、考证史料,“圆”则是撰述。在章学诚看来,清代考据之学就是“方以智”。我想刘咸炘深受这个影响,他认为如果要观风势,就不能像清朝学者那样只满足于记注、考辨史料,写出一条又一条非常深入而有见解的札记,而是要综合所有的东西写成“一家之言”。所以他想要用“圆而神”的方法来描述一代风势的变化。收集史料、研究史料的客观之学只是史学的一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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