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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风”——一种被忽略的史学概念

更新时间:2022-07-17 23:37:39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还有一半是主观之学,也就是撰述,是描绘“风”的观势之学。

   刘咸炘的著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在分析“史体”,他很关心能表现一代风势的汇传体的衰退,同时也关注史书中有关“风势”方面的记载的衰减。他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好几个相近的人物归在一个列传中,而不是一个一个人分开写,就是在表现“风”,这群人代表一种“风”。而《史记》《汉书》那种汇传体慢慢衰退了,后来的史书总是“一人一传”;而且传记的写法越来越像《碑传集》里面太过定型化的叙述。除了史体之变外,他认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也深刻影响到历史察势观风功能的衰退。

   他认为史体的衰退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书》《后汉书》之后,注重风俗的体裁慢慢没有了。他说在班固(三十二——九十二)的《汉书》里面,许多列传还能表现出在政治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变得矫激的情况,后来在《资治通鉴》中看不见这些了。他说:“唐以来私家传记多止留意官曹仪制、贤士大夫言行,而罕及文化风俗,盖史识之日隘也。”[8]又说:“然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9]也就是说唐朝以后,史学日趋严整,修史由专家之学变成官方之学,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所以没办法看出“风势”的变化。他又责备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不明“通古别识、圆神变化之术”,[10]刘咸炘经常批评刘知几,因为刘知几提倡编年史,而编年中间看不到因果的联系,看不出风势的变化。他认为唐以后的史学太喜欢编年体,而不注重《史记》《汉书》那种汇传式的史体,也是史学变得愈来愈不能察势观风的重要原因。

   宋朝则是另外一个转变期。刘氏对宋代史学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他认为宋朝史学太好褒贬,而且太好一人一事之褒贬,不是对整个风势的褒贬。宋代史家过度注重朝廷的政治,而忽视民间的风俗。又说宋朝以后的史学变成“万人一篇”,所有人的面貌都一样。他也提到章学诚的《释通》,认为所谓“通”就是“风”,他又说:

   “以时风言之,今日宜修宋史,何也?史识在观风察势,风势万端,综贯以求,由繁至简,达于最高之原则,则见民风无过一张一弛之迭代,一切世事皆由此生。”[11]

   前面这一段引文中的“一张一弛”一语是他讲“民风”之变的最高原则。在《流风》篇中,他就主张用“最高之原则”来讲每一个时代的思想,他认为每一个时代的“时风”“政风”往往也就是几个简单的范畴的表现,可是我认为一代民风之变不可能只是“张”“弛”,实情远比这个要复杂。但是除此以外,我同意他的看法,随着史体的日益拘仄,历史慢慢变得没有办法承载“察势观风”的作用。

   刘咸炘认为“史”不应该有定体,应该根据所要描述的“风”而创设新的史体。他认为能捕捉“风”的史体要能兼顾“上下”和“左右”。所谓“上下”,就是要贯穿,不能以一个朝代为限,往往要看三五百年,所以要“纵”观、要重“时风”。但他同时也讲“左右”,讲“横”观、讲“土风”,一个地域的“风”。因为重“横风”,讲“土风”,所以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方志的作用。他说:“方志自有方治之精神,与国史异也”“盖缘向来于方志止视为国史横剖之一部分,以为一方不似一代,无所谓自成面目者,既无其事,作者何由强造一贯。吾今以土俗贯论”。[12]他认为方志的作用不只是国史,乃“横剖之史”,在方志中可见“土风”,即地域之风。

   然而什么东西限制了我们对“纵”的了解?他说是断代史,断代史限制了“上下”纵观的可能。什么东西限制了“横”?刘咸炘提到的例子之一是列传,列传之间把所有东西隔开成一块块,没办法横观。

   他也认为“事目”往往决定了史书的内容,他说:“观历代史书志、传事目之增减,而史识之渐隘,史法之渐亡,已可见矣。”[13]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各种史书的“史目”太过狭隘、太过道德化,而且变化太小。所以为人写传时,往往先看他是不是孝义、贤宦等等,是不是能塞到一个特定的史目里去。刘氏认为这些“史目”的确定使得它们没有办法记载人事的纷纭万状。这使我想起美国思想家肯尼斯·柏克(Kenneth Burke,1897—1993),他说我们看所有的东西都要in terms of,事象通常并不能自我呈现自己是什么,所以人们总是用一些范畴来了解它们、状述它们。在我来看,这是一种方便——方便下笔、方便描摹,但是方便的另一面是束缚,使得史家用不变的框架去状述纷纭万状的人事世界。如果我没有误解刘咸炘的意思,这些具有高度道德意味的“史目”使得历史上的史官,将所有事情都先往这些已有的框架里塞,而不是看这个时代有什么变化,再创造适合于它的分类,所以“史”变得不能察“风”,而这些筛选的框架,事实上也是维持古代的道德风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人们受到它的陶冶,也很自然地在行为上督促自己去往那些理想的行为去靠。我以前常以为明清地方的乡、镇志可以体现地方上事情的纷纭万状,可是没有想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它们的“史目”与国史、省通志或府州县志往往大同小异。所以历史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框架,一方面产生了道德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不大能体现事象的风势与变化。

   在这里我还想举一个例子,晚明出现了大量模仿《世说新语》的书,而且模仿的最厉害的就是《世说新语》对这些文人的分类,让人读来会觉得好似魏晋名士又在明代出现。我认为这就是刘咸炘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在反省“事目”和“史体”的关系。他认为“事目”一定,看事情的凹凸镜就安放好了。章学诚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要为人们传记的时候,凡共同的部分通通省略掉,要写出不一样的部分,看来也是同样的道理。进一步推演刘咸炘的思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因为“事目”和“史体”趋于稳定,使得人们没有办法看到历史的纷纭万状,也没有办法看到前后左右通贯的事象,只能局限在一个一个格子里面看事情,就没有察势观“风”之可能了。

   此外,刘咸炘认为历史贵在能见“生民”与“风俗”,能否见生民、风俗也与“史体”之好坏有关。他说:“然班、范而后,史识渐亡,作史者重朝政而忽民俗,详实事而略虚风。”[14]也就是说他认为《汉书》《后汉书》中的“土俗民风”也就看不到了。他又说:“传记下风,志载上制,魏之崇信释老,乃上制也。”[15]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有时候风是从下面而来的,有时候风是从上面而下的,有时候风是上下交而形成的,而魏之崇尚释老,其风是由上层阶级所开启的。

   为了使历史要能见“生民风俗”,所以他同样反对分目、格套式史学,而他认为宋代以后的史体过度受到道德义法之束缚,同时也因为宋代以后的史书“重政治”“轻民风”,所以在这方面也表现了一个衰退的过程。他认为从宋代的《通鉴纲目》以后,评判历史的观点主要从道德境界出发,使得人们看不到生民风俗。他说:“自晚宋人以击断为史学,不惟不究文化风俗,即并制度亦希加考论,其视史也若君子小人谱而已,故著史者多止论人。”[16]他比较两本书,说宋濂(一三一〇——一三八一)《浦阳人物记》不如徐克昭的《稗史集传》,因为前者将一切史事放入道德格套中,是“以类求人”。刘咸炘又说:

   “是可知史家惟详于朝廷之繁文而忽于民间之风俗,亦由志已局于案牍,传已局于行状、墓志,民间风俗固非案牍、状志之所有,无综合之识,而惟编排记注,宜其陋矣。”[17]

   史书中志、传之分,使得民风成为两边都遗漏的历史材料,而分志、分传,亦使得史家难获“综合之识”。

   刘咸炘强调史家要有“综合之识”,历史的书写要跳脱独立的格子,广为综合,才能捕捉到“风”,这一点后面还会再谈到。刘氏也强调杂书对于捕捉风势之重要,他说:“当杂考群书之旁见侧出者而综合之。”[18]举个例子,他说如果想了解晚明之“风”,则《万历野获编》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明史》,又认为在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的《列朝诗集小传》一书中“明代之风大略备矣”。用《列朝诗集小传》来捕捉明代的游士、山人之风,其成绩要远远超过《明史》。

   四、宇宙如“网”

   刘咸炘对“风”其实从未有系统的论述,而且使用的语言相当简略、零碎、笼统,本篇实际上是我试做的一些梳理。在前面的讨论及以下的部分,我都会提到几点:一、“风”除了是指风俗及风俗对政治、社会、人事等无所不在的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无不有风”。每件事都有风,而政事、人才等无时不在“风”中。二、“纵”“横”“时风”“土风”之间的作用。三、破除史目之分,从前后左右进行“综合”之工作。四、在“事实”之外要能把握“虚风”。五、“宇宙如网”的史学概念。

   刘咸炘有一本仅二十四页的小册子《治史绪论》,在这本小册子中,他提出史学有四个要件:“考证事实”“论断是非”“明史书之义例”“观史迹之风势”,前两者为各种史学所共有,后两者为刘咸炘所特别提倡。我们一般以为“风”就是重视历史中的“风俗”,刘咸炘却说“风俗”固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他更强调的是“无不有风”。这里要先谈他对“群体民风”的讨论。

   刘咸炘屡屡提到风俗、小事之重要。他认为:“记事尤重能传风俗,小事往往可见大势。”[19]他对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的《廿二史札记》非常欣赏,《廿二史札记》往往能把握一代正史中常常出现的事情,比如说“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等。但是刘咸炘认为《廿二史札记》没有做到两点,一是太依靠正史,另一点是觉得只出现过一次的事情不重要。

   前面已提到过,刘咸炘认为司马迁、班固之后有一个重大的发展趋势,即史学的识见日益拘狭,侧重朝政,而对“群体民风”不够注意。譬如他认为游侠为华夏民风之一大端,他说:“群体民风,学者多不注意,论述遂绝而不续”[20],“班书以后,绝无《游侠》《货殖传》,……而自司马彪以降,所递增者乃在舆服、朝会、仪卫,是可知史家唯详于朝廷之繁文而忽于民间之风俗”。[21]

   他引吕祖谦(伯恭,一一三七——一一八一)之语:“秦汉以来,外风俗而谈政事”[22],认为吕氏能多少注意到风俗与政事之关系,是为可喜。但吕祖谦于周秦之变,不过慨惜先王之法骤废,而对于风俗之渐变相承者未能多所发明。刘氏感叹地认为吕氏之病正是宋儒普遍之病,故说:“宋儒史识大多如是,不得谓之不正大,亦不得谓之不浅隘也。”[23]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了解政事必须了解风俗,了解一切皆需了解风俗。刘氏表示,吕氏虽已转步,但却未移身,他的历史著作仍然反映了宋代史学态度拘狭化的变化。

   刘咸炘强调说:“民间习俗,亦有重大影响及于政事者。”[24]所以不能只看政治,还要看民俗,政治不讲官制不够,光讲官制也不够。他认为明代“英、宪以降至于万历,实风习最繁变之时”[25]所以他写了《明末三风略考》,认为晚明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山人、游侠、绅衿横恣,“三者互为因果,而皆原于士大夫之骄侈”,[26]形成晚明各式各样风势之变化,各位详读晚明文集可了解到。

   接着我们要谈刘氏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即每一件事都有“风”,而且每一“风”并不是孤立的,可能与别的“风”之间有复杂的相互关联。所以他的“风”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前面讲的“风俗”,另外一个是“无不有风”,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甚至连一个时代流俗的装饰,或交朋友的方式都有“风”,而且往往互相交缠。

   他举例说:“所贵乎史者,为明著其政事、风俗、人才之变迁升降也。政事施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为之枢,一代之中,此三者有多端,每一端为一事,即为史识之一义。”[27]他认为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就是政事、风俗、人才三要素,政事成于上、风俗成于下,而人才在中间,为其枢纽,可以想象这三者是不可间断的相互作用着,形成一个几乎不可分的旋风。“风”决定一切,政事、人才及其他许多的事事物物皆在“风”中。

风有时候是小事,有时候是“一大风”,不管是捕捉小风还是大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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