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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诗》《书》《礼》《乐》是最早的教科书

更新时间:2022-07-17 09:58:45
作者: 刘梦溪 (进入专栏)  
其儒林传《诗》《书》及《礼》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异也。又有传《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经唯有《诗》《书》《礼》《乐》,故不引《易》与《春秋》。云“億可以为之也”者,億是发语之声。言此等之人,后世亦可为先师也。疑而不定,故发声为億。(同上,第630页)

   孔疏又是屡屡以《诗》《书》《礼》《乐》并称。而且是溯源头,连接后世。关于所引郑注说的《礼》《乐》《诗》《书》的传承情况,下面再详之。兹就孔疏最后一段先来言说。孔疏居然解释了并提《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的理由。孔氏说,所以不引《易》和《春秋》,是因为“此经唯有《诗》《书》《礼》《乐》,故不引《易》与《春秋》”。他的意思是说,所以不引,是因为《周礼·春官宗伯》这一“经”没有提到《易》和《春秋》。是啊,本人在前面论《易》时讲过了,孔子作易传之前的《易》,主要是占卜之书,那是由专业人士掌握的“秘籍”,不可能作为教学生的课本。至于《春秋》,孔子之前何来《春秋》?这就是何以最早的教科书,惟有《诗》《书》《礼》《乐》的缘故。

   我们再看孔门之教。我多次说过,孔子教学生有两套“六艺”,一套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为知识课和实践课。另一套“六艺”,是《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为文本经典课。但我想问一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可曾也教过《易》否?至少《论语》中从未提及此事。孔子是说他喜欢《易》,因读《易》,把穿《易》简的绳子都折断了好几次(“韦编三绝”),并说学《易》这件事,不能年轻时学,最好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学,就不致有大的过错了。他既有如此主张,当然不会轻易教学生了。孔子是把《易》回归为义理之学的第一人,算命打卦这些“装神弄鬼”的歪思邪行夫子最看不上眼。《论语·雍也》记载,弟子樊迟问什么是“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是从让老百姓晓得道义的角度着眼,只要不亵渎鬼神就算得聪明的表现,不必为此想得太多。《论语·先进》亦载,子路问事鬼神的方法,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似乎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些不耐烦。《论语·述而》还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些记载都说明孔子不想对鬼神问题作深入探究,宁可避开,也不愿给出自己进一步的看法。他的不会向学生授《易》也明矣。至于《春秋》,《论语》中确不曾有所提及。而谈《礼》说《乐》引《诗》论《书》,在《论语》里是常谈,特别讲《诗》《礼》《乐》多到不知凡几,论《书》不是太多。但《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为此持论甚坚,此不多具。

   要说孔子所治学,则《诗》《书》《礼》《乐》《易》《春秋》都包括在内,但作为教弟子的教科书,只有《诗》《书》《礼》《乐》,而不包括《易》和作为文本的《春秋》,应可以肯定。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金华应氏之言曰:“《易》虽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适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四《经籍考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2页上栏)按此说深获我心。晚清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一章《经学开辟时代》也引金氏语,谓其说“近是而未尽”,乃有此申论:“文王重六十四卦,见《史记·周本纪》,而不云作《卦辞》;《鲁周公世家》亦无作《爻辞》事。盖无文辞,故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卦爻辞》,则如后世御纂、钦定之书,必颁学官以教士矣。观乐正之不以《易》教,知文王、周公无作《卦爻辞》之事。《春秋》,国史相传,据事直书,有文无义,故亦不可以教士。若当时已有褒贬笔削之例,如朱子《纲目》有《发明》、《书法》,亦可以教士矣。”(《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36-37页)又以此反证“六艺”之成典过程,但对周代学校以及孔门施教是以《诗》《书》《礼》《乐》教之说并未持反对意见。

   再看战国时期诸子中的荀、墨两家持何种态度。《荀子·荣辱篇》写道:“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又说:“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夫《诗》、《书》、《礼》、《乐》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68—69页)《荀子·儒效篇》又云:“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同上,第133页)一则以“仁义之统”来概括《诗》《书》《礼》《乐》的地位,一则以为《诗》《书》《礼》《乐》是“天下之道管”,是“百王之道”的代表,其评价也至高矣。

   《墨子·贵义篇》也有一段极有趣的对话:“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这段对话,在于公孟提出:既然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那他就是圣王了。既然可以当圣王,岂不是也可以当天子吗?墨子认为公孟的逻辑非常混乱,讽刺说,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就等于以年龄的大小来论富贵,似乎年龄越大就会越富有,因此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里且不说他们讨论本身的是与非,至少公孟和墨子都承认,孔子因通晓《诗》《书》《礼》《乐》,并能“详于万物”,而成为至高的圣哲。可以说在荀、墨那里,也都是以《诗》《书》《礼》《乐》四种文本经典,作为孔子所以为圣哲的标识。

   太史公是在孔子之后,给予孔子最高评价的最早的历史家。《史记》给孔子以极尊崇的地位。单是列孔子于“世家”,就是破其史例之举。不仅有《孔子世家》,还有《仲尼弟子列传》,都是专门为孔子立传。《儒林传》也是以孔子为发端。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尤三致意焉,以致高调而真切地写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则史迁已经是以继先圣之诗书礼乐之统自居了。这有点像孟子的豪语:“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孟子之后,只有司马迁敢如是宣称也。他说的不是空话,《太史公书》百三十篇足可为之证实。除了一《世家》、一《列传》专为孔子而设,百三十篇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孝文本纪》《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礼书》《乐书》《律书》《天官书》《封禅书》《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外戚世家》《留侯世家》《伯夷列传》《留侯列传》《管晏列传》《老子韩非列传》《伍子胥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吕不韦列传》《李斯列传》《田叔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滑稽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计五十篇,都提到了孔子。或者引录孔子的话以为立义,或者以孔子的生平事迹记录其中,或者竟是在《太史公曰》的笔书中借孔子的言说发为感叹。孔子几乎成为史迁结构《史记》的一条引线,更不要说思想上的“一以贯之”的依尊了。

   关于孔子和“六艺”的关系,司马迁有多种笔法。最有名的是《孔子世家》的一段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第1938页)又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同上,第1947页)其在《滑稽列传》中亦记孔子之言曰:“六艺於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同上,第3197页)又《秦本纪》有载:“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同上,第192页)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即属于诸夏的王国,是以《诗》《书》《礼》《乐》为政本,为何还时有乱政发生。由余的意思,认为是没有真正践履,而是向《诗》《书》《礼》《乐》的反方向运行,岂有不乱之理。这且不管,从上述几段《史记》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作为当时最熟悉孔子的大史学家,作为孔子的推崇者和崇仰者,他当然深知孔子所治为“六艺”之学,但在书写时,也是常常以《诗》《书》《礼》《乐》来代表孔子的思想,而略去了《易》和《春秋》。

   职是之故,我的结论是,当孔子在世时作为教科书的“六艺”,只有《诗》《书》《礼》《乐》,而无《易》和《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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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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