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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高鑫: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2-07-16 20:18:22
作者: 汪高鑫  

  

   提要: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中国史学史的学科概念最早是梁启超于193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来的。该书专辟一节“史学史的做法”,提出做中国史学史至少要注意四个部分:“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金毓黻于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堪为按照梁氏中国史学史的做法而成就的早期代表性著作。后来的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基本上沿着这样的路子。这种局面的改变,以1986年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1册的出版为标志。该书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任务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具体来讲,其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这里所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旨在运用唯物史观揭示史学发展的规律性;“跟其它学科的关系”,包括跟生产知识、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等姊妹学科的关系;“反映的时代特点”和“对社会的影响”,“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史学对于社会的反作用的问题”。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不断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在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种大历史视角对于新时期我们考察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为考察对象,拟从四个方面作出努力,为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政治史视角: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与王朝政治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发展与演变,必须要有政治史的视角,要把握史学发展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具体来讲,中国古代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更替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最具影响的事件。纵观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史为鉴;而中国古代史学高度重视从王朝更替中汲取历史教训者,又以周初“殷鉴”、汉初“过秦”和唐初“隋鉴”思想为代表。周初面对“受天命而王”的夏、商王朝的相继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历史总结与反思,表现出强烈的“殷鉴”思想,《尚书》则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召诰》篇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以夏为鉴、以殷为鉴的结果,是认识到了天命可以转移这样一个道理,要防止天命转移,君王就必须要敬德保民。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西汉初年史学重视总结“秦过”,由此掀起“过秦”思潮。陆贾作《新语》,指出秦不懂得“逆取顺守”的道理,不行仁义,“举措太众、刑罚太极”,结果导致二世而亡;贾谊作《过秦论》,认为秦的败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山作《至言》,指出:“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三人的“过秦”总结高度一致,说明汉初“过秦”历史总结已形成一种共识。隋亡唐兴的历史巨变,引发了唐初史学的以隋为鉴。“以隋为鉴”四字出自《新唐书》,为魏徵进谏唐太宗之语。《新唐书》本传引魏徵语道:“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由魏徵主修的《隋书》,充分体现了“以隋为鉴”的思想。该书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总结了亡隋历史教训:“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商周、秦汉与隋唐的兴亡巨变会促使史家高度重视以史为鉴,王朝更迭频繁的乱世时期,史家也会普遍重视以史为鉴。像魏晋南北朝政权频繁更替,促使史学家重视及时总结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便避免重蹈覆辙,由此推动了这一时期史家对于撰述前朝历史的高度重视,正如《隋书·经籍志》所云:“一代之记,至数十家。”五代时期的政权频繁更替,也同样引起了史家对这一时期历史反思的重视。北宋学者陈师锡在《〈五代史记〉序》中,对宋初五代史研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他还对欧阳修撰成《新五代史》大为赞赏,称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当然,中国古代史学的以史为鉴是一贯到底的,只是在不同政治背景下表现的程度不尽相同而已。

   其次,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中国古代史学对于王朝的建立,普遍重视进行神意性解说。《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重视对历代王朝的建立作出神意性解说。如对于五帝、三王与秦政权的建立,《史记》一方面大力宣扬“圣人感生”说,《殷本纪》和《周本纪》叙述殷、周始祖降生,沿袭了《诗经》的“吞卵”和“履迹”说;《秦本纪》则套用这一说法,为秦始祖大业缔造了其母“吞卵而生”的故事;另一方面又重视宣扬“圣王同祖”说,《五帝本纪》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夏本纪》认为大禹为“黄帝之玄孙”,《三代世表》排出黄帝以来至商周始祖的世系,《秦本纪》则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这种“有父”说同样是一种天命论,诚如褚少孙所说:“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对于刘汉政权的建立者刘邦的“无土而王”,汉代史学普遍重视进行神意性解说。《史记·高祖本纪》缔造了“赤帝子传说”,认为刘邦乃刘母与赤龙“交感而生”。班彪、班固父子则大肆宣扬“汉为尧后”说,班彪作《王命论》,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班固作《高帝纪赞》,认为“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荀悦《汉纪》开篇即详叙五德相生说,宣扬“汉为尧后”,并由刘邦“起于布衣,奋剑而取天下”而感慨道:“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无以建业,非命无以定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对于王权的神意性解说,主要依据五德相生说和符命说。采用五德相生解说王权,以魏晋南北朝最为盛行。如陈寿《三国志》以曹魏为土德,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延康元年)三月,黄龙见谯”的记载;沈约《宋书·武帝纪中》记晋“亦以金德而传于宋”;《梁书·武帝本纪上》记齐末帝禅位诏书云“昔水政既微,木德升绪”、齐梁更替“依唐虞、晋宋故事”;《陈书·高祖本纪上》记梁陈更替云“今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北朝史学也重视德属之争。据《魏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发起了一场关于政权德属的讨论,中书监高闾主张“以魏承秦,魏为土德”,秘书丞李彪则主张北魏“承晋为水德”,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确定北魏为水德。高闾在提出土德说的过程中,对曹魏以来十六国政权德属演变情况作了叙述:“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至于隋朝德属,则以火德上继北周之木德,唐朝则为土德。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命定论”,“是一种极具体的天命的律法”。这一时期的史学也非常重视宣扬符命说,如《三国志》记蜀称帝,在两道劝进书中列举了十几项符瑞图谶,以示天命所归。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述刘秀定谋起兵前有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登基前则记有预示刘汉火德再兴的《赤伏符》之谶,本纪末尾论赞中大谈刘秀出生时及起兵后的各种怪异现象,并据此总结说:“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刘知幾将“旌怪异”作为历史编纂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所谓怪异,即是“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在刘知幾看来,“夫祥瑞者,所以发挥盛德,幽赞明王。”也就是说,史书载录祥瑞符应,是维护王权政治的需要。宋代以后,符命说在史学中明显受到冷落、甚至批判,如司马光《资治通鉴》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之类事情一般不予以著录,王应麟说“《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削”。郑樵批判灾祥说,认为:“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气之戾,而一一质之,以为祸福之应,其愚甚矣!”他还说“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家不可以变怪轮休咎”。同时,这一时期正史虽然还津津乐道五德终始说,为王朝的建立披上神学的外衣,却已经流为一种历史记述的程式。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史学神意史观的背后,其实还蕴含了一种正统观念,既然王朝建立是天命所归,是五德循环的定数,自然也就是正统的。

再次,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王朝政治出现危机,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种常态。政治危机往往激发出史家的历史忧患意识,使其高度重视以史资政。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惧”乱世,诚如孟子所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通过属辞比事,劝善惩恶,以史为法,起到了使“乱臣贼子惧”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古代史家中,最早明确提出以史资政的当属杜佑,其所作《通典》以“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为撰述旨趣。杜佑重视以史资政,当然是以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为背景的,他希望通过探究历代典章制度沿革,为唐朝政治改革找寻出路。李翰对《通典》蕴含的浓厚的经邦致用思想评论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夫然,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司马光作《资治通鉴》,直接以“资治”冠名,以“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撰述对象,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撰述目的,其强调史学的政治效用意识更为强烈。而司马光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以史资政,同样与北宋国家积贫积弱和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元代史家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这样评价《资治通鉴》一书的治用价值:“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清初史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始编于明崇祯末年政局衰败之时。顾炎武在《自序》中说:“崇祯己卯(十二年),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方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比遭兵火,多有散佚,亦或增补。”由此可见,该书的撰述动机是“感四方之多虞”,在明亡之前已经基本完成,只是明末大乱之后有散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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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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