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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高鑫: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更新时间:2022-07-16 20:18:22
作者: 汪高鑫  
又做增补。该书有感于明末衰政,以历史的视角,由地理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蕴含了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当然,以史资政也是传统史学一贯到底的思想。

   最后,国家统一与大一统史观。在先秦夏、商、周政权发展过程中,人们就有对大一统政治的向往。《尚书·禹贡》提出了“禹迹九州”说;《诗经·商颂·玄鸟》则对商朝疆土作出了这样的描写:“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随着春秋、战国兼并与统一战争的推进,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表达了对于国家统一的政治诉求,孟子提出的“定于一”的思想,便是人们渴望国家统一的集中表述。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权的建立,这种大一统政治的理想与诉求真正变成了现实。在大一统政治背景下,秦汉社会普遍重视颂扬大一统。秦始皇君臣刻石颂功,即用一种特殊的历史书写形式来颂扬秦的统一之功。汉代儒学中的公羊学派,高度重视阐发大一统思想,从《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到董仲舒所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再到何休“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系统反映了汉代公羊家的大一统史观。汉代史学更是重视记述和颂扬大一统,如《史记》对黄帝、大禹以及商周政治的统一局面进行了讴歌,指出秦朝“取天下多暴”的同时,也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书》断汉为史,以“宣汉”为撰述旨趣,亦是基于对汉朝统一与强盛的充分肯定。他以尧舜之盛需要借助典谟为历史依据,认为汉朝大一统功业也需要史家加以记述,才能使其统一功业“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之后,隋唐再度建立了大一统政权。隋唐大一统政治对于史学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史家对于大一统功业的颂扬,以新、旧《唐书》为代表;另一方面表现在大一统国家对史权的重视与掌控上。隋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从此以后,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都不能擅自撰修国史、臧否人物。唐初完善史馆修史制度,这既是史馆修史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大一统政权期望通过官方史馆来控制国史撰修的企图。元、明、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三个大一统王朝,官方不但通过正史、实录的编纂,来颂扬王朝的文治武功,而且通过编纂各类大型志书、丛书、类书、典制等,彰显大一统王朝的文化盛况,《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清六通”堪为其中的代表。当然,国家分裂时期的人们,同样具有对大一统的追求,宋代史学的正统观就明显蕴含了深刻的大一统思想。两宋史家以大一统作为判断政权是否正统的标准,司马光说:“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朱熹也说:“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宋代史学重视大一统的正统观,反映了国家分裂时期史学家期盼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以上着重从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和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四种政治现象,系统论述了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当然,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不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但这四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无疑是最为密切的。

   二、四部学视角:经子集与史的密切关系

   “四部”是指中国古代目录学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它是中国古代学术与文化的基本形态。之所以要以四部学的视角来关照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一则古代典籍虽然在目录学上存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学术分类,然而四部学之间却是具有相互包含性的,史中有经子集,经子集中也包含有史;二则在古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经子集都对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反之亦然;三则古代史家往往一身多任,既是史学家,又是经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所撰史著当中,也蕴含在其他类别的学术著作当中。因此,从学术分类而言,四部学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从学术研究而言,既然四部之间存在如此密不可分的联系,则必须打破畛域,实现融通。换言之,只有以四部学的视角来关照中国古代史学史,才能真正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面貌、特点与规律。吴怀祺在谈到经学、子学对于史学的研究意义时说:“一是提供了对历史运动解释的思维路径,包括历史变动的三统说、五行运转说等。二是成为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依据,如春秋笔法、史体史例的规定等。三是提供评论历史兴亡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尺度。”其实集部文学蕴含的历史观,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去思想与方法的意义之外,经子集还普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首先,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在中国史学史上,一直有关于经史关系的讨论,“六经皆史”的命题被历代史家反复阐释,明清时期达到高潮,以王阳明、王世贞、李贽和章学诚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当然,他们的论述,都带有各自的目的性。如王阳明“五经亦史”说,只是从心学角度肯定五经皆“吾心之记籍”;他的道器合一、经史合一说只是为了论证“六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罢了。王世贞所谓“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是从区分典籍立论的;他提出的“贵史”论对于扭转当时的荣经空疏学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李贽虽最早说出“六经皆史”一词,但他的目的只是要否定儒学权威,所以他说:“《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相较而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肯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旨在为阐发其经世致用史学思想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经史关系论虽旨趣不同,却都是对经史关系认识的推进。

   经学与史学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同源异流的关系。“同源”是指经史同源于“六经”,“异流”是指经史分途后各自形成一种学术部类。说经史同源于“六经”,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诗》《书》《礼》《乐》《易》《春秋》不但是经学的元典和核心典籍,而且作为“先王之政典”、上古三代的历史文献,它们也或为史料,或为史籍;其二,“《春秋》流为史学”,后世史学源于《春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其三,随着后来“六经”地位的提高,它们内蕴的思想,像《周易》的通变思想与天人合一思想、《尚书》的以史为鉴思想、《春秋》的“史义”与“史法”、“三礼”的因革损益思想、《诗经》的历史盛衰观与天命观念等,对后世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说,论经史关系,可以从史料、方法与思想三个方面入手。

   从经史发展的流变来看,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史学虽然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却也开始以“成一家之言”为旨趣,走向学科独立发展的道路。“六经”在各自发展流变的过程中,形成了易学、春秋学(含左传学、公羊学、穀梁学)、尚书学、诗学、礼学等专门的经学学术门类,它们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经解史与以史证经。前者是以经学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法去认识历史,后者是将史学纳入经学之中,用史事去证明经学的观点。其二,经学撰述与史书体裁。如《尚书》记言,对后世记言体史书体裁有发凡起例之功;《尚书》的综合体特点,其《禹贡》篇滥觞了历史地理类史书编撰,《洪范》篇影响了正史“五行志”“符瑞志”等的编纂,《尧典》篇对于正史本纪体裁有影响。《春秋》本身就是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不但直接影响了《左传》的编年叙事,也为后世编年体史书的编撰奠定了基础。“三礼”影响了正史的书志,以及典章制度体史书的编纂。其三,《春秋》笔法与史学求真。《春秋》的“以史为法”主要表现在褒贬书法上,体现了传统史学追求道义之真的求真理念。《春秋》笔法对于传统史学的历史叙事影响很大,其中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范祖禹的《唐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等堪为运用《春秋》笔法的代表作。

   其次,子学与史学的关系。这是讲时代思潮或时代哲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早在先秦诸子时代,诸子百家就与史学渊源颇深。诸子阐发政治主张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借助于历史。他们或借助历史史事来论证政治主张,或发表历史观点来影响时政。前者如《韩非子》中的历史典故,后者如儒家与墨家的圣王史观、道家的复古史观、法家的朴素进化史观、儒家与阴阳家的历史循环史观等;而这些历史观也成为诸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哲学思潮主要有三大主题,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大一统。汉武帝以“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来策问贤良学士,这种封建帝王的困惑,也是时代士人的困惑;而董仲舒“天人三策”阐发的天人感应论,即是代表了时代哲学对于天人关系的回答。通古今之变是时代哲学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淮南鸿烈》的历史阶段论、董仲舒的“三统”说、刘歆的五德相生说即是代表。汉代是大一统政治巩固时期,前已述及,汉代公羊家有着丰富的大一统理论。这三大时代哲学思潮深深地影响了汉代史学与史学思想的发展,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撰述旨趣,以及汉代史学普遍重视宣扬大一统,即是对于时代哲学思潮的具体回应。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玄学哲学的兴起与儒释道“三教”并重局面的出现,一方面受玄学哲学影响,史学重视人物品评与宣扬名教,像陈寿《三国志》的人物品评,就“带有魏晋清谈的风格,这种突出人物个性的评价,重视人物的才能、品德、风貌,强调了人事在历史的兴衰中的作用”;而袁宏的《后汉纪》即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为撰述旨趣,肯定名教的本质是确定君臣父子的高下、尊卑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另一方面,释道哲学的融通,影响了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方方面面,对于史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反映佛道发展的历史编纂迅速增多,其中魏收的《魏书》第一次在正史撰述中创立了“释老志”;二是历史叙事与评论中对于佛道鬼神的批判,像南朝范晔《后汉书》宣扬“无佛”“无鬼”论,中晚唐韩愈史论中的反佛思想等即是代表。宋元理学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对于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具体表现:一是天理史观得到宣扬。宋元史学重视以天理作为历史评判的重要标准,“陶镕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成为历史撰述的目的,史学出现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二是受理学格物致知为学之方的影响,史学的通识意识得到加强,出现了一批具有通识意识的通史名著;三是明理对于历史编撰的影响。从史书编撰体裁来讲,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创立的纲目体,即是出于明理的需要创立的新的史书体裁,其纲举目张的叙事方法,使得“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从叙事书法而言,《春秋》褒贬书法得到大力提倡,人们在天理史观指导下肆意褒贬史事,范祖禹的《唐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堪为代表。明清哲学思潮对于史学的影响,明显表现出嬗变的特点。明代阳明心学哲学赋予个体极大的能动性,促成史学自我意识的觉醒,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史学思想得到深发。清初实学思潮的兴盛,促成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兴起,史家重视“引古酬今”“以古训今”,提倡“实学实用”。而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使得为考据而考据成为时代风尚,实学的致用主张被阉割,这种局面一直到嘉道时期新的经世致用风气的兴起而得以改变。

   最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学科的出现,始于东晋、南朝时期。而在学术实践中,文与史不但源远流长,且文与史的分离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或春秋时期。白寿彝就认为,“历史跟文学的分离,事实上可能要比《国风》和《春秋》早,但就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材料说,只能从《国风》和《春秋》算起。”不过,学术发展出现的文史分离现象,却不可能割断文史之间的密切关系。具体来讲,文史关系可以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著作中的语言表述。历史学通常意义上讲的文史结合,其实是一个历史叙事中的语言表述问题。从传统史学具体实践来看,古代史家的历史叙事,往往都会采用文学中的一些叙述手法,将此作为历史叙事的具体义例来加以运用,使得历史叙事更为生动、更具感染力。在这方面,《左传》《史记》《资治通鉴》都堪称典范。《左传》叙述的时代战争频繁、游说成风,而善于描写战争与记述辞令也就成为《左传》最突出的特点。《左传》记述的著名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崤之战、鄢陵之战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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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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