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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陆:中国文学史上的北游南归与文化认同

更新时间:2022-07-14 20:16:32
作者: 周兴陆  

   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和对峙造成士人被迫北游而不得南归的悲剧,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对于陆机和庾信两个文人来说则更加刻骨铭心,他们的文学表达也更为触目惊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所幸的是,唐代的江山一统,结束了这种南北对峙。这样的人生悲剧少了,心灵的创伤也就逐渐抚平、淡然了。

  

   二 天下一家与文学中的南北问题

  

   天下久分必合,隋唐两朝结束了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实现了政权的统一,历史进入新的辉煌时期。统一的政权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弥合南北之间的裂痕,唐太宗时期编撰的《氏族志》将普天下的土著百宗纳入一统,实行科举考试代替过去的乡举里选。不论南北士人都有晋身之阶,全国举人都可自由报考,进士及第即可授官。思想文化上,经学、史学和文学都是兼收并蓄,真正做到了南北统一,天下一家。晚唐时闽人王棨《江南春赋》所谓“今日并为天下春,无江南兮江北”(30),反映了天堑变通途以后的唐代士人的南北一体观。梁启超曾说:“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31)没有了南北对抗,唐代文人浪游梁宋,探海吴越,漫游生活几乎无远弗届,胸襟和眼界都比六朝文人更为开阔。在他们的诗文里我们很难读到像陆机和庾信那样南北对峙的情绪。

  

   于是,唐代文学中的南北问题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长安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洛阳可以说是副中心。不仅唐朝皇帝经常驻跸洛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都在洛阳设府,武后、玄宗在洛阳举行过多次进士考试,代宗永泰元年至大历十一年(765-776)正式设置两都贡举。长安和洛阳是举子荟萃、猎取功名的地方。正如李观所感叹:“士有才与艺,而不北入洛、西入秦,终弃之矣。”(32)唐人赠序之类诗文,多鼓励年轻人北游京师谋取功名。如柳宗元《送徐从事北游序》曰:“生北游,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显者,由是其果闻传于世欤。”(33)只有获得了功名官位,才能将儒家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成为真正的儒者而实现抱负。唐代诗人无不直白地表达出对长安、洛阳的神往之情。李白诗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34)杜甫诗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又曰:“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35)郑谷曰:“黄花催促重阳近,何处登高望二京。”(36)二京,指长安、洛阳,是唐朝政治、文化中心。积极入世的唐代士人念兹在兹,谁都不愿意离开。“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37),道出唐代诗人的共同心声。而且,正统文人一直是在维护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唐时河北军阀割据,招引京城失意者归之,妄图与朝廷对抗。韩愈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表达不赞同董生北游,并希望他寻访燕赵的忠义之士归顺朝廷为唐朝效力;张籍拒绝地方割据军阀李师道的征召,都是出于对唐朝廷的忠诚拥护。

  

   唐朝时南方文化逐渐兴起,人口大量增加,士人参与政治的热情高涨,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愈益增加。于是,送南方士人落第还乡,就成了赠送诗文的一个重要主题。翻阅唐人诗文集,送人落第南还、东归的赠序比比皆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盛唐时期这些赠送诗文多是积极的勉励之词,失败里看到希望,同情中充满鼓舞。如陶翰《送谢氏昆季下第归南阳序》劝勉曰:“他日之奋六翮、登九霄,未为后耳!”又《送田八落第东归序》曰:“夫才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其中矣。”(38)这既是安慰,更是鼓励。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曰:“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对不能推荐丘为表示自责;《送严秀才还蜀》曰:“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鼓励他来年再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曰:“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可谓循循善诱,宽怀慰勉。(39)其中毫无南北之见,充满了积极有为、劝勉鼓舞的话。南北问题在唐代士子身上表现为对政治权力中心的向往、靠近,以及参与的热情和这种热情不能实现而带来的失落与不平。

  

   唐时的朝廷重京官而轻外官。京师乃衣冠所聚,声名所出,夤缘晋身的机会更多,因而士人任京官后多不愿意外出。唐朝的贬谪制度,“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40)。朝廷官员或贬为州刺史,或谪为县尉,数年后遇赦或有政绩而可以量移近地甚至返京。唐代京官以北人为多,而贬谪之地,“南方较之北方,岭南道及江南西、东道较之其他诸道,流贬人数更为集中”(41)。这在客观上对于开发偏远的南方,移风易俗,提升文化是有意义的。但从北到南,从京华到偏僻之地,辽远的空间对比和巨大的人生落差,给士人带来剧烈的心理冲击。因此,贬谪成了唐代文学的一大主题,贬谪文学中出现了新的南北空间问题。送贬谪之官,多如王维《送杨少府贬郴州》之“长沙不久留才子,贾谊何须吊屈平”(42),宽慰劝勉对方迟早会返京复职;而对被贬谪者来说,南方“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43),“瘴疴扰灵府,日与往昔殊”(44),担心一把骨头老死于瘴疠之地。一直到北宋,秦观被贬郴州还抱有唐人这种心态,苏轼、黄庭坚虽然同遭远斥,但学道坚实,能战胜穷达。今人对唐宋贬谪文学多有研究,兹不赘述。单单从南北问题的视角来看,北方的京华是万人仰望的中心,是士子实现梦想的所在;而当时南方瘴疠之地,则是官员的梦魇。北游的热情和憧憬,南还的失意和无奈、南遣的酸苦和绝望,成为唐人诗文中常常出现的空间情感。若将其与六朝陆机、庾信等人相对照,会发现南北的文化意味和情感意义发生了逆转。

  

   明朝同样是天下一统,而此时南北问题则出现了新的特征。每一个新兴的朝代都给士子带来新的希望,激发士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但是明初朱元璋大量起用北方士人,对南方士人多有疏远和压制。尤其是在永乐迁都北京之后,朝廷中南北矛盾较为突出,高位多为北人占据,南方士人普遍地遭到镇压和打击。(45)而明代江南经济发展迅速,生活富庶。因此,士人在京师遭到压抑后,往往选择致仕归田,逍遥于园林,以诗酒歌舞为乐。弘治正德年间泉州人蔡清所谓“凡百有退无进,自甘稿(槁)死于下矣”(46),是南方士人较为普遍的仕宦心态。江南士人多田园等产业,有丰厚的经济来源,不必依靠俸禄过活,因而多有辞官归乡者。何良俊就“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47),自然不愿意局促于南京翰林院孔目这样的微官受人挤兑,而早早辞官归隐。南方士人一旦看清报国无门就抽身而退,江南经济足可颐养天年。或者是像顾宪成等人那样,受到朝廷排挤回乡后,结文社以抗争。总之,明朝虽然一统,但政局中的南北是撕裂乃至对立的。北方对南方的排挤和压制,促使南方士人与政治中心渐相背离甚至相抗争。而大量南方文士的乡居,促进了南方文学的兴盛和地域风格的愈益凸显。

  

   三 易代之际南人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靠拢

  

   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了中华大地上多民族在交流中相互融合的过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给南方汉族士人的,往往是双重的价值冲突:除了忠君观念,还有一个“华夷之辨”的问题。宋元、明清易代之际的南方士人,都不得不面对它。

  

   宋亡后,南方士人对元朝廷的态度有一个从抗拒、徘徊到靠拢的转变过程。元军南下时,遭到了南方士众的激烈反抗,特别是江西、福建一带如文天祥、谢枋得、郑思肖、谢皋羽等人最为顽强,宁死不屈。但是到了他们的后一辈,如吴澄、何太虚、揭傒斯、戴表元、虞集等人时,元朝的江山已经稳固,反抗已没有意义。是继续隐处乡间不与元朝廷合作,还是抓住较早投靠元朝的南士程钜夫给予的机会而臣服并参与新政权?这是南方年轻士子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吴澄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被程钜夫举荐至大都,随即以母老辞归;大德六年(1302)因董士选力荐,再入京师,次年又南归。这“两征两起”就体现了他的心灵挣扎。吴澄最后还是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并以“士之生斯世也,其必有以用于世也”的道理鼓舞弟子黄孚(字文中)赴京师展其才用。(48)他在至大元年(1308)撰作《送何太虚北游序》,鼓励表弟何中(字太虚)入京。而何中是抗元志士何天声、何时的后代,北上入大都自然怀有沉重的心理负担,最后还是悻悻而归,一生都是“南冠故国人”(49)。好友揭傒斯在京,馆于程钜夫门下,送何太虚南归并赠诗:“步出城南门,怅望江南路。前日风雨中,故人从此去。”(50)一对好友从此就人生异路了。吴澄应元朝廷的征辟,北上入都出任国子监丞。当时江西庐陵的刘岳申称赞说:“方今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虽有杰然者,不在是任;然则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与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门,是犹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51)吴澄出任国子监丞,不是屈身异朝,而是造就人才、大行儒道的好机会,其意义重大。的确,后来吴澄成了元朝大儒,对于元朝廷意识形态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亡之后,许多南方文士对于是否认同新政权并与之合作都有过踌躇,在人生选择上出现了分歧。何太虚、戴表元选择隐居家乡;吴澄、虞集、揭傒斯则出仕新朝,任职翰林院、国史馆等,或为儒学教授。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认同并靠拢新兴的元政权;“华夷之辨”的观念被淡化,逐渐更替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52)的新的家国观。蜀人家铉翁是较早提出这种家国观的。他的遭际有些近似庾信,宋末奉使元营,滞留馆中;宋亡后守志不仕,馆河间(今属河北省沧州市),以《春秋》教授弟子。他读到元好问兼收南宋出使金国使臣诗歌的《中州集》时,称赞元好问胸怀卓荦过人,是“天下士”,远胜于那些小智自私者,同室藩篱,一家尔汝。其题词曰: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盖天为斯世而生斯人,气化之全、光岳之英,实萃于是,一方岂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于在中州者乎……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53)

  

   家铉翁虽然自称死后墓碑上要刻上“宋使姓某其名某”做大宋的遗民,但他的这一段“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的议论,可谓堂堂正正。“中州”不是基于地域的划分,而是依据了道统文脉。不论天南地北、四方遐迩,只要是承传中华道统文脉的就属“同国”。当时多族文士愈发认同中原文化,如耶律楚材提出以儒治国,以佛治心;萨都剌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先世为西域贵族的马祖常作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自元仁宗始朝廷大力推行崇文尊儒的政策,就是南北合力,试图建构儒家的道统文脉以整合多族为一家。

  

元代中期以后,入朝为官的南方士人越来越多。他们北上大都后,不再作为“他者”而存有陌生感。浙江临海人陈基曾追随著名学者黄溍游京师,授经筵检讨,后因罪回归吴中。即使如此,其对京师依然充满着神往之情,《送陈希文北上序》比喻说:“京师,士大夫之天池也。”(54)鼓励同学陈希文北上,翱翔乎帝乡,徘徊于清都。顾瑛虽然隐居于昆山玉山草堂,但《送陈希文秀才北上》末联曰:“圣主筑台延国士,虎头食肉定封侯。”(55)其中多鼓舞激励之意。李存为“江东四大儒”之一,虽在家乡办书院讲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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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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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民族文学研究 2022,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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